贺新郎纤夫词

1、陈维崧比较著名的词有那些

〔点绛唇〕《夜宿临□驿》、〔醉落魄〕《咏鹰》、〔夜游宫〕《秋怀四首》、〔夏初临〕《本意》、〔沁园春〕《赠别芝麓先生，即用其题〈乌丝词〉韵》、〔贺新郎〕《纤夫词》、〔南乡子〕《江南杂咏》、〔念奴娇〕《读屈翁山诗有作》、〔唐多令〕《春暮半塘小泊》、〔蝶恋花〕《六月词》、〔贺新郎〕《赠苏昆生》

2、清初词坛的代表词人是谁

词起于唐代，兴盛于宋代，衰于元代和明代。到了清代，作家辈出，词论丰富。清代词坛呈现中兴局面。（1）云间派云间，是今上海市松江县的古称。云间派形成于明末崇祯年代，活动延至清顺治朝，前后40年左右。云间派的领袖是陈子龙（1608- 1647年）、李雯（1608- 1647年）、宋征舆（1618- 1667年）以及陈子龙的弟子夏完淳（1631- 1647年）。他们标举南唐、北宋，主张 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幽兰草？题词》）陈子龙和夏完淳于1647年殉明牺牲，不入清词苑。李雯，字舒章，上海华亭（今松江）人。入清后，由廷臣荐举，授弘文殿撰文，中书舍人。著有《蓼斋集》，附词一卷。李雯的词多身世自伤之辞。宋征舆，字直方，一字辕文，上海松江人。清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官至副都御史。著有《林屋诗文稿》、《海闾香词》。
云间派的分支西冷①派有 西冷十子 ，即陆圻、柴绍炳、张丹、孙冶、陈廷会、毛先舒、丁澎、吴百朋、沈谦、虞黄吴。他们既是诗人，又是词人，在清初主浙中词坛甚久。张丹著有《秦亭诗集》12卷，格调悲凉。词名《从野堂诗余》，又名《秦亭词》。沈谦著有《东江草堂集》词3卷，《填词杂说》1卷，《词韵略》1卷。丁澎著有《扶荔词》3卷，《词变》1卷。
云间派词人还有周茂源、周纶、周维廉父子祖孙，以及计南阳、吴骐、张渊懿、田茂遇等等。张渊懿和田茂遇编辑《清平初选后集》10卷，清末石印本取名《词坛妙品》，是云间词派的一个大型选本。
（2）柳洲词派柳洲，指今浙江嘉善县一带，外延可至今属上海市的金山、松江部分地区。柳洲词人的作品由钱煐、戈元颖、钱士贲、陈谋道等汇编入《柳洲词选》，共6卷。除去明朝的41人外，属于清朝的还有117人。主要词人是钱继章、魏学渠、曹尔堪等人。
钱继章，字尔斐、号菊农。明崇祯九年（1636年）举人。著有《菊农词》，立意新颖，风格清苍。魏学渠是顺治五年（1648年）举人，官刑部主事。著有《青城词》410首。曹尔堪（1617- 1679年），字子顾，号顾庵。顺治九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升侍讲学士。著有《南溪词》。他的词风格由清逸而趋向清雄。曹尔堪一门兄弟子侄中有多人擅词，如曹尔坊、曹尔埴、曹尔埏、曹尔垣、曹鉴平、曹鉴章等。曹尔堪在康熙四年（1665年）与宋琬、王士禄三人在杭州唱和，各填《满江红》8首，合为24篇。后来南北词人应声而和者数以十计。称为 江村 唱和，成为清初词坛盛事①。
①西冷，地名，今杭州市的古称。
（3）阳羡词派阳羡在今江苏省宜兴县。阳羡词派以陈维崧为领袖。陈维崧与邹祗谟、董以宁在顺治七年（1650年）唱和，为阳羡派形成的起点，到蒋景祁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去世为终点，一共40多年时间。阳羡词派否定 词乃小道 的观念，认为词的本体功能与 经 、 史 相同；主张言为心声，情贵乎真。他们或抒民生之哀，或叹故国之痛。聚集在陈维崧周围的词人有上百人。既有明朝遗老逸民、忠烈后裔，也有清朝迁客谪宦、放废之士。阳羡词派中成就较大的词人是陈维崧、万树、陈维岳、蒋景祁等。
陈维崧（1625- 1682年），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清初诸生，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明史》。一生所作词达1629阕之多，为古今词家所未有。著有《湖海楼诗文词全集》54卷，其中词占30卷。陈维崧早期词 多为旖旎语 ，中后期词风格豪迈奔放，接近宋代苏轼、辛弃疾。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 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 迦陵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填词之富，古今无两。 陈维崧的词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如《贺新郎？纤夫词》反映了清廷强征壮丁服役的生离死别场面：战舰排江口。正天边、真王拜印，蛟螭蟠钮。征发棹船郎十万，列郡风弛雨骤。叹闾左、骚然鸡狗。里正前团催后保，尽累累，锁系空仓后。捽头去，敢摇手。
稻花恰称霜天秀。有丁男、临歧诀绝，草间病妇。此去三江牵百丈，雪浪排樯夜吼。背耐得、土牛鞭否？好倚后园枫树下，向丛祠、亟倩巫浇酒。神佑我，归田亩。
陈维崧的小令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设想奇特，笔力健挺。如《点绛唇？夜宿临洺驿》：晴髻离离，太行山势如蝌蚪。稗花盈亩，一寸霜皮厚。赵魏燕韩，历历堪回首。悲风吼，临洺驿口，黄叶中原走。
万树（1630- 1688年）字红友，又字花农，号山翁。万树自己创作的词《香胆词选》6卷500首。他在词学建设上最大成就是编纂成《词律》20卷。
共收集唐、宋、金、元词660调，1180余体。
陈维岳（1636- 1712年），字纬云，晚号苦庵，是陈维崧的三弟。著有《红盐词》。陈维岳词早年绮丽，后转苍凉。词中充满思念手足之情和对家国巨变的慨叹。
蒋景祁（1659- 1695年），初字次京，改字京少（又作荆少）。蒋景祁自己作的词有《梧月词》和《罨画溪词》两个词集。陈维崧临终之前将著作手稿托付给蒋景祁。蒋景祁编选了 天黎阁 本《陈检讨词钞》12卷以及诗文、骈体的选钞。这是陈宗石汇刻《湖海楼集》之前的一个重要版本。蒋景祁在词学建树上最称卓著的是他编选了大型词选《瑶华集》22卷。全部选词2467首，存人507家①。
①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0-46页。
（4）朱彝尊和前期浙西词派朱彝尊（1629- 1709年），字锡鬯，号竹坨，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科博学鸿词，以名布衣被征召，中第一等第十七名，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明史》。康熙二十二年入值南书房，康熙帝准允其在紫禁城骑马，还赐居景山之东。朱彝尊的诗歌与当时的王士祯齐名，被称为 南朱北王.他是清初浙西词派（又称浙派）的开创者。他从顺治十三年（1656年）居曹溶广东布政使司幕下开始填词，到康熙二年为初期，著《眉匠词》；从康熙三年到康熙十七年为中期，著《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蕃锦集》，其中《江湖载酒集》最佳。他的词《消息？度雁门关》抒发了故国之思：千里重关，凭谁踏遍，雁衔芦处？乱水滹沱，层霄冰雪，鸟道连句注。画角吹愁，黄沙拂面，犹有行人来去。问长途、斜阳瘦马，又穿入，离亭树。猿臂将军，鸦儿节度，说尽英雄难据。窃国真王，论功醉尉，世事都如许！有限春衣，无多山店，酹酒徒成虚语！垂杨老，东风不管，雨丝烟絮。
康熙十八年起，至康熙三十一年归里为后期，《茶烟阁体物集》基本上是后期之作。朱彝尊在康熙十年左右仍强调表意述志的主体抒情性。如在《红盐词序》中说： 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 但是到了康熙二十五年左右，朱彝尊为丁炜作《紫云词序》时，却说： 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 他的词学观趋向保守了。朱彝尊所作词现存500多首，收入《曝书亭集》。
前期浙西词派作家与朱彝尊并称 六家 的有：李良年著有《秋锦山房词》；李符著有《耒边词》；沈皞日著有《柘西精舍词》；沈岸登著有《黑蝶斋词钞》；龚翔麟著有《红藕庄词》。此外，还有汪森著有《小方壶存稿》、《桐扣词》、《虫天志名家词话》，并与朱彝尊一起编《词综》30卷；周筼著有《采山堂集》；陆葇著有《雅坪词谱》；前期浙西词派中既有嘉兴籍的沈进，乌程籍的沈尔璟，嘉善的柯崇朴、魏珅等浙西作家，也有顺天（今北京）大兴的邵瑸。浙西词派标举南宋，推尊姜夔、张炎，崇尚醇雅、清空，对廓清明代以来的纤仄绮靡之风是有功绩的。但往往着意于词调圆转、琢句精美，而使内容失之于贫乏，越到后来，咏物之风越胜，浙西词派就显出颓势来了。
①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5-216页。
（5）京华词苑 三绝 京华词苑 三绝 指曹贞吉、纳兰性德和顾贞观，当时他们三人都在北京。
曹贞吉（1634- 1698年），字升六，号实庵，山东安丘人。康熙三年（1664年）进士，官礼部郎中。曹贞吉的诗词均佳，诗风雄浑豪宕，词风雄深苍稳。
著有《珂雪词》2卷。《四库全书总目》评他的词是： 大抵风华掩映、寄托遥深。古调之中，纬以新意。 曹贞吉论词主张独创，反对摹拟，宁失之粗豪，不甘为描写。他写的《满庭芳？和人潼关》雄浑苍茫，感慨战乱，期待和平：太华垂旒，黄河喷雪，咸秦百二重城。危楼千尺，刁斗静无声。
落日红旗半卷，秋马急，牧马悲鸣。闲凭吊，兴亡满眼，衰草汉诸陵。泥丸封未得，渔阳鼙鼓，响入华清。早平安烽火，不到西京。
自古王公设险，终难恃、带■之形。何年月，铲平斥堠，如掌看春耕。
纳兰性德（1655- 1685年），满族词人。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其父明珠，累官至大学士、太傅。性德于康熙十五年应殿试，赐进士出身。选授三等侍卫，后晋为一等。他善书法，能骑射，工诗词。他与一时俊异顾贞观、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严绳孙、秦松龄等交游甚厚。吴兆骞以科场事谪戍宁古塔，经顾贞观恳请，性德请于其父，醵金赎之归。著有《通志堂集》、《经解》。词集初名《侧帽》，后增补为《饮水词》。今存词350首左右。他善用白描手法，悼亡之词情真意挚；边塞行吟苍凉清怨。如《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顾贞观（1637- 1714年），字华峰，号梁汾，江苏无锡人。康熙五年（1666年）举人，官内阁中书，曾在宰相纳兰明珠家课馆，与纳兰性德相厚。著有《弹指词》3卷，《积山岩集》等。顾贞观与纳兰性德合作选《今词初集》2卷，包括清立国以来30年间184个词人的作品。顾贞观词论追求清新自然，自抒性灵。他不愿 学步古人 ，主张 变而谋新.他曾作《金缕曲？寄吴汉槎（吴兆骞）宁古塔，以词代书，丙辰冬寓京师千佛寺冰雪中作》，是清代词苑万口流传的名篇。第一首：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甘载包胥承一诺，盼鸟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论说： 二词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宁告诫，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
清初著名词人还有吴伟业，著有《梅村诗余》2卷；金堡（今释澹归）
著有《遍行堂集》；宋琬著有《安雅堂集》、《二乡亭词》；龚鼎孳著有《香严词》，又名《定山堂诗余》；余怀著有《玉琴斋词》；女词人徐灿著有《拙政园诗余》3卷；王夫之著有《鼓棹初二集》、《潇湘怨词》；毛奇龄著有《桂枝词》6卷；屈大均著有《道援堂词》，亦称《骚屑》；彭孙遹著有《松桂堂集》、《延露词》、《金粟词话》；吴兆骞著有《秋笳集》8卷；王士祯著有《衍波词》、《阮亭诗余》等等。

3、求一篇文学鉴赏古代诗歌论文

田园风光美 人民生活苦
——中国古代田园诗词

一、
所谓田园诗，应是指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人们通常把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诗称为“田园诗”，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便把田园诗的范畴限于隐居乡野诗人的作品，把其题材局限于写农村田园的风光和隐士的乡居生活。这样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园诗的创作情况，但它既不能包括《诗经》及汉乐府中许多写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也无法概括唐宋以后田园诗内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田园诗创作公认的典范作品是范成大的田园诗作，而其代表作首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有许多内容是狭义的田园诗定义所无法包括的。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再如：“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铜钱买酒回。”显然这两首诗中既未写农村田园风光，也没有隐士的形象，却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受的剥削。诚然，写这类题材并不始于诗人范成大，只是在此之前它习惯上不被文学家视为田园诗。范成大对田园诗的最大贡献也许正在这里。他把以反映农村现实的诗作归入田园诗苑，使田园诗上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也把传统的田园诗从仅写知识分子闲情逸致的狭窄樊篱中解放出来。
因此，如果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为标准来确定田园诗的疆域，田园诗应指以农村为题材，反映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它既有写农村自然风光和隐士生活的一面，也包括乡村的民情风俗、农民的劳动生活、农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内容。这样的认识，不仅更符合我国古代田园诗创作的事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田园诗的思想价值，使它较之山水诗、咏物诗、爱情诗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二、
《诗经》中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其代表作如《豳风•七月》、《周南•芣苢》、《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些作品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汉乐府中以农村为题材的田园诗不很多，但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中如《江南》诗展示出江南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男女青年劳动生活的快乐，而《平陵东》则写官吏公开劫掠农民的财物。这些早期田园诗作开创了田园诗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后世的田园诗创作及整个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田园诗人。他接近农民，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他的许多诗歌，表现对劳动和农村田园风光的赞美，道出了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和情趣。由于他的诗风格质朴自然而形象鲜明，语言上也很有成就，因此对后世田园诗的创作影响极其深远。

唐代是田园诗创作异彩纷呈、云蒸霞蔚的时代。初盛唐时期，经济繁荣，优裕的物质生活，使诗人陶情田园山水，他们或把隐居乡野山林作为求官出仕的“终南捷径”，或因官场失意，把过乡居生活作为超脱宦海风波的方式或麻痹政敌的韬晦之计。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孟浩然以布衣终老，隐居故乡的鹿门山。王维在仕途受挫后，买下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庄，亦官亦隐。他们的田园诗具备下列两个特点：一是与山水诗融合，许多写山村自然景观及隐士生活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无明显的区别，充其量也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积雨辋川庄作》、《山居秋暝》、《新晴野望》、《过故人庄》等。二是王孟(尤其是王维)的诗较之陶渊明、谢灵运更重视意境的刻划，从大自然恬静的美景中显示出诗人高蹈出世的情操和志趣。如王维的《渭川田家》、《桃源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无不如此。王维的田园诗，意境既浑融完整，又多精工刻划，语言也清新洗炼，可谓从内容到艺术上都融合了陶谢二家之长。由于王维崇尚佛老，故他的田园诗更静穆，诗境更有层次，有更深的底蕴，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他们很少写农民，从不接触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而其思想价值不高。
李、杜二位大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漂泊中与农民有了广泛接触，甚至定居乡间。他们的诗中或写农民的劳动生活，或写农村的自然景物，或写战乱年代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李杜虽不以田园诗名家，但其田园诗作同样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同时代的诗人如储光羲、韦应物、戴叔伦，也都不乏田园佳作。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痈疽一直未能根治，战乱、灾荒、统治者的巧取豪夺给人民带来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中晚唐时期却成为现实主义田园诗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虽也有“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杜牧《商山麻涧》)、“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那样恬适、宁静的乡居生活，诗人笔下更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唐彦谦《采桑女》)的血泪篇章。中晚唐的田园诗较少受陶、谢的影响而上接《诗经》和《汉乐府》。许多作品讽刺辛辣，见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些民歌原先是用于歌颂农民的劳动和爱情，故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效民歌的作品，较多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其二是与新乐府运动的密切结合，张籍、王建、白居易便是善于写田园乐府诗的大家。如张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柳宗元《田家行》、白居易《杜陵叟》都是这类田园诗的杰构。
宋初的田园诗创作受中晚唐诗风影响，这与当时整个诗坛的情况是相似的，但在这一领域中西昆派诗人并未涉足。这是因为西昆派诗人大都是达官贵人，他们不仅没有亲身体验躬耕乡居的隐士生活，对民生疾苦则知之更少，因而宋初田园诗中看不出贾岛、姚合、李商隐的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写作田园诗较多的是受白居易和晚唐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影响的一些关心民瘼、政治地位不高的诗人。如王禹偁《田调》、《村行》，梅尧臣《田家语》、《陶者》，张俞《蚕妇》。这些诗还未打上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烙印，也还未形成自身的明显特点。
开创宋代诗风的苏轼、黄庭坚及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田园诗作，则不仅一般具有关心人民疾苦的内容，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苏轼之《山村五绝》，便尖锐讽刺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由于盐法太苛，百姓没有盐吃，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去带剑贩卖私盐。其《吴中田妇叹》更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尖锐讽刺了“青苗法”。黄庭坚之《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诗中也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也写出“青苗法”实行中的弊端。这里显然不难看出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反，王安石的《后元丰行》则热情讴歌新法实行十年后农业大发展，社会出现暂时的安定景象。毫无疑义，这是对新法理想化的歌颂。王安石变法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农民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诗中出现如此政见旗帜鲜明的田园诗作，这在整个田园诗词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词作，最早为张志和《渔歌子》，其后五代孙光宪《风流子》也以描写田园风光为内容，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但唐五代词中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毕竟是很少的。我国词史上第一个较多写作田园词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如他去徐州城东石潭谢雨途中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便是其代表作。它拓宽了词的领域，使词空前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生活。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是写田园词最多的大家。他自号稼轩，据其自己解释，就因为“人生在世，当以力田为先”。他的田园词作大都写于退居带湖、瓢泉时期。其中《清平乐•村居》、《鹧鸪天•代人赋》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田园词章。这类田园题材的词作，较多使用白描手法，以质朴清新的格调，反映出农家生活的片断和农民的音容笑貌。陆游一些写渔父闲适自在生活的词作，实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陆游还和杨万里、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他们都是年老告别官场以后长期退隐田园的。他们对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寄予了满腔同情，其中尤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作成就更高。它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宋代农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写与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并以浓墨重彩写到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赋予以闲适为其特征的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容，使近两千年来千汇万状的田园诗汇入一流。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历来被推为田园诗的光辉典范，这是因为它不仅题材开阔，而且诗句清丽明快，形象鲜明生动，而成为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宋亡以后月泉吟社遗民诗人的田园诗。月泉吟社是吴渭、谢皋羽、吴思齐发起成立的。他们于丙戌年(1286)小春望日(十月十五)，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后收得2735卷，评选出280人。于三月三日发奖。其中颇多值得一读的好诗。如此众多的人参加同一题目的田园诗创作，这是我国田园文学史上的空前盛事。
金元时期的田园诗词为数不多，但却独具特色：其一是诗与绘画艺术的紧密结合，其二是多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金元时期是我国书法绘画艺术迅猛发展的时期，大书法家、画家赵孟〖FJF〗瞓〖FJJ〗奉太后懿旨作的《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大画家倪瓒的《荒村》、《东林隐所寄陆征士》等作品均为诗画结合的田园诗代表作。赵孟〖FJF〗瞓〖FJJ〗虽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但他被荐于朝之前显然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农事很熟悉，故这些田园诗历历如绘，颇有诗情画意。倪瓒为元四大画家之一，尤擅水墨山水画，他的诗多取材于太湖一带，田园与山水融合，意境幽淡萧瑟，且诗中有画。金元两朝还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故田园诗中也多牧歌式的作品，这在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尤为常见。
明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成就平庸的时代。田园诗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未能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创新。但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在明代田园诗中还是随处可见的。从明初的高启、于谦，到明末的张纲孙、陈子龙，都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下了反映人民苦难遭遇，能下千年之血泪的佳作。钦叔阳的《税官谣》还以诗记叙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昆山农民葛成领导的抗税斗争。这在明以前的田园诗中是很少见的。
清诗是继唐诗、宋诗之后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大，使唐诗也瞠乎其后；其成就之高，也是可与唐诗媲美的。清代的田园诗，同样具备这样两个特点。清词是与宋词并峙的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也远出宋词之上，其田园词亦然。
清初战争不断，农民除经济上受沉重剥削外，还得为军队服劳役。施闰章《牵船夫行》、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对此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这段时期，农民、盐民受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以至岭南一带竟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宋琬《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吴嘉纪《绝句》、屈大均《雷女织葛歌》、《菜人哀》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令人读之下泪。清初一些遗民诗人(如顾炎武)也写过一些反映隐士生活的诗，但他们并未忘怀国仇家恨，隐居往往是抗清活动的思想准备。
随着清政权逐步巩固，经济繁荣，物质生活也逐步富足起来，田园诗词从题材到审美趣味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足饱和，恬淡自适的田园诗词又应运而生了。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王士祯《真州绝句》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其写景优美，笔致清新，恬淡自然，与陶谢、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格调相近。但清代是我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清朝后期更为腐败，统治者穷奢极侈，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加剧，加之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诗词中，使清代中后期的田园诗创作中又涌现出大批现实主义杰作。周弘《道旁叹》揭露赈荒之弊，查慎行《村家四月词》写农民以人拉犁的苦况。蒋楛《河堤曲》以民谣形式，写黄河泛滥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令人欣喜的是从田园诗中传出的不仅是农民的痛苦呻吟，还传出愤激反抗的呼声。如赵执信《甿入城行》写县令以赈荒名义到农村催租逼税，激起农民的反抗，这是古代田园诗中不多见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与血和火一起闯入中华大地。但这一切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福音，它只导致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田园诗人笔下的农村，已完全见不到恬静与幽美，到处是饥荒、弃儿、流民……。魏源的《江南吟十章》写苏州农民将粮田改种花木，道出封建经济的破产。陆嵩《鬻儿行》、姚燮《谁家七岁儿》、贝青乔《杂谣》便写出荒时暴月，农民被迫逃荒讨饭，小儿被遗弃或被卖掉换粮。郑珍的《经死哀》、黄遵宪《邻妇叹》、周实《睹江北流民有感》都艺术生动地写出封建社会末期我国农民生活的苦难。他们这啼饥号寒的呐喊，仿佛产妇分娩时阵痛的呼叫。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应该被埋葬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就要在这痛苦的呼唤声中诞生。

三、
我国田园诗词源远流长，历来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两千多年我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其中许多作品，甚至比正史更具体深刻地反映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出兵攻宋，朝廷因正规军不足，下令征集乡兵。地方官为邀功而滥行征点，又适逢夏雨成灾，梅尧臣在襄城知县任上作的《田家语》、《汝坟贫女》两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点弓手”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有些田园诗还能印证正史：《明史》记载于谦任山西巡抚时因平反冤狱，救灾赈荒，兴修水利，使人民安居乐业。于谦本人在《平阳道中》以“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实况。古代田园诗词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苑中的瑰宝，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田园诗词与民歌有着血肉的联系，早期见之《诗经》、汉乐府中的田园诗自不待言，唐宋以来的田园诗词与民歌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田园诗大量见之于新乐府诗人如张籍、王建、白居易的乐府诗中。这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田园乐府诗显然胎息于民歌。其二是模仿民歌曲调创作的田园诗词。最典型的是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又称《巴渝词》)，便是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改词而成。此外如《杨柳枝》等也都是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民歌本属社会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口头创作，因而这类受民歌影响而写作出来的田园诗词，大都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艺术上也大都独具特色，新颖别致。
田园诗与山水诗在文学史上是一直被相提并论的，但山水诗的出现要比田园诗晚得多。《诗经》及两汉的诗歌中没有以山水为题材的，两晋玄言诗中已有写山水的成分，但山水诗的兴盛是在宋齐时期。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大都是同一类政治上失意或隐居山林以等待一朝交泰、飞黄腾达者，或是从官场退休林下、颐养天年的人。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交叉发展如同珠江的支流北江和西江一样，它们来自不同的源头，在三水附近合流了，随即又分开了，但分流而下的江水中已分不清哪些水来自北江，哪是来自西江。盛唐以后写农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部分作品中甚至兼及这两方面的题材。明清时期，这样的作品已颇为可观了。而另一部分反映现实的田园诗，则与山水诗一直并行发展，没有相互融合。融合和分流是文学题材、形式发展的两种方式，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关系也正如此。但从艺术上来说，田园诗比山水诗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这是与其题材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总之，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某些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教科书。阅读这些田园诗词，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可以从中研究古代农村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补正史之不足。田园诗中大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诗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能给人美的享受。对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我们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4、帮个忙啊!!

论明词的价值及其研究基础
张仲谋

明词以及明词研究已经被忽略得太久了。明人论“当代”词，已经自惭形秽，清代诸家词话提到明词，更差不多都是贬抑否定之词。三百年来，为明词发覆表微之举，一为清代嘉庆年间王昶选编的《明词综》，一为近人赵尊岳于20世纪30年代辑刻的《惜阴堂明词汇刊》。20世纪出版的数十种文学通史或断代史，从未论及明词。专体史如刘毓盘《明史》第九章以极少的篇幅论明词，不过聊补阙典，而题为《论明人词之不振》；王易《词曲史》则称明代为“入病”，而清词为“振衰”，鄙薄明词之意显然。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五十年间，唐宋词领域的研究已到了“精耕细作”的地步，清词研究也已取得相当的成就，而明词仍然是一块榛芜未剪的荒地，偶尔有一些文章谈及明词，也有一些词的选本选录了一些明词，但真正的研究却还没有起步。所以词学专家刘扬忠先生才会多次对明词研究的冷寂状况深致慨叹（注：参见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王兆鹏《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刘扬忠《新中国五十年的词史研究和编撰》，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

鉴于上述情况，我于1996年申报承担了江苏省“九五”规划项目《明词史研究》，又于2001年承担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委员会项目《明代词学资料汇编》。现在《明词史》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明代词学资料汇编》也接近完成。对于明词与明代词学，做了一些初步的文献清理工作，也形成了一些粗浅的认识。回过头来反思过去的近百年间对于明词的态度以及相应的误解与偏见，才感到是多么滑稽可笑而几近于荒唐。熟悉或了解明词的人几乎没有，而人人都无端自信地鄙薄明词以为不足道。这种状况在文学史学科崛起而至于繁兴的20世纪竟然持续了近百年之久，既与社会战乱与政治动乱有关，与学术界偏重显学、趋热避冷的学风似乎也不无关系。

在本文中，我想结合近年来研究明词与辑录明代词学资料过程中的体会，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明词的文学价值

明词的文学价值，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照。

首先，从明词的作家、作品及其艺术成就来看。尽管我们承认明代是词的中衰期，上不如宋，下不如清，但这种因为过于宏现而失之粗糙的大判断并不足以成为否定明词的定谳。就明词论明词，名家与佳作仍是所在多有。晚明时期，由钱允治选编、陈仁锡笺释，成书于万历甲寅（1614年）的《类编笺释国朝诗余》5卷，收明初至万历时词人凡27家及无名氏作品共461首。由顾璟芳、李葵生、胡应宸合选，刊行于康熙元年的《兰皋明词汇选》8卷，共选录词家231人，词作605首。由王昶选编，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的《明词综》12卷，共收录明代词人380余家，词作500余首。20世纪30年代，由赵尊岳辑刻的大型词集丛刊《惜阴堂汇刻明词》（又称《惜阴堂明词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题为《明词汇刊》），共收入明词文献268种，其中词话1种，合集、倡和集3种，总集（词选）6种，词谱2种；其余为明词别集，计256种（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词汇刊》，其“出版说明”中谓该书收“词选五种”，当为6种；“别集二百五十七种”，当为256种），词作达一万余首。《全明词》虽然迟迟未能出版，但据其主编之一张璋先生说，《全明词》共收明词作者1300余家，词作2万余首（注：参见张璋《明词不可抹杀》一文，载1984年12月25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根据《全唐诗》、《全宋词》等总集的编集规律来说，应该说明代词人词作的数量还未见底。但熟悉宋词的人会对这两个数字作出反应，因为它和宋代词人词作的数量非常接近。这似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数量也能证明一定的问题。一代才人抛掷心力于此，其间不可能全无佳作。从明初的刘基、杨基、高启、张肯、瞿佑，到明代中期的马洪、杨慎、夏言、陈霆、陈铎、王世贞，再到明代后期的施绍莘、茅维、易震吉、沈宜修、叶小鸾，一直到标志着明词的辉煌终结的陈子龙、夏完淳，他们的作品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足以证明“词亡于明”或“明代无词”的说法是武断而不可信的。历来轻忽明词的人总不免陷入一种误区，既以宋词体现出来的审美规范去衡量宋代以后的词人，以似宋或不似宋的类比思路去排斥一切与宋词异趣的词作。一旦走出这种思维误区，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词史发展过程中的异量之美，把明词的特色与缺点剥离开来，就会发现明词还是不容简单否定的。至于作品例证，举出一两篇或三五篇作品似乎不足以说明问题，而大量的罗列又不符合论文的写作规范。一个简单的例证是，那首从杨慎的《廿一史弹词》中摘出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因为被毛宗岗移植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开头，后来又被作为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词，而成了妇孺皆知的名篇，而这首作品在明词中虽属佳篇，却称不得杰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浏览一下《明词综》或夏承焘、张璋编选《金元明清词选》中的明词部分，至少也会感到明代无词的说法是不足凭信的。

其次，从千年词史的逻辑发展来看，明词无可置疑地是其间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少了这一段，词史也就丧失了连续性和完整性。明代前后长达270余年，这是一个不小的时间段，不像五代或其他乱世之更迭那样，不可能忽略不计。对上而言它是宋元词的一脉相传，对下而言它是清词中兴的前提基础。因此，无论是从千年词史的连续性、整体性考虑，还是要为宋元词尤其是清词提供寻源溯流、原始察终的“上下文”背景，明词都是不可或缺也不可取代的。像李攀龙那样在一部《古今诗删》里删去整个宋诗，把明诗直接唐诗，作为文人个体的偏嗜别择也许无可厚非，但从文学史或诗史的角度来看，却是可笑而且近于荒唐的。

从词史的逻辑发展来看，明代词及其词学现象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明词的曲化现象。每一种文体的演化都须经过一个长期的历时性过程。词在以敦煌曲子辞为标本的民间曲子词时期究竟存在了多长时间也许很难考定，因为我们至今还不清楚以燕乐系统为音乐背景的词究竟起源于何时（隋代还是初唐、盛唐）？但由中唐文人词到《花间集》、南唐词、北宋词、南宋词，词体的演进轨迹却是十分清晰的。这其间，词在形式体制方面的进化比较容易把握。由令词到慢词，由短章到长调，由单调为主到双调为主，并进而形成相当数量的三叠词调与少见的四叠词调，当然还有调式的“移宫犯羽”和曲式的添减摊破等手段造成的大量新调的出现。更为复杂而较难分说的是词在主题内涵风格情趣上的演化。在现代词学论著中，人们往往用“ⅩⅩ化”的构词方式来表述词的演进趋向。如从主题情趣方面称词的文人化、士大夫化，从语体的格调方面称词的雅化，从音乐性与文学性的彼此消长的角度称词的文学化；另外还有从不同文体影响互渗角度指出的“以诗为词”的说法，当然也可以称之为词的诗化。由本文的论题所决定，我对词的诗化现象自然特表兴趣，因为它与元明时期词的曲化正好相映成趣。清代朱彝尊及浙西词派推尊南宋词，往往称词至南宋而极其变，相对于“诗到苏黄尽”的说法，则大有“词至姜张尽”之意。实际词在经过两宋的“黄金时代”之后，虽然留给后人推扩的余地不大，在主题、意象、手法、风格诸层面，仍有发展变化，词的曲化就是一端。

明词的曲化是一种普遍现象，从明初的瞿佑，到明代中期的杨慎，再到明代后期的施绍莘、陈继儒、卓人月等，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曲化现象。当然，词与曲的影响互渗是双向的。有人以曲为词，也有人以词为曲，词的曲化与曲的词化同时并存。但奇怪的是，以词为曲往往受到好评或认可，而以曲为词则难以被人接受，甚至被指为明词的一大缺点或明词中衰的原因之一。这里就涉及到文体演进规律的认识问题。钱钟书《谈艺录》曾援引外国文艺理论，力斥“诗文相乱”之说为皮相之谈。其说曰：“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注：钱钟书《谈艺录》29-3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文体嬗变中的“破体出位”乃是常见现象。如楚辞之流为汉赋，汉赋又一变再变至唐宋而为文赋，虽仍以赋为名，其实已与散文道通为一了。虽然古代文论中评量诗文常常是先论体制而后论工拙，然而那些体制不纯或曰两种诗文体杂交而成的名篇仍然备受称道，甚至正因为“出格”才见其新颖别致，所谓“格外好”是也。

当然，这里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如同“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一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变化，而不可无视规范，厮踢蛮做。以曲为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取散曲清新浅切的特色，然而从总体效果来说必须仍然是词而不是曲；若只是用词调来作散曲，则径用曲牌可也。相对于这个虚拟而实存的度来说，过则为缺点，不过则为特色。既然人们乐于称道苏、辛等人的“以诗为词”，为什么就不能容忍明人的“以曲为词”呢？关于这一点业师严迪昌先生曾经指出：“词曲混淆，固是明词一弊，然而以散曲某种自然清新、真率大胆的情韵入词，实在是别具生趣，不得视以为病的。文体相淆，无疑会消解特定文体，容或不伦不类；从情韵上以新济旧，应是可喜的出新手段之一种。利弊每共生，会转化，全看高手的能耐，平庸者不能掌握火候，就难望其项背。读明人词，似须认识这一特点，始能发见其佳处。”（注：严迪昌《元明清词》92页，天地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对于明词深有体悟的通变观。

其二，明代女性词人大量涌现，相对于以前的词史而言，亦是一种卓有特色的词学景现。虽然宋代李清照、朱淑真等女词人成就很高，以至人们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叹，然而毕竟只是个别现象。及至明代中后期，女性词人之多，创作之富，既构成前所未有的词坛景观，又与明词总体不振的情形构成一种强烈的反差。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记略》论“明词之特色”，即以女性词人词作之富为特色之一。其中云：

女史词在宋之李、朱，昭昭在人耳目。元代即不多，《林下词选》几难备其家教。而明代订律拈词，闺幨彤史，多至数百人，《众香》一集，甄录均详。而笄珈若吴冰仙、徐小淑，烟花若王修徽、杨宛之流，所值较丰，又复脍炙人口，视聂胜琼之仅存片玉，严蕊之仅付诙谐，自又夺过之，足资识籀也。

女性词之选本中，明末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诗余集》选明代女词人56家，清代周铭《林下词选》选51家，归淑芬《古今名媛百花诗余》选26家，徐树敏、钱岳《众香词》选录明代至清初女性词作四百余家，强半当为明代人，近人吴灏《历代名媛词选》选86家。又王昶《明词综》共选明词380家，编为12卷，其中女词人84家，词2卷。仅从以上这些数字，已足以见出明代女性词人词作之繁富了。而其中如沈宜修、叶小鸾、商景兰、吴绡等人，均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

对这种引人注目的词学现象作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基本认识。从时代先后来说，明代女词人的成批涌现，主要在明代后期，这应该与当时思想文氛围较为宽松活跃有关。从地域分布来看，明代女词人多集中在江、浙二省。如果打破省的行政区划，我们还会看到一个女词人更为集中的文化区域，那就是苏州、吴江、松江、嘉兴一带。1995年，在上海举行的海峡两岸词学讨论会上，吴熊和先生曾尝试提出“环太湖文化区”的概念，以概括词的创作、研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认同。明代女性词人的占籍情况，可以说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又一重要佐证。从社会身份来说，明代女词人可以大别为两种：要么为名门闺秀，要么为名城名妓。名妓的出身背景未必华贵，但是既为名妓，必然聪颖过人；倘若质性驽钝，即使相貌姣好，也不可能成为名妓。又既为名妓，大都受过相当的教育及文艺熏陶，因为城市高等妓家的接纳对象，大都为风流文人，不通文墨的妓女是难得有主顾的。妓女所受的教育未必严格遵循常规程序，但也因此使她们较少沾染冬烘陈腐的学究气。何况与文人墨客的交往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学习过程，因此，从特定意义来说，名妓所受到的教育熏陶，除了名门闺秀之外，一般家庭的女子是无法与之相比的。至于出身名门的女词人，一方面是闺阁时期即有较好的文学修养，另一方面是门当户对的婚姻可能为她提供良好的继续教育条件。在中国旧式的教育体制下，文化家庭既是纵向的传承文化的载体，又构成横向的文化传播的网络结构。明清时期许多文学群体与流派，往往是以某一文化家族为核心，通过姻亲、朋友、师生等关系向外扩散形成的。晚明时期东南一带女词人成批涌现，即与这种文化家族现象相关。所以明代女词人的出现不是文化沙漠中的单株孤生，而是文化绿洲中的一簇簇地丛生攒聚。最典型的为吴江沈氏家族与叶氏家族两家，世代通婚，构成累世复叠的姻亲关系。以词而论，沈珫之女沈宜修，子沈自征之妻张倩倩，继妻李玉照，沈璟之女沈静专，沈自炳之女沈宪英，以及沈宜修与叶绍袁之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均为较有成就的词人，从而构成文化生态繁衍的特殊景观。研究明词或明清文学，这种文化家族现象颇堪注意。

其三，在中国词学史上，明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明代词学的地位比明词创作在词史上的地位要来得重要。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实收87家）、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实收61家），是较早的两部大型词籍丛刻，也是词学建构的两项重要工程，不仅在保存词学文献方面功不可没，对近代以来的《四印斋所刻词》、《强村丛书》等，均有导夫先路的意义。明代又有不少规模较大的词的选本。如陈耀文《花草粹编》12卷，选录唐宋元词3200余首，是明人所编规模最大的一部总集。清康熙时辑《历代诗余》，即以是编为基础扩充而成。卓人月编选、徐士俊参评的《诗余广选》，后改称《古今词统》，又称《词统》，选隋唐以至明人词467家，选词2030首，持择较精。王士禛《花草蒙拾》亦云：“《词统》一书，搜采鉴别，大有廓清之力。”从音韵谱律之学来说，张綖《诗余图谱》实具有领异标新的意义。故邹祗谟《远志斋词衷》称其“于词学失传之日，创为谱系，有荜路蓝缕之功。”其后又有程明善《啸余谱》，收录词调330调，450体，更为后来万树《词律》与《康熙词谱》等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万树不恤先行者之艰，乃指责其“触目瑕瘢，通身罅漏”（注：见万树《词律》自序）：事实上万树的《词律》也只是后出转精而已，明代诸家词谱的铺垫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明人在词学理论上也有很大的发展与建树。他们已经越过了宋人感性地描述创作经验阶段，而更带有理论色彩与研究意识了。过去人鄙薄明代词学以为不足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了解所致。明代词学理论是一片待发掘的荒地。除了唐圭璋先生收入《词话丛编》的4种词话之外，散见

实在太长了，后面还有三部分……我觉得贴不完……
你可以到下面的网址去看剩下的内容：
http://www.7ctime.com/wenxue/shu/200611/8246.html

5、南乡子 邢州道上作 翻译

南乡子 邢州道上作①
秋色冷并刀②，一派酸风卷怒涛③。并马三河年少客④，粗豪，皂栎林中醉射雕。残酒忆荆高⑤，燕赵悲歌事未消⑥。忆昨车声寒易水⑦，今朝，慷慨还过豫让桥⑧。
【注释】
①邢州--今河北邢台。②并刀--古并州（今山西北部）一带出产的刀具，以锋利著称。③一派--一片。 酸风--辛辣刺眼之风。④三河年少--指好气任侠之辈。三河谓河东、河内、河南，在今河南省北部、山西省南部一带。⑤荆高--荆指荆轲，战国魏人，后居燕，好读书击剑。被燕太子丹拜为上卿，奉命刺秦王嬴政，未遂，被杀。高指高渐离，战国燕人，善击筑。荆轲赴秦，宾客穿白衣冠送行于易水。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登车而去。秦灭燕后，嬴政熏瞎渐离双目，令击筑。他在筑内藏铅弹击嬴政，未中，被杀。⑥燕赵悲歌--指荆高送别事。韩愈《送董邵南序》：“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⑦易水――河名，在今河北易县附近。⑧豫让桥--豫让，春秋时晋国人，为大夫智伯家臣。后韩赵魏三家分晋，智伯为赵襄子所灭。豫让乃易姓埋名，漆身吞炭，数次谋刺赵襄子，不遂，自刎而亡。豫让桥即豫让隐身伏击赵襄子之地，在邢台北，今已不存。
【讲解】
陈维崧少小生长江南，罗绮金粉，本多顽艳格调。至身经家国巨变之后，情怀激荡，于悲壮慷慨的史事最多感触，屡形于言，且铸就了《湖海楼词》的显著特色。
在“一派酸风卷怒涛”的萧瑟秋日，词人与三河豪侠并辔而行，途经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之地，目睹少年们“皂栎林中醉射雕”的“粗豪”气概，不禁回忆起当年荆轲、高渐离、豫让等悲剧英雄。词人心底的慷慨苍凉随着酸风疾漩而出，与如雪霜锋交相辉映，奏响激扬劲健的旋律，令人数百年以下读之，犹觉其生气虎虎，闪现于字里行间。“忆昨车声寒易水”句是一篇词眼，昔陶潜《咏荆轲》云：“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词人也正是怀着这种“余情”踏过豫让桥的。
此词与《点绛唇》同时作，亦伤今吊古之意。但前者以感喟历史风云为纲，多凄楚苍茫；本篇则杂入身世之悲，多豪迈遒壮。二者对读，意味尤厚。

附：
点绛唇 夜宿临洺驿①
晴髻离离②，太行山势如蝌蚪③。稗花盈亩④，一寸霜皮厚⑤。赵魏燕韩⑥，历历堪回首。悲风吼，临洺驿口，黄叶中原走。

陈维崧(1625～1682) 清代词人、骈文作家。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今属江苏）人。清初诸生，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54岁时参与修纂《明史》，4年后卒于任所。
陈维崧出生于讲究气节的文学世家，祖父陈于廷是明末东林党的中坚人物，父亲陈贞慧是当时著名的"四公子"之一，反对"阉党"，曾受迫害。陈维崧少时作文敏捷，词采瑰玮，吴伟业曾誉之为"江左凤凰"。明亡(1644)时，陈维崧才20岁。入清后虽补为诸生，但长期未曾得到官职，身世飘零，游食四方，接触社会面较广。又因早有文名，一时名流如吴伟业、冒襄、龚鼎孳、姜宸英、王士□、邵长蘅、彭孙□等，都与他交往，其中与朱□尊尤其接近，两人在京师时切磋词学，并合刊过《朱陈村词》。清初词坛，陈、朱并列，陈为"阳羡派"词领袖。
陈维崧的词,数量很多。现存《湖海楼词》尚有1600多首。风格豪迈奔放,接近宋代的苏、辛派。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说:"读先生之词者,以为苏、辛可，以为周、秦可,以为温、韦可,以为《左》、《国》、《史》、《汉》、唐、宋诸家之文亦可。……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豪情艳□,触绪纷起，而要皆含咀酝酿而后出。"虽嫌夸张,但陈维崧以豪放为主，兼有清真娴雅之作,是为事实。更难得的是陈维崧各体词都写得很出色。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迦陵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填词之富，古今无两"，《湖海楼词》最为可贵的，是能注意反映社会现实，如〔贺新郎〕《纤夫词》，写清兵征发10万民夫替战船拉纤,"列郡风驰雨骤",使得"闾左骚然鸡狗"，还写到一民夫与"草间病妇"的"临歧诀绝",情状凄惨。〔南乡子〕《江南杂咏》揭露官府对劳苦人民敲骨吸髓的罪恶："户派门摊"，使卖屋纳税的农民"独宿牛车滴秋雨"，而官吏的凶恶却"如鬼"。此外多写自己的怀才不遇及国家兴亡之感，如〔点绛唇〕《夜宿临□驿》、〔醉落魄〕《咏鹰》、〔夜游宫〕《秋怀四首》、〔夏初临〕《本意》、〔沁园春〕《赠别芝麓先生，即用其题〈乌丝词〉韵》等,伤时感物,豪放苍凉。〔沁园春〕《题徐渭文〈钟山梅花图〉同云臣、南耕、京少赋》词，则把历史故实、眼前新事、画面景色，作者胸臆全都摄纳词中，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为："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这说明陈维崧能将不同风格冶于一炉，而能抒写自如。此外，〔念奴娇〕《读屈翁山诗有作》，雄奇壮阔，兼富情趣，〔唐多令〕《春暮半塘小泊》信手拈来，口语入词；也显示出他能运用多种艺术手法的特点。〔望江南〕、〔南乡子〕等组词，以清新笔调，写江南、河南的风光和社会生活；〔蝶恋花〕《六月词》写农民入城的情态；〔贺新郎〕《赠苏□生》写艺人的遭遇，这些词又显示出陈维崧词题材广阔的特点。陈维崧词的缺点是有时倾泻过甚，一发无余，便缺余蕴。稍嫌轻率。
陈维崧亦能诗，但成就不如其词与骈体文。他的骈体文,在清初亦是一大家,毛先舒为其作序，评为："具龙跳虎卧之奇","得歌行顿挫之致"；毛际可作序,评为"言情则歌泣忽生，叙事则本末皆见。至于路尽思穷，忽开一境，如凿山，如坠壑……"。《与芝麓先生书》、《余鸿客金陵咏古诗序》、《苍梧词序》等，都写得跌宕悱恻，有很强的感染力。著作有《湖海楼诗文词全集》54卷，其中词占3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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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清代词坛上,谁的作品兼有秦柳风调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南宜兴人。康熙中，应博学鸿儒试，官翰林院检讨。工诗及骈散文，尤长于词，曾与朱彝尊合刻一稿，名《朱陈村词》，故又并称朱陈。他作词极富，多至一千八百首。其词模仿苏辛，以壮语著称，尤于稼轩为近。他有些词反映民间疾苦，具有社会现实意义。如〈贺新郎〉《纤夫词》写军队征发民夫拉纤，弄得"闾左骚然鸡狗，里正前团催后保，尽儡儡锁系空仓后"。又如〈虞美人〉《无聊》云：
无聊笑捻花枝说：处处鹃啼血。好花须映好楼台，休傍秦关蜀栈战场开。倚楼极目添愁绪，更对东风语：好风休簸战旗红，早送鲥鱼如雪过江东。
那时清朝统治者正在川陕一带镇压反抗者，作者所表现的思想情绪，就是这一现实的反映。他的词无论小令长调，多以豪情盛气出之。小令如〈醉太平〉《江口醉后作》、《夜宿临名驿》等阕，长调如〈满江红〉《汴京怀古》、《秋日经信陵君祠》等阕都可以代表迦陵词的主要风格。《汴京怀古》中有几首歌颂义侠，贬抑帝王，反对以成败论人，也有一定意义。不过他的词豪放有余，沉厚不足，往往剑拔弩张，缺乏必要的含蓄。当然，他的词还有另外一面，例如〈喝火令〉《偶忆》有云："如今庭院隔天涯。记得沿街一树粉梨花，记得花阴微露几扇绿窗纱。"兼有秦、柳风调。

7、清代、贵州籍的、作家及作品？（越多越好）

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明亡改炎武，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学者兼诗人。提倡“经世致用”有关民生之实际学问，强调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诗主性情，不贵奇巧”，诗学杜甫。著有《亭林诗文集》、《日知录》等著作。

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是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关心天下安危，以学术经世，强调诗写现实。“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其诗感情真实，具有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其代表作《山居杂咏》。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明崇祯举人，曾参加抗清武装斗争，后归隐于衡阳石船山的著述终，人称船山先生。其论诗“以意为主”。他生于“屈子之乡”，受楚辞影响，步武《离骚》，用美人香草寄托抒怀。代表作《落花诗》一卷、《正落花诗》10首、《续落花诗》30首、《广落花诗》30首、《寄咏落花》10首、《落花诗体》10首、《补落花诗》9首，共99首，仿效屈原《九章》以抒写自己亡国之痛。一生著作甚丰，有《船山遗书》、《姜斋诗文集》、《姜斋诗话》等。

吴嘉纪
吴嘉纪（1618—1684）字宾贤，号野人，江苏泰州人。明灭时27岁，亲眼看到清兵南下沿海居民遭屠杀的情景，于是绝意仕进，隐居东淘，布衣终身。诗歌极写兵燹灾荒和民生疾苦，《临场歌》描写淮南产盐地区的阶级压迫，对封建官吏鱼肉盐民的情况加以揭露，对广大盐民的悲惨生活表示同情。《绝句》：“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屈大均
屈大均（1630——1696）字华夫，号翁山；广东番禺人。清兵入粤时，参加抗清武装斗争，失败后周游各地。力图恢复，曾北游关中，山西，与顾炎武交。明亡，削发为僧，中年还俗，更名大均。他的诗有鲜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因遭清廷严禁。其诗兼学李杜，风格高浑雄肆、慷慨有奇气。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著作《翁山诗外》、《翁山文外》，乾隆时灭毁，清末始刊行。

钱谦益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常熟（江苏）人。 其思想性格复杂，其身即具晚明文人纵诞习气，又在维道德之严肃。本以“清流”自居，却又因热衷功名屡陷政治旋涡，谄事阉党，降清失节。降清后又从事反清活动，力图在传统道德上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此反复无常之尴尬，造成其心理苦涩，又为明遗民所斥责，亦为清王朝所憎厌，其正反映明清之际一些文人矛盾的人生态度。他著作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等。
钱之诗，将唐诗华美之修辞，严整之格律，与宋诗之重理智结合，主张写诗要“有本”即有性情，又有学问。其代表作是晚年仿照杜甫七律组诗《秋兴八首》并步其韵写作的《后秋兴》大型抒情组诗，全诗有七律13组，每组8首，共104首，命题为《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简称《后秋兴》，编入《投笔集》。

吴伟业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左庶子，为复社成员。著有《梅村集》。吴伟业以唐诗为宗，五七言律 具有声律妍秀，华艳动人之风格，而最大贡献在七言歌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说：“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 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他在继承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自成一种具有艺术个性的“梅村体”，吸取白之《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写法，重在叙事，铺以四杰、温、李之情韵，融之明传奇之戏剧性，形成其叙事诗之独特风格，“可备一代诗史”。
“梅村体”叙事诗有百首，如《圆圆曲》、《听女道士玉京弹琴歌》、《琵琶行》、《临淮老妓行》、《楚两生行》、《永和宫词》等，把古代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起了很大影响作用。袁枚称：“公集以此体为第一”。赵翼评：“以唐人格调，写目前近事，宗派既正，词藻又丰，不得不推为近代中之大家”。（《瓯北诗话》卷九）吴伟业以名诗人兼作戏剧，撰有《临春阁》、《通天台》（杂剧）和传奇《秣陵春》。都是“借古人之歌哭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性情，爱借古人之性情，而盘旋于纸上，宛转于当场”。（为李玉《北词广正谱》作序）

王士禛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出身世家大族，钱死后，王士祯成为一代正宗。他论诗以“神韵”为宗。王士禛曾编选唐人律绝为《神韵集》。晚年又编选《唐贤三昧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二十四诗品》），所谓“神韵”，就是要求诗歌具有含蓄深蕴，言尽意不尽的特点。要求“清幽淡远，风致清新，语言含蓄。”其成名作是24岁在济南大明湖所赋《秋柳四首》在大江南北传诵。其在南京作《秦淮杂诗》20首（之一），较有影响。

查慎行
查慎行（1650——1727）受学于黄宗羲，诗学苏、陆，得宋人之长。赵翼对其评价甚高。“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诗歌擅长白描，乞求调畅，词务清新。

朱彝尊
朱彝尊（1629——1709）浙江秀水人，与王士祯齐名诗坛，有“南朱北王”之称，赵执信奉二人为两大家。五十岁以布衣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预修《月史》后归乡潜心著述，为浙西词派开创者。编有《明诗综》，他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文人。

沈德潜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并编选了《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即《清诗别裁集》）等书。沈德潜的诗论，一般称为“格调说”。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沈德潜的诗论是以汉儒的诗教说为本，以唐诗的“格调”为用，企图造成一种既能顺合清王朝严格的思想统治而又能点缀康、乾“盛世气象”的诗风。沈氏本人的诗作，大抵平庸无奇，有时也写民生疾苦，但这不过是表现封建文人“忧国忧民”的姿态而已。只是他在各种选本中对一些古典作品的技术性分析，还说了不少内行话。
翁方纲
翁方纲（1733—1818），以提倡“肌理说”闻名。在乾隆时做过内阁学士，他是一位学者，也以学者的态度来谈诗，认为“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
所谓肌理，兼指诗中的义理和作诗的条理。他认为学问是作诗的根本，“宜博精经史考订，而后其诗大醇”（《粤东三子诗序》），同时认为宋诗的理路细腻为唐诗所不及，所以主张宗法宋诗。在提倡诗风的“醇正”方面，他其实与沈德潜相合，其诗作质实而少情趣。

袁枚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主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广交四方文士，负一时重望。生活放浪，颇为礼法之士所讥。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及笔记小说《子不语》。 袁枚值得注意的地方，不仅是提出“神韵”的诗歌主张，而且从许多方面重申了晚明的反传统思想，代表了晚明思潮在经历清前期的衰退之后的重新抬头。他和李贽一样，肯定情欲的合理性，认为圣人之治，就是要让“好货好色”的人欲得到满足（见《清说》）。他甚至肯定富有者奢靡的生活，反对一味崇俭，指出：“古之圣贤，求贫民之富；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贫。不知富民者，贫民之母也。”（《与吴令某论罚锾书》）他的诗论对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和个性表现，有很重要的意义。

赵翼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深于史学，《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为世所重。文学方面有《瓯北诗钞》和《瓯北诗话》。赵翼论诗与袁枚相近之处，是以创新为最高标准，绝不甘落人后，更不用说模拟。赵翼为诗不主一格，无所不入，个性分明、才情豪放是其长。

郑燮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是一位著名的书画家。有《郑板桥全集》。 他是一个稍带狂诞习气，而思想和性格却并不敏锐和强烈的正直人士。就像他的书画，有些“怪”味却并不放纵，其实还是比较秀雅的，内蕴也比较浅。他的诗一部分集中反映民生疾苦，如《孤儿行》、《逃荒行》、《姑恶》、《私刑恶》、《悍吏》等，都很具体真切而富于同情心，为一般诗人所少有。语言自然浅切，不喜模拟，是一种优点，但缺少特异的感受和别出一格的创造。律诗尤嫌轻滑不着力，绝句较明快，有些表现出他的性格。

黄景仁
黄景仁（1749—1783）字仲则，又字汉镛，号鹿菲子，江苏武进人。有《两当轩集》。黄景仁多次应试不中，一生潦倒而多病，穷愁困顿的生活实情也就成为其诗歌的主要内容。黄景仁的诗以七言之作（包括古体和律绝）最能显现其特有的气质，风格深受唐诗影响，但又自出机杼。他二十四岁时参加安徽学政朱筠（号笥河）在采石矶太白楼举行的盛会，即席写下《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据说此诗曾让与会士子搁笔，人誉之为可与王勃当年在滕王阁作赋相比。黄景仁的七言律绝能广采博取而自成一格，语言自然秀逸，意象鲜明而具有独创性，感情表达得很深细，有晚唐特别是李商隐诗的风味。在他的时代，他终究是最具诗人气质和才华的，其诗中深层的感染力一直漫渗到现代。

陈维崧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能诗，工骈文，尤以词著称，有《陈迦陵文集》、《湖海楼诗集》、《迦陵词》（或称《湖海楼词》）等。其弟宗石在《湖海楼词序》称其“中年始学为诗余”，又同里蒋景祁序云：“向者诗与词并行，迨倦游广陵归，遂弃诗弗作。”可见他的词基本都作于入清以后。所作存约一千八百首，为古今词人所罕见。陈维崧词题材广泛，无所不入，继承了苏、辛以诗为词的传统。其代表作《贺新郎·纤夫词》、《金浮图·夜宿翁村时方刈稻苦雨不绝词纪田家语》等。

朱彝尊
朱彝尊（1629----1709），浙西派代表人物，主张宗法南宋词，尤崇格律词派姜夔、张炎。朱彝尊是名诗人，在清词中影响更大。他认为明词因专学《花间集》、《草堂诗余》，有气格卑弱、语言浮薄之弊，乃标举“清空”、“醇雅”（其说源于张炎）以矫之。他主张宗法南宋词，尤尊崇其时格律派词人姜夔、张炎。他还选辑唐至元人词为《词综》，借以推衍其主张。这一主张被不少人尤其是浙西词家所接受而翕然风从，“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静惕堂词序》）。后龚翔麟选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及本人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其势力笼罩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的词坛。朱彝尊的《曝书亭词》由数种词集汇编而成。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1655——1685）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长子，他自幼敏悟，与陈、朱等名士交往。有《纳兰词》，后改为《饮水词》，取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其词崇尚南唐后主李煜，其词以己之言写己之人生感受，其为贵族公子，生活经历很平静，除前妻亡故和几次恋情，然其内心世界丰富，总觉宫廷生活压抑。其深于情，故后人认为宝玉乃其也。其许多词 表现男女之爱和对亡妻的悼念，如《蝶恋花》，题材多为家庭生活，身边琐事，儿女私情。从留下的三百多首词看，情调哀怨感伤，几乎首首言愁，篇篇写恨，读之令人愁肠百结，故其仅仅活了31岁 。

张惠言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他是一位经学家，并以词和散文著名，是当时“常州词派”和古文中“阳湖派”的首领。有《茗柯文编》、《茗柯词》，另编有《词选》，代表他的词学观点。其《词选序》中所述主张，最根本一点是提出词和诗一样要讲求比兴、要有寄托。《词选》共选唐宋词人四十四家，而序文特加称许的，在唐为温庭筠，在宋为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
　
周济
周济（1781—1839）字保绪，一字介存，晚号止庵，江苏荆溪（今宜兴）人。有《味隽斋词》、《词辨》、《介存斋论词杂著》，并选有《宋四家词选》。周济早年曾随张惠言的外甥董士锡学词，但他与继承张氏衣钵的董氏之说“或合或否”（《味隽斋词自序》），对张氏的词论也提出了不少修正的意见。常州派的理论经过周济的发挥，更为系统化，也更为简明实用，所以影响也更为广泛深远，笼罩了清后期的词坛。

候方域
候方域（1618——1654）字朝宗，号雪苑，商丘人。从反映明清之际文风转变的意义来看，侯方域是最具代表性的。出身贵族，少年曾纵情声色、后悔悟，自题“壮悔堂”。明末参加复社，与方以智、陈贞慧、冒囊称复社“四公子”，同阉党余孽斗争。明亡，被迫参加河南乡试，后自认为此为奇耻，别人认为乃为变节，心郁，不久亡，年仅三十七岁。有《壮悔堂集》。

魏禧　
魏禧（1624—1681）字冰叔，江西宁都人。与兄际瑞、弟礼合称“宁都三魏”。他对文章强调“积理”、“练识”，以合于实用。魏氏无甚文才，好发议论，文章没有什么趣味。他入清不仕，喜表彰抗清的志节之士，如《江天一传》、《高士汪沨传》等，写侠士的《大铁椎传》也暗寓了反清之志。由于重在表达作者的政治态度，这些传记中的人物大抵有事迹而无个性。另外，魏禧集中有不少文章好谈奇异之事，议论驳杂，这也是招致四库馆臣不满的原因。

汪琬
汪琬（1624—1691）字苕文，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顺治进士，康熙时为翰林院编修。康熙帝曾称赞他说：“尝与近臣论本朝文学砥行之儒，首称数先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他的文章力求雅正，结构严谨而文字朴实。因为合于“道”又合于皇帝的喜好，在当时负有盛名。

汪中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人。三十四岁为贡生，后绝意仕进，钻研经史，以博学称。有《述学》等。他不喜宋儒之学，对封建礼教和传统思想每加驳斥，文章也自具思想光彩。另有《广陵对》、《哀盐船文》、《自序》，均为人所称道，而《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序》，更是文采优美，感情动人。
　
方苞
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有《方望溪先生全集》。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桐城派能够造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多种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方苞一开始所提出的理论就具有明晰而系统的特点（他的后继者也很注意这一点）。他的方法是通过对一个核心概念——“义法”——的多层面的阐释来建立自己的理论系统。方苞本人的文章，以碑铭、传记一类写得最为讲究，盖因叙事之文，最易见“义法”。其长处在剪裁干净，文辞简洁，有时尚能写出人物的性格与神情。但对人物的褒扬中，总是渗透了封建伦理意识，少数山水游记则板重绝伦。他的文章中最有价值的，应数《狱中杂记》。

刘大櫆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师事方苞，又为姚鼐所推重，在“桐城派”的形成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传递作用。其文论主要见于《论文偶记》，对方苞之说有新的阐发。他进一步探求了文章的艺术形式问题，讲究文章的“神气”、“音节”、“字句”及相互间的关系。刘大櫆本人的文章，大都铿锵上口，音调高朗，有韵律之美。如《息争》、《观化》等，均有此特色。这一种主张和文章特点，对后来桐城派文人的影响颇大。

姚鼐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世人以其书室名称惜抱先生。著有《惜抱轩诗文集》，又编有《古文辞类纂》，流布极广。姚氏古文理论，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他的长处是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作总结性、具体化的工作。姚鼐本人的文章，说理、议论偏多且大都迂腐，但写人物和景物，也间有生动之笔。姚鼐是一个没有多少创造性却很聪明的人，桐城派由于他而声势大张。他主讲书院四十年，门下弟子甚众，由此桐城派几乎发展到全国范围。姚门中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其中梅曾亮严守桐城“家法”，又吸取柳宗元、归有光古文的长处，成为继姚鼐之后的桐城派领袖。

尤侗
尤侗（1618—1704）字同人、展成，号悔庵、西堂，江苏长洲（今苏州）人。顺治年间以贡生任永平府推官，因鞭挞旗丁而被黜。六十多岁才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作有传奇《钧天乐》，杂剧《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合称《西堂乐府》。他也擅长诗文，有《西堂全集》。尤侗为人耿直，恃才自负，因仕途坎坷，长期闲置，多愤世之情。其剧作也主要表现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抒发内心郁闷。

李玉
李玉（1610——约1671）号苏门啸侣，吴县（苏州）人。出身微贱，父亲可能是相国申时行家中戏班中曲师。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说：“李子元玉，好奇学古士也，其才足以上下千载，其学足以囊括士林。而连厄于有司，晚几得之。仍中副车。甲申以后，绝意仕进。”焦循《剧说》：“元玉系申相国家人，为申公子所抑，不得应科试，因著传奇以抒其愤。”
李玉传奇有三十余种，今存二十余种，早期作品“一人永占”（《一捧雪》、《人曾关》、《永团圆》、《占花魁》）。

李渔
李渔（1610——1680）字笠翁，浙江兰溪人。戏曲理论家和喜剧作家。多次应乡试不第，后专从事戏曲创作，并自蓄家伎，到外献艺。今有《笠翁十种曲》：《风筝误》、《怜香伴》、《意中缘》、《玉搔头》、《凰求凤》、《巧团圆》、《蜃中楼》、《奈何天》、《比目鱼》、《慎鸾交》十种剧。

洪升
洪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钱塘（杭州）人。康熙三十七年（1688）经十余年三易其稿写成《长生殿》。第二年（1689）因在佟皇后丧期于宅中演《长生殿》，被革去国子监学籍，赵执信诗云：“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康熙三十年， 洪升携家南归，回到杭州，康熙四十三年（1704），与友人到松江，南京等地游览在吴醉酒落水而死。 洪升做了约二十年的太学生，生活穷困，诗云“八口总为衣食累，半生空溷利名场。”从而对仕途渐淡，其一生坎坷潦倒，是悲剧结局。

孔尚任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号东塘，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南巡，返程过曲阜祭祀孔子，孔尚任被推荐在御前讲经，受到康熙赏识，由国子监生的的身份破格任用为国子监博士，后迁至户部员外郎。期间曾参与黄河入海口的疏浚工程，在淮扬一带生活了三年，结识了冒襄、黄云等明末遗老，还在扬州、南京等地凭吊前明遗迹，广泛了解到南明政权兴亡的史料，这为他创作《桃花扇》提供了直接的素材。返回北京后，在“渐觉名心如佛淡，顿教老兴入诗浓”的心境下，便悄悄写起了《桃花扇》。康熙三十八年（1699）经历十年，三易其稿的《桃花扇》问世，引起轰动。“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桃花扇本未》）“长安（北京）之演《挑花扇》者，岁无虚日，康熙也要去阅读。次年春，《桃花扇》上演，轰动，但孔不明不白被罢官，“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罢官原因可能与《桃花扇》有关，罢官后，在京留两年多，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怀愤归故，康熙五十七年（1718）卒于石门山旧居，终年71岁。

8、清词的康熙三鼎足

康熙年间两大词派为阳羡派与浙西派，分别以陈维崧和朱彝尊为盟主。
陈维崧骈文为清初一大高手，有转移坛坫之概。其文词藻富丽，发而为词，才华横溢，倜傥豪迈，接近苏轼、辛弃疾。陈维崧，江苏宜兴人，宜兴古名阳羡，世称其词为“阳羡派”。但清初的社会情况与南宋不同，而且文网严密，陈维崧不可能直接抒写和辛弃疾词一样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但也注意反映一些社会现实。其词多至1600余首，外加补遗200多首，总数超过1800首，被称为“词富无双”。陈维崧词题材、笔法比较广阔多样，特别是他的〔贺新郎〕《纤夫词》，用词直接描写人民的具体苦难事件，打破词的传统题材和手法的限制，结尾的人物对话，暗效杜甫《三吏》、《三别》的神理，很有特点。〔蝶恋花〕《六月词》其四，写农民入城的情态，也颇别致。他的词有时倾泻过甚,但如《题钟山梅花图》的〔沁园春〕词,却不愧“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白雨斋词话》)的评价。 与“阳羡派”词同时崛起的，有浙派词（亦称“浙西派”）。“浙派”的开山作家是秀水(今浙江嘉兴)朱彝尊。而秀水前辈词人曹溶著有《静场堂词》，家藏宋人遗集颇富，朱彝尊编选《词综》,多从其家假录，并常与唱酬,同以“崇尔雅，斥淫哇”为尚，可称“浙派”的先河。朱彝尊诗、文、词兼工,但在文坛的影响,却以词为最大。清初词人，出入唐五代和南北宋,各从所好,不拘一格;为了避免元明词的浮靡猥杂;朱专门提倡南宋姜夔、张炎一派“清空”、幽雅的词风。他自己说：“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所谓“恨”，有寄托沧桑之感的，也有属于艳情和其他的。在写作上，避滑避俗，用力淘洗，务归于醇雅，有独特的成就。但是遗憾的是，朱彝尊的一些咏物词颇为庸俗，例如咏美女的身体各个部位的词，备受诟病，与其提倡的“归于醇雅”，难免相悖。其弟子及浙人为词受有影响的，如李良年、李符、沈岸登、龚翔麟等人，大都以南宋姜、张及史达祖、王沂孙、蒋捷诸家为依归。
然继起“浙派”词人成就最大的，要推钱塘（今浙江杭州）厉鹗。厉词内容较单薄，誉之者谓为：“生香异色，无半点烟火气。”（《艺蘅馆词选》张徐紫珊语）幽淡有过于朱彝尊，而深厚不如。康、雍、乾时期，“浙派”在词坛上占统治地位。此派词存在的缺点是境界不够开阔,语言有时流于纤碎。谭献《箧中词》评“阳羡派”和“浙派”词的利病和影响说：“自锡鬯（朱彝尊）、其年(陈维崧)出，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得。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是符合事实的。 至于当行出色，以“词人之词”著名的，首推纳兰性德，其次有顾贞观。纳兰性德词善以白描手法，直写性情，真挚动人，接近南唐李煜。所作以小令为多，亦以小令为最工,哀婉缠绵,感染力很强。他的〔长相思〕词写“夜深千帐灯”,〔菩萨蛮〕词写“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表现塞外风光，题材新颖，超越前人，尤为可贵。长调如〔金缕曲〕《赠梁汾》，一气直说，真切如话，结构浑融无迹，个性跃然纸上，是不可多得之作。谭献评价纳兰新的《蝶恋花》四首深得冯延巳、欧阳修、陈子龙小令之妙：“势纵语咽，凄澹无聊，延巳（冯延巳）、六一（欧阳修）而后，仅见湘真（陈子龙）。”施蛰存曾在《花间词新编》中辑录宋代和清代“花间”风格婉约词，清词人中以纳兰性德入选最多，词后附按语曰：“容若情真性厚，小词声色窈丽，哀乐无端，非晏欧所能限，况方回乎？篇什既富，珠玉火昆耀，亦不当屈居李重光下。谓为唐五代来一大家，可以无忝。云间词派，方当消歇之时，忽有满清华胄，远绍弓裘，陈卧子地下有知，亦当蹙额。”亦将纳兰性德（容若）与李煜（李重光）、贺铸（方回）、陈子龙（陈卧子）等婉约名家相提并论。
王国维对纳兰词真切自然的特点极为赞赏，赞曰：“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但是这句话常被后人有意无意地断章取义为“纳兰词成就，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实际上王国维所称誉的是纳兰词的清新自然风格是词人中少见的，而非认为其词成就为“北宋以来第一”，事实上王国维认为自己的词是欧阳修以来最好的（实际上当然完全不是）；另外纳兰性德父辈是初入中原的满族贵族，而纳兰性德出生于北京，并无“初入中原”这一事实，纳兰性德出生后就接受纯正的汉文化教育，这为他之后轻松中进士以及填词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所谓“未染汉人风气”也只是王国维的片面之词。王国维的评价影响很大，必须加以辨别，避免断章取义，更勿挟王国维的一己偏见以自重，以免贻笑方家。须知纳兰词在清代的崇高地位并非因为王国维的赞誉而得以确立。
顾贞观作品最佳的，是寄给谪戍在宁古塔的吴兆骞的〔金缕曲〕二首。它用词代替书信，别开生面；缠绵悱恻，字字皆血泪所成，风格感情，都与纳兰性德《赠梁汾》一词相似,故纳兰性德叹为：“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弹指词》自注）

9、关于中山鬼步舞教学

中国古代诗歌选读教学大纲
一、课程的性质：
中国古代诗歌选读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管理学科公共管理类公关事业管理（教育管理）本科专业开设的一门选修课程，教材为《中国古代诗歌选读》（冯正克、赵敏俪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内容为上起先秦下至元明清的具有极高思想认识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的诗歌作品。本课程课内授课总计54学时，学分3分。
二、教学目的：
本课程旨在通过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具有重要思想教育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诗歌作品的分析鉴赏和学生自主学习，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和提高其诗歌艺术鉴赏能力。学生还可以从中寻求到诗歌创作的某些艺术规律及其与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关系，并用以指导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养成勤动笔喜鉴赏的学习习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还可以产生很大的辐散作用，使学生认识中国古代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在开拓其文化视野和提升内在人文精神的同时不断增强其民族自豪感，为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社会的发展提供应用的帮助。
三、教学材料与教学媒体：
中国古代诗歌选读的教学材料是《中国古代诗歌选读》（冯正克、赵敏俪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教学的主要形式应为面授与讨论相结合，同时一定量的符合开放教育模式的实践活动也应积极予以开展。
四、教学重点掌握内容及授课进度表：
第一编、先秦诗歌：
（第一周）《周南?关雎》，《秦风?蒹葭》，《豳风?东山》，《九歌?国殇》。
第二编、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歌：
（第二周）《陌上桑》，《行行重行行》，
（第三周）曹操《龟虽寿》，曹植《白马篇》，陶渊明《归园田居》、《饮酒》，
（第四周）《西州曲》。
第三编、隋唐五代诗歌：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第五周）王维《山居秋暝》，李白《将进酒》，崔颢《黄鹤楼》，高适《燕歌行》，
（第六周）杜甫《兵车行》，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第七周）白居易《长恨歌》，
（第八周）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李贺《雁门太守行》，李商隐《锦瑟》，李煜《虞美人》。
第四编、宋辽金诗歌：
（第九周）柳永《雨霖铃》，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苏轼《水凋歌头》、《念奴娇?赤壁怀古》，秦观《鹊桥仙》，
（第十周）李清照《声声慢》，岳飞《满江红》，陆游《关山月》，朱熹《观书有感》，辛弃疾《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
（第十一周）姜夔《扬州慢》，文天祥《过零丁洋》。
第五编、元明清诗歌：
马致远《田净沙?秋思》，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第十二周）雎景臣《哨遍?高祖还乡》，陶安《水调歌头?偶述》，陈子龙《小车行》，朱彝尊《桂殿秋》，龚自珍《己亥杂诗》。
另外：附录一（诗的格律）、附录二（词的格律）、附录三（曲的常识）占有一周的上课时间
五、非重点篇目：
第一编、先秦诗歌
《召南?野有死麕》，《卫风?氓》，《王风?黍离》，《郑风?溱洧》，《小雅?采薇》，《小雅?庭燎》，《九歌?山鬼》，《九章?涉江》
第二编、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歌
刘邦《大风歌》，辛延年《羽林郎》，《战城南》，《上邪》，《东门行》，《孔雀东南飞》，《十五从军征》，曹操《观沧海》，曹丕《燕歌行》其一，刘桢《赠从弟》，嵇康《赠秀才入军》，阮籍《咏怀诗》，左思《咏史》，陶渊明《咏荆轲》，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庾信《拟咏怀》，《木兰诗》，《敕勒歌》
第三编、隋唐五代诗歌
薛道衡《人日思归》，骆宾王《在狱咏蝉》，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贺知章《咏柳》，孟浩然《过故人庄》，王湾《次北固山下》，王之涣《凉州词》，王翰《凉州词》，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王维《使至塞上》，《送元二使安西》，李白《蜀道难》，《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望天门山》，高适《别董大》，杜甫《春望》，《旅夜书怀》，《蜀相》，岑参《逢入京使》，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张继《枫桥夜泊》，韩翃《寒食即事》，韦应物《滁州西涧》，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韩愈《早春呈水部十八员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刘禹锡《乌衣巷》，《西塞山怀古》，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买花》，元稹《遣悲怀》，李贺《南园》，杜牧《赤壁》，《泊秦淮》，《九日齐山登高》，温庭筠《商山早行》，李商隐《安定城楼》，温庭筠《更漏子》，韦庄《菩萨蛮》
第四编：宋辽金诗歌
范仲淹《渔家傲》，晏殊《浣溪纱》，欧阳修《戏答元珍》，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江城子》，黄庭坚《寄黄几复》，周邦彦《满庭芳》，李清照《如梦令》，张元干《贺新郎》，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卜算子?咏梅》，范成大《后催租行》，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辛弃疾《摸鱼儿》，《水龙吟》，《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陈亮《水凋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史达祖《双双燕?咏燕》，林升《题临安邸》，文天祥《过零丁洋》，萧观音《怀古》，元好问《歧阳》
第五编、元明清诗歌
关汉卿《四块玉?别情》，白朴《沉醉东风?渔夫》，马致远《寿阳曲?远浦归帆》，乔吉《玉交枝?闲适》，徐再思《沉醉东风?春情》，刘基《太公钓渭图》，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李梦阳《秋望》，何景明《秋江词》，王世贞《登太白楼》，李贽《初到石湖》，袁宏道《横塘渡》，纳兰性德《长相思》，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张惠言《木兰花慢?杨花》，秋瑾《感愤》

10、清代词 元代词 现代词各一首

独游南湖 （清）查慎行
外吏无交旧，归人应简酬。
烟波宜独往，风内雨感重游。
远影千容帆暮，孤亭万树秋。
多情天井派 ，日夜向南流。
木兰词·拟古决绝词柬友 作者：纳兰性德（清代著名词人）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
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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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净沙·秋思 作者：马致远 (著名元代词人）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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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 雪》是 毛泽东所写的一首词
沁园春·雪 近代：毛泽东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