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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酒席

发布时间: 2022-05-20 08:52:22

1、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哪些?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缂丝、 全聚德、苏绣、吴歌、评弹、中和韶乐、川剧变脸、滩头年画、江永女书、南京云锦、西安古乐、南音、青浦田歌、松江顾绣等。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简称非遗协会,成立于2013年11月6日,其隶属于文化部,是一家以保护和传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己任的社会团体法人机构。

一、滩头年画

滩头年画是湖南省宝庆(现在为邵阳市)隆回滩头镇汉族民间工艺品之一。是中国汉族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也是中国农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滩头年画的种类在最盛期达六十多种。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存二十余种。滩头年画多以祝福新年的喜庆丰登,免除灾祸的古老民间习俗为题材,反映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和精神寄托。

二、江永女书

江永女书是现在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性别文字----妇女专用文字,它的发展、传承及其为符号承载的文化信息构成了女书风俗。女书记录的语言是女书流行与众不同的永明土话。

三、南京云锦

南京云锦是中国传统的丝制工艺品,有“寸锦寸金”之称,其历史可追溯至417年(东晋义熙十三年)在国都建康(今南京)设立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锦署,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年历史。

如今只有云锦还保持着传统的特色和独特的技艺,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提花木机织造,这种靠人记忆编织的传统手工织造技艺仍无法用现代机器来替代。

四、西安古乐

西安古乐又称西安鼓乐、长安古乐、长安鼓乐等,是我国境内迄今发现并保存最完整的大型民间器乐乐种之一,被誉为“古代的交响乐”、“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它完整地保留了唐宋宫廷音乐的风貌,庄重、肃穆、高雅。乐谱至今依然沿用古老的俗字谱(工尺谱系列)。

五、南音

南音也称“弦管”、“泉州南音”,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音乐。两汉、晋、唐、两宋等朝代的中原移民把音乐文化带入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文化表现形式--南音。

2、参加婚礼有下午的吗?

有下午的啊,还有晚上的,上海好像就是下午的,一直持续到吃晚饭。

3、在山西平遥古城那种酸酸甜甜的醋叫什么名字?

这种酸酸甜甜的醋叫灵芝谷醋,是芝生堂醋业开发的。有原味灵芝谷醋、红枣醋、枸杞醋、黄金玛醋、藜麦醋等,非常好喝,主要是用来做养生直接喝,用于做饭做菜用味道是发甜的,北方人可能不太习惯,但南方人都十分喜欢。

4、定亲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其过程如下:

新郎先在家行完家祭,而后与媒人同乘一车前往女方家迎娶。下了车,进了门,红包可跑不掉。

1、贡礼官

俗称“押箱先生”,专门负责送礼行聘事宜。贡礼官必须控制人数(凑成双数)、车辆(六辆或十二辆)、聘金(双数且用红纸包装妥当)、六件礼。

2、家祭

出发前往女方家纳采之前,男方先行在家行祭祖仪式,这时将纳采所用之“盒仔饼”或大饼,上香祭告列祖列宗,将前往某处女方家下聘,请示列祖列宗保佑这段姻椽美满幸福。

3、出发

行完家祭后,贡礼官负责将所有聘礼搬上车,新郎与媒人同乘一事,前往女家。

4、红包

出发前贡礼官除了打理人数、车数、聘礼外,也得提醒新郎多准备红包。如:前来开新郎车门的舅爹、“压桌”、六名随去的亲人都需备有新娘见面礼、捧洗脸水的女方新友、媒婆礼。

(4)平遥酒席扩展资料:

定亲在中国古代婚礼“六礼”一般含有纳吉、纳征、请期三项。古代的传统婚俗讲究“六礼’。所谓的六礼, 指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按现今的语言来解释,纳彩是择配、提亲的意思。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说媒”。问名,即所谓的“讨八字”。

在古代和今天的婚俗中,讨回姑娘的出生年、月、日、时,要请阴阳先生推算。只有男女八字相合、才可以定亲。古代的问名习俗,还含有问清姑娘是谁生的,即问清是亲生的还是收养的是正室所生,还是继室所生。封建时代为求婚姻的门当户对,问清嫡庶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纳吉,指提亲。 一般来说,男女双方的八字相合,得了吉兆之后,就认为婚姻可以成立。男方将这一事实告诉女家,谓之纳吉。纳征,即现今所说的“送彩礼”、 “送嫁妆”。“征”的意思是成功。送彩礼之后。婚姻就算成立了。

未送彩礼时,婚姻未必成立。请期,指择定娶亲的日子,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通知女方家,就是俗话所说的“送日子”。 娶亲日期要征得女方家同意,所以叫“请期”。亲迎,指娶亲。男家派人或亲自迎娶新娘。

5、晋商的晋商特征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
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
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
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
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借着前期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的关系,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更加强大,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与清政府达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
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据说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官位。为了订通关节,张曾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未能爽快答复。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早已派人打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并声称:十万银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张闻言大喜。而经理的打算是,既拉拢住张,又看张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也可随机应变。
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张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山西票号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将搜刮来的十万两赃银,交蔚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交完,而不计利息。重瑶圃放弃利息,表面看来有些损失,实际上他是因为从数千里外运回重庆银十万两,不仅运费浩大,而且有风险,赃银一旦被人发觉或被御史弹劾,不但银子保不住,本人也会身陷囹圄,甚至遭杀身之祸,但与票号勾结起来,采取汇兑办法,则可保无虞。
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不同,他们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关系甚广,交款毫无阻挡。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山西票号解款,自库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节也必赠款,年关时节,自旧历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票号交结王公大人也有讲究,多请王公大人到名为“相公”的地方会面,这里酒席讲究,招待殷勤,屋内布置精致、雅静。他们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因为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见,山西商人极尽其交结封建官吏之能事,与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
由此,晋商成为商人中最保守落后的一群代表,他们的全部商业行为也基本是靠着官商勾结、搞垄断和特权交易,所取得的利益也不是用于投资或再生产,而是运回老家修宅买地。
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产业利润低、商业利润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去向,因资料短缺,无具体数量统计。不过,明人宋应星《野议·盐政议》略有记载,《野议·盐政议》称: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宋应星讲得是明朝万历时,秦、晋及徽盐商在广陵(扬州)获利情况,即盐商资本3000万两,每年可获利 900万两,这些利润用在输帑(纳国家税银)一百万两,无妄费(僧、道、丐、佣、桥梁、楼宇等)三百万两,各商肥家润身五百万两。这就是说,明代山西、陕西和安徽盐商,其利润有40%以上用以课税、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强封建势力的各项事业中。入清以后,这种状况又远远超过明代。 具体来说,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捐输助饷。前已有述,这里不再赘述。这些捐输银两,主要为清政府的军饷军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财政,维护封建政权的作用。
二、购置土地。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在西欧一般都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资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购置土地。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经商西北,“义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8)入清后,山西商人购置土地更是普遍。乾隆时,浑源、榆次二州县富商大贾“且多置买田地”。(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荒歉,有恒产之家将地亩贱价售卖,“山西富户闻风赴豫,乘机放价,准折地亩取利”。(《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道光时,长治宋良弼经商洛阳,值岁饥,当地人多鬻田他徙,宋良弼“以贱值得膏腴田数百亩”。(光绪《长治县志》卷六《列传》)曲沃县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阳经商获利几十万银两,购田置地,数年内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顷。(《罪恶之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三、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是为榨取高额利息而放贷放给他人使用的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歉收,“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利放债。”(《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近人卫聚贤说:“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康熙时,全国有当铺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当铺4695家,占全国当铺家数的21%。高利贷资本对小生产者敲骨吸髓的剥削,使众多的手工业者资金积累不足,无法扩大再生产。所以说,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是走上了畸形发展道路。
四、窖藏。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坚,故不崩。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资或银两。明人谢肇制说:“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谢肇制《五杂俎》)入清后,山西“民家多有储蓄”。山西平阳府亢氏,“家巨富,仓廪多至数千”。清后期,山西富商窖藏多为银两。如山西祁县富商渠源祯,人称“旺财主”,资产三四百万两,他认为获取高额利润后,再投资不如窖藏保险,竟从其办的票号中抽出大量股金窖藏起来,估计藏银达百万两以上。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银”30万两。
五、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如定襄县邢大绪,服贾漠北,致富后即志在行善,“族中旧无祠堂,公偕众建立;村西旧无文昌阁、财神阁,公偕众修之”。(定襄《邢氏族谱》卷二)盂县张芝,贩帽致富,尝出金建“崔府君祠……县治西关帝庙”。盂县张炽昌,贸易关东,“一时侪辈推为巨擘”,“平生性气慷慨,迎辉门外关帝庙张氏所创也”。(盂阳《续修张氏族谱》)祁县人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乾隆十二年(1747),于井陉县捐己资,命子督工四年,修大石桥14孔,车马通行,临终又命其孙补修,并建河神庙等等。(乾隆《祁县志》卷九《人物》)
六、奢侈消费。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经济实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亚于大官僚、地主。据载:他们“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纵博博,蓄优伶,宾从杂沓,一言之悦,乾没万金不问。”(王锡纶《怡青堂诗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盐商亢氏在其家乡平阳府(今临汾)建亢园,“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通,间有婢媵出窥,皆吴中妆束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亢氏在扬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园,其“长里许,……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汾阳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殁,事继母孝,两弟皆继母出,性豪侈,母复纵之,恣其挥霍,后家日落”。(光绪《山西通志》卷 140)太谷曹氏家族,传至曹克让时,生活糜烂,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每逢婚丧嫁娶喜庆之日,大摆宴席。男女老少又皆食鸦片,家中平日存储鸦片达万两以上。家中佣人有三百多人,每年家用开支在十万元以上。曹氏入不敷出,最后终因挥霍浪费而破产。
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
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他们用货币——商品—一货币的活动方式,以交换为手段,将其触角所及的人和物,统统装到商品经济的车子上来,推动他们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不断前进。
山西商人集团及其资本,本来就是应地主制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链条运转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这个链条的运动中起着推动和润滑的作用”,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这个集团及其资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经济的属性,或者说其封建性,就越明显。” 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
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晋商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请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
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准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争回矿权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改为金钱讹诈。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
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万两,实际集股 193万两。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资本银挪还票号。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缺,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
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最有权威。毛氏墨守成规,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终于无法振作。

6、山西开展违建房屋排查的起因是什么?

 山西开展危旧房屋排查的原因

近期山西政府发布了相关的规定要求,开展违建房屋排查。导致之中,开展违建房屋排查的企业,就是因为在2020年8月29号山西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意外安全事故,这一天原本是一位20岁老人生日的前一天。但由于快要开学,这位老人就决定将自己的80岁也放到了生日的前一天举办酒席。儿子值班,主要就死的饭店已经开了十几年,本就是一个平房,经过长期时间久的原因。就建了2层的防水,但生日这天却意外发生了坍塌事故。嗯,这事情发生在上午9:40左右,因为这个老人在外面搭起台子,所以外面的人,看热闹的比较多,但许多妇人和小孩不喜欢凑热闹,就躲在饭店里等待吃饭,因为当时天气比较炎热,饭店人也很多,所以他踏实,一共有57个人遇害,有29个人,当场遇难。这场意外,发生得十分突然,今天十分震撼,别倒着许多人生命当场30,也就是因为这一起长大的,他那时间引起了国家的重视,要求进行房屋的排查。

在许多乡镇,农村有许多时间久远的房子。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故的发生,可能也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将生活中的危险放于未然,而不能在突然发生的时候就措手不及,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在有许多老人留在农村,有一次机会,就想让大家都聚在一起,热闹热闹,不想冷冷清清。现在我们生活周围有许多坍塌的事件,比如道路坍塌,房屋的坍塌。但都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但这件事情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有许多人都是商人,所以我们要重视起来做什么事情之前都要进行安全检测。也要将自己经常住的房屋进行安全检测和排查。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影响考虑,我们要重视起来这个问题。不能不将这种事情放在心上,觉得只是一次偶然。

当代社会我们发展都十分迅速,我们不仅要注入自己的生活品质,更要注重自己的生命安全,只有在保证自己身体的前提下,其他的问题才有意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学会排查周围的安全隐患,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这次国家的重视,也将引起我们的重视。房屋的坍塌并不是可能我们的房屋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才没有发生危险之前,我们就要从根本解决它。等它真正发生的时刻,再去挽救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国家在排查的同时,我们也要引起重视,自己去排查。

7、山东的春节习俗 (列表)

山东春节习俗:

1、腊八

腊八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腊八粥进行的,熬粥要安排很多人,“户人”中的烧火户在这天专来烧火。支起大锅,熬出的粥分盛在很多缸里。

腊八粥分两种:一种是粗的,给当差的喝,粥里放大米、肉片、白菜、豆腐之类,喝粥时,一个还给一斤馍馍;另一种是细的,用薏米仁、桂元、莲子、百合、栗子、红枣、红豇豆、江米等熬成,粥面再放上用山楂雕刻的“粥果”。

2、三十

临近三十,孔府忙年活动中最热闹的场面“蒸壮”就出现了,“蒸壮”就是为过年蒸各种馒头、饺子、糕饼。这时“烧火户”又来烧火,蒸各式各样的馒头。 

3、除夕

除夕夜晚衍圣公还要亲自到安怀堂摆供,祭拜白胡子老神仙,据说孔府中所有的精灵鬼怪都归这个白胡子老神仙管。 

(7)平遥酒席扩展资料:

山东春节禁忌:

1、初一忌讳很多,各地大同小异。莒南忌推磨(年前封磨,直到初五才准用磨),忌挑水,忌扫地,忌打人骂人。

2、临沂则忌动针钱,忌包饺子,忌吃荤,忌捣蒜。沂源初一晚上忌点灯,据说点了灯,老鼠就会泛滥成灾。胶东各地最忌初一打破东西,万一打破东西,要手持碎片,不回头,不说话,直走到井边,将碎片抛掷井中,否则“主凶”。

3、也有的地方在打破器物之后,念吉语“岁岁(碎碎)平安”来破解。初一煮饺子,破了不可说“破了”,要改说“挣(赚)了”。过年吃饺子同时吃蒜时,因“蒜”与“散”音同,改称蒜为“义和菜”。

8、山西平遥出嫁闺女彩礼一般是多少

目前在6万8以上,一般买家具、家电家具、衣服、三金,酒席钱不在 这里

9、古代县太爷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平遥县衙按照封建社会多年形成的惯例,官府必位于城的正中轴线上,北京的紫禁城就位于老北京城的正中子午线上,山西巡抚衙门(现省人民政府址)也位于旧太原城的正中线上。大约因为皇帝贵为天之骄子,替天行道,理当居中。各地命官受“天子之命”,领一方水土,牧一方子民,官府位居正中,当仁不让。再者衙门居中庸之位置,乃公平断事之所也。

县衙大门外隔道相对原有一照壁,本系循民俗所建,所以照壁以南称为“照壁南街”。县衙大门外右侧有“申明亭”,原修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州、县修申明亭,凡民间婚姻、田产、地基、斗殴等纠纷,须先在申明亭由各里长调解,调解无效者方可具状击鼓。实际上申明亭就是一个民事调解处。申明亭的设立也是明朝初年对诉讼程序的一项改革,解决了千百年来县太爷被民事纠纷所困,无法脱身去整治、发展一县之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业的陋习。大门廊下架设登闻鼓,立于洪武初年,百姓可击鼓上闻,申诉冤屈。大门外东原有“彰瘅亭”一处,初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现已恢复。是彰善瘅恶、端正社会道德风化之所。

县衙署大门以里,仪门以外,两厢为赋役房。据康熙四十六年(1707)《平遥县志》载,原为明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何其智在东侧修“寅宾馆”3间。万历四十八年(1620),知县杨廷谟在仪门外两旁修赋役房七间,应共计10间。光绪八年(1882)版《平遥县志》的“县治图”上,也绘着赋役房,每侧为5间。近年来县有关部门复修时竟错修为12间,东西两侧各6间。既不符合封建时代建房用奇数的礼制,又没有历史记载作为佐证,使游人一踏入衙署大门内,就心生疑问。这种不尊重历史文化内涵而单纯加速古迹景点复建的商业意识,只能遗患后世,贻笑大方。
赋役房,即县衙收取赋役钱粮的办事处。明清时期国家财政来源于向农民收取的田赋和丁银,田赋按农户拥有的土地以亩计收,丁银按人口计收。明清时期平遥城内分10个坊,农村分30个里、224个行政村、55个自然村。清康熙年间全县共有土地1016427亩,共有人口104822人,田赋折白银64177两,丁银7882两。多数农民只能交纳粮食,无法折交银两。
国家征收赋役钱粮集中在秋收以后,当时收交数额大,运输工具落后,只能肩挑、马驮、车推,为了尽快完成,县衙事先排定各坊里上交赋役的日期,集中在此办理。
赋役房以北,两侧各修小房一间,东为灶火,西为柴炭,供衙役人等自己烧水、做饭。
仪门即礼仪之门,建于明万历四十七(1619)年,是一座强化封建礼制的建筑物。按照封建社会儒教伦理,人的一切行为举止,都必须上下有别,贵*有等,不可乱礼逾制。在衙署中出入门庭也须遵循礼制。中门平时关闭,只在县太爷出巡、回衙、恭迎上宾、重大庆典时方才开启。平时走两侧便门,两侧便门东为“人门”,西为“鬼门”。一般人两门皆可出入,惟提审、押解犯人,必须走鬼门。

穿过仪门,就到达了大堂院。此处庭院宽敞,配有月台的大堂巍然高耸于正面。东西两庑各有房11间,统称“六部房”。初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部房之名源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三省六部”制。即隋唐以来,在皇帝专制下的中央政权机构内,设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负责立法,尚书省负责行政,门下省负责监察。明清时期更突出了尚书省的职能,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正职称“尚书”,副职称“侍郎”。各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为皇帝执掌不同方面的统治职权。使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井井有条。为适应这种完善而严格的行政程序,各省巡抚衙门、府、州、县衙,都按六部形式设置对应的办事机构,即“六部房”,也称“六房”。这种制度使封建统治明细化,提高了国家机器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增强了皇帝对统治机构的驾驭效率,使封建制度及形式发展至顶峰。
“六部房”按照“左文右武”的礼制,东边是吏、户、礼房,一般由县丞分管,西边是兵、刑、工房,由典史分管。清代中期后,县级“六房”已不再单设机构了,虽不成建制,但吏员对六房之事仍各有专司,衙署中的各种文札、档案、账簿、器物等,仍按部别分别存放保管。
六部各房在明清时期各有所司。
吏房 明清两代朝廷吏部负责官员的考核,办理官员的任免、升降、调派等手续。县衙的吏房则不同,主要职责有四:
其一是整理记录本县历任官吏的政绩和本县的特大事件,及时呈报上峰,当然是上天言好事了。同时,协助知县对本衙佐杂人员进行考核,奏销工食银等。
其二是调查登记在籍进士、举人、贡生等的家庭出身、品端德行、学识造诣等,上报府台,有的还可能转至督抚衙门、吏部衙门等,供叙用、候铨、即补官吏时参考,使各种人才能够引起朝廷的注意。
其三是调查本县人士在外为官的情况,以便载入史册,为本邑在外为官者出具给假、丁忧、服满复任等证明文书。同时也便于同其在乡近亲协调好关系,相互予以关照。
其四是承办捐纳官衔、封荫等事务。
户房 职责有四。
首先是稽核全县各里甲的土地、人口,分配及收缴田赋丁银。收缴的钱粮按照布政使或府台指令,大部分征解上交到指定地方。留存本县部分移交“钱粮库”(大堂左侧),由县丞管理,知县支配。
其次是负责本县常平仓、丰备仓等县直粮仓的藏贮调用。组织各乡里交*检查各村的社仓、义仓,管理集市,缉查私盐。
第三是保管朝廷钦定的度(尺、步弓)、量(升、斗)、衡(秤、戥)具标准件,管理社会经济贸易秩序。当时的秤是每市斤十六两制,早年的计算口诀为“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等,就是用于十六两制秤的交易,即如果某物每斤的价格为一元,则每两合六分二厘五毫,二两是一角二分五厘。俗传旧秤每斤十六两象征十六星宿,即“南斗六郎,北斗七星,再加福、禄、寿三星”。经商者缺斤短两,就会自折其寿、其禄、其福,以此警示世人,倡导良好商德,也显示了古人的睿智。此等规制十分繁琐,解放后已改用十两制秤,现又改为公斤秤。但古版书籍及传统中医经典著作中,所用剂量仍是十六两制,切勿混淆。户房对收回的零散银两,上交前要熔铸为官银元宝,一般分五十两、十两两种,铸造模具户房保存,成色也由户房监制。然而明清两代铜钱币不得在县衙浇铸,由中央户部“宝泉局”统一浇铸,清康熙年间又特准各省设局铸造。
第四是根据知县指令,办理赈灾恤贫事宜。
礼房 主管礼制、庆典、科考等事宜。
第一是主持、组织全县的重大庆典、迎诏迎宾仪礼,组织文庙、武庙、城隍庙、邑厉坛、社稷坛等官祭仪式。组织乡饮酒礼、迎春神牛酒席等常规礼仪。
第二是安排“县试”的后勤工作。县试即童生考取秀才的考试,朝廷对各县派有教谕(正八品)、训导(从八品)等命官,专司教育科举。他们主管县试的命题、阅卷、录取。还主管县学及全县的社学、义学,监督教学情况,端正生员礼仪。礼房胥吏在这里仅听从他们调派而已。但学田学产归礼房掌管。
第三是联系生员参加府台复试、省城乡试,安排廪膳生员的廪粮、赴考费用。派人为中式生员家中赶送喜报,组织为公车会试举子的送行仪等等。
第四是随时在彰瘅亭张榜斥恶扬善,强化儒教礼制,引导社会风气,制定乡规民约等。为进士、举人、义士、孝廉、烈女、节妇等进行申报、树立旗杆、修建牌坊、镌刻碑铭等,以彰优笞劣。承办捐纳功名手续。
兵房 明清时代平遥没有常驻兵营,只在城西南40里的普洞关设有巡检司(后改铺兵司),由一名巡检(从九品)统领,有铺兵49名,均为本邑青壮年。他们守护关卡,盘查行人,维持社会治安。由兵房胥吏联系他们。偶有军队过往,也由兵房接洽。兵房还负责监造兵器并负责“武备库”(大堂西侧)的保卫工作。一旦政局不稳,县衙奉命办团练,也由兵房承办具体事务。“三班衙役”的管理操练、选送武举人员,也属兵房负责。
刑房 刑房不是对犯人行刑之房,其主要职责有:
第一,负责审案文书的记录,负责整理归档,为知县查找国家刑典中的适用条款。根据县太爷指令,书写对有关人犯的拘传、查抄、起赃、传唤证人、封产、判决书等有关文札,以及大案初审的上报案宗。
第二,管理监狱(重狱、轻狱、女狱),监造并保管刑具、戒具。
第三,誊写朝廷新颁的法令、禁令及上司下达的通缉令等,张贴于城门、市井、交通要卡,晓谕百姓。
第四,组织医学值司人员为人犯诊断,核实伤情病情。率领仵作(法医)验尸取证。
工房 主要职责为组织维修衙署、城池、官祀之庙宇坛台,修造官立牌坊,监修重大水利、桥梁、关隘工程。承办官银元宝浇铸,打造兵器、刑器。派员带领民工赴上级指定的重大工程工地完成劳役。
六房的职能基本上概括了明清时期知县的主要职责。以往不少人常常有一种错觉,认为封建社会知县的职责只是审案断狱而已,其实知县职责大致可以归纳为10条:管理田丁,征收税赋,劝导农桑,兴修水利,维护礼制,兴学育人,审案断狱,赈灾恤贫,维持治安,镇压反叛。《清史稿·职官三·县》载知县之职责为“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看来要造福一方,当好忠君爱民的父母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大堂是知县办理公务的主要场所,在整个县衙署建筑中,规模最大,上限最高,是衙署的中心和主题建筑。堂前配有月台,象征着皇权的高贵,威仪万千。
平遥县衙大堂为五楹厅堂,中间三楹为公堂,正中后方屏风上绘山水朝阳图,屏前为官台,上方有官阁,也称“暖阁”。阁上方悬有匾额,书“明镜高悬”。该匾之语,似为历代官阁之通用语。“明镜高悬”之典故,首见于《西京杂记》(汉刘歆撰)卷三:“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掩心而照之,则知痛之所在。又有女子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后人则以“明镜高悬”比喻官吏执法严明,判案公正,或办事明察秋毫,公平无私。官台是权威的象征。延续至今的开会时所设的主席台,似也有此内涵。座谈会则不设主席台,以示人人平等,可畅听欲言。类似习俗,盖出于此。
官台上设案,上置“文房四宝”、火签筒、惊堂木,官印盒置于右侧。当日知县升堂端坐,正好是升起朝阳的位置,表示日丽中天,王法公允。观者对古人之设计构思,不禁油然而生钦佩之情。
大堂内陈列着七品正堂的部分仪仗,也称“执事”。按照清代规定“知县,青旗四,蓝伞一,青扇一,桐棍、皮槊各二,肃静牌二”。(《清史稿·舆服志四》)知县仪仗没有“回避”牌,因为封建社会的县衙,就是最基层的政权机构,知县的职责便是处理本邑各种事务,无回避百姓之理由,知县应“与小民朝夕相处,勿使隔绝不通也”。(丁日昌《牧令辑要》第七卷)知府以上官吏,一般不直接受理民事,出巡时才有资格用“回避”牌。
大堂内东西两侧分别为“钱粮库”和“武备库”。
大堂外东侧是“赞政亭”。赞者参也,赞政亭也即参政之所。知县常在这里接待各里坊耆老、乡绅等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和告老还乡的官员等,以示“体恤民情”,实则为官吏同地方势力结盟之所。但清代不准未仕之有功名者过问政事。清顺治九年(1652)诏曰:“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大堂外西侧是“銮驾库”。銮驾是皇帝仪仗的别称,区区县衙,何来銮驾?查明洪武年间“迎接诏赦仪”规定:“凡遣使开读诏赦,本处官具龙亭、仪仗、鼓乐出郭迎。”(《明史·卷五十六》)因此各府、州、县都要准备迎接和导引“圣诏”的龙亭和仪仗。而这种仪仗即仿制皇宫之銮驾。平时不用,存放于銮驾库。清代仍沿用这种礼制。“銮驾库”之设置,当源于此。
大堂背后之二堂,自成四合院落,且同后面内宅相通,所以二堂院门也称宅门。看门差役称“门禁”,也叫“门子”。门子日夜值守,闲人免进,有事求见大老爷,须烦门子通禀。清代门子年俸银六两,但许多来访者为求方便,常赏其小费,这个职务当然是肥缺了。现代人讲“走门子”一词,恐出于此。
知县除每日上午辰时(九时左右)升大堂署理公务外,其余时间主要在二堂办公,处理日常公务,个别召见下属,秘密询问案件,会见来客等,所以这里没有大堂那种森严的气氛。引人注目的是二堂后墙东侧的一块“除暴安良”匾额,是清光绪八年(1882)邑人王希闵送给时任知县锡良的。此匾为原物,一直藏在二堂顶棚内,近年翻修二堂屋顶时才发现。这里有一段故事:锡良字清弼,蒙古镶蓝旗进士,光绪六年(1880)任平遥县知县,光绪八年(1882)调任阳曲县知县,同知衔。后因屡有政绩,升迁京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由湖南布政使升任山西巡抚。光绪七年(1881)冬,平遥县落邑村古董商人王希闵,在走村串户收买古董时,收到一副“铜”象棋,实际是纯黄金制作的,可谓一夜暴富。村中几名无赖听到风声,夜入王宅蒙面抢劫,未能得手。留下匿名信一封,威胁其交出象棋,否则将招来灭门之祸。
王希闵急奔县衙告状后,锡良派人微服私访,反复查证分析,并派人蹲守,终于将这帮恶徒擒获,并审出他们以往犯下的累累罪行,对他们课以重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王希闵更是感动不已,于光绪八年(1882)正月县衙开印后恭送此匾。
东侧墙上悬挂的“张仲遗风”匾,也是原物。是民国初年百姓赠给县知事(县长)吴洁己的。

二堂内东西耳房分别为“简房”、“招房”。
“简房”为县丞的办公处所。县丞为知县之助手,正八品。室内现陈列清代县衙作息制度,知县丁忧、俸满、封印制度。旧时父母亡故,子女需回家守孝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称做“丁忧”。为官者若遇父母亡故之事,需申报吏部开缺,居丧期满后,吏部将视情况而重新安排工作。汉民族之儒礼以孝为本(百善孝为先),所以丁忧期间连科考都不准参加,否则治罪。如子女身为武职,遇有紧急军情,或国难当头,或皇帝诏准,方得以“忠孝不能两全”而遥拜致祭。这里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中,汉民族儒教礼制对人们道德行为的规范。
“俸满”即指明清时代官吏任职满一定年限,则依例升调的制度。《清会典·吏部七·文选清吏司四》:“京官以历俸二年为俸满,外官以历俸三年为俸满,未俸满者不入俸深班推升。”
“封印”即知县每年春节前后有一个月的休假,届时,需停办公事而封印,封印日期由朝廷钦定。《清稗类钞·十二月封印》:“京师大小官署,例于每年十二月之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吉时,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
二堂内西耳房为“招房”,旧时为典史的办公场所。明清时代的典史无官品,即“未入流”。“掌稽检狱囚。无丞、簿,兼领其事”。(《清史稿·职官三》)典史职品虽小,但一般都由地方上之“闻人”充任。俗称衙门中的“四爷”(排在知县、丞、主簿之后)。有时知县外出或在封印期间,则由典史代行职权。清代已不设主簿,使典史的权力更加膨胀。有一首《十字令》,专门描写典史之虎威:
一命之荣称得,二片板子拖得。
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
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
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
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
典史出身杂流,常易专权,清代科举出身的知县对其提防甚紧,宁可信任师爷、书吏,不敢倚重典史。
“招房”现今向人们展示、介绍了清代的“养廉银”制度。清初官吏薪俸低微,难以维持生计。一品大员年俸银180两,正七品知县年俸银才45两。以权谋私、挪借公款之弊难以根治。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批准山西巡抚诺敏的奏请,把全国各地官府“火耗银”,全部收归国库,按官品补贴发给,以资养廉,故称“养廉银”。不在任就没有了,相当于当今的“职务补贴”。正七品知县养廉银每年为400两~2000两。根据县邑大小、赋税总额等拉开档次。官居边塞或不开化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区)者从优,也算一种激励机制吧。
二堂外两旁,分别是“钱谷师爷”房和“刑名师爷”房。
“师爷”既非官也非吏,是清代官僚制度产生的一种特殊名目,实为长官的“幕友”,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门人”、“食客”。清代从督抚衙门到州县官署,无处不有。他们有着比官吏更为显赫的声望和地位。他们没有正式的行政职务,但实际上掌管着衙门中案件的审判。县太爷称他们为“西宾”,他们尊县太爷为“东翁”、“东家”。吏役、百姓尊县太爷为老爷,尊称这些幕友为“师爷”。

穿过二堂即为内宅,内宅是明清时期知县的生活区,正房五楹,中间三楹为客厅,两侧套间各一楹,为书斋及卧室。客厅中正面悬挂匾额,上书“慎勉堂”,落款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知县杨廷谟。其实这个堂名是布展者无视历史的编造。清光绪八年(1882)《平遥县志》中,载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杨廷谟为修县志所作的《重修平遥县志序》,文中结尾落款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岁在庚申孟秋吉旦。敕授文林郎知平遥县事上谷杨廷谟沐手谨书于忠爱堂中”。杨廷谟当时的书斋称“忠爱堂”,即忠君爱民之意,符合封建社会为官者之铭。其实布展者当时若能稍微注意一下历史考证,就不会出此笑话了。
据《清稗类钞》云,明清两代,知县一律易地为官,不得携带家眷。至清乾隆年间,皇帝才诏令此规可破。因此以往知县五百里外易地为官,知府以上需到千里之外,就连教谕、训导也不得在本“府”境内任职。家眷也一般不得到任所探视,加之社会观念封闭,知县在处理公务之余,只能在这块小天地里看书、做文、吟诗、抚琴,生活单调枯燥,难享天伦之乐。不像当今之易地为官,每周五回府,周一上任,甚至每日驱车回家,早出晚归,充分发挥了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优势,体会不到封建时代易地为官者的苦衷。
内宅的东、西房为客房,有上峰莅临或同窗同科谊友来访,可做留宿之所。但上级送公文的信使,则只能送至二堂,不得步入内宅,更不能留宿内宅,只能在“寅宾馆”或“公馆”食宿,这大概也是一种等级制度吧。
平遥县衙中轴线上的最后一座建筑是“大仙楼”,上面供奉着守印大仙,即狐仙。清代官衙奉狐仙为守印大仙,不知何故。守印大仙木主为红底金字加云饰牌,带须弥座,外置神龛。
大仙楼是平遥县衙中仅存的原建筑物,故而地势偏低。原名观云楼,即知县每日茶余饭后观察四乡天气云晴之所,反映了古代平遥农业在封建经济中的地位。清代改称大仙楼。
县衙中轴线建筑,除仪门内至大堂的石牌坊外,尽管复建时出现了一些有悖于历史的错误,但基本上都重建起来了,重建历史遗址是很难不出错误的。根据旧县志图示,西侧还有牢狱、督捕厅、洪善驿、马王庙等尚未重修。东侧的土地祠、酂侯庙、粮厅、花厅、壮班房等已重修完毕,并向游人开放。

“壮班房”以及大堂月台下原有的“差役房”(东西对称,现暂未复建),是县衙里“三班衙役”之住所。所谓“三班”即皂班、快班、壮班。虽然都是衙署之差役,但其分工不同。皂班即皂隶,主司站堂、报事、行杖等内职。清代平遥县衙皂隶编制为知县用皂隶16名,县丞用皂隶四名,典史属下皂隶4名,洪善驿皂隶2名,接递甲皂20名。每名皂隶年工食银一律6两。快班即捕快,也分步快和马快,负责缉捕人犯。清代平遥县署设捕快8名,年工食银及草料银共134.4两。壮班即民壮,每年由当地百姓中轮派青壮年担任,主要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及衙署内劳务。每人年工食银6两。
除此之外,明清两代平遥县衙还有狱卒、轿夫、灯夫、禁卒、伞扇夫、库子、斗级、仵作(法医)等杂役,工食银也是每人每年6两。
“三班衙役”和杂役,其地位比胥吏更低,除壮班为良民百姓派子弟轮流服役外,一律被社会视为*役,投充者多为当地市井无赖。清代规定差役不得与良民结婚,其子孙三代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更不得做官。所以许多家族规定子孙不准充当差役,否则要削其族籍,不准入祠入谱。
差役们工薪低,待遇差,更无“养廉银”之说。但他们凭着手中的“传票”、“铁链”为本钱,在缉捕人犯、堂上行杖、押解犯人、查赃、催科、验尸等执行公务时,可以到处敲诈勒索百姓。真是“权之所至,不在大小”。清朝的纪晓岚说:“在百姓眼里,差役只比天子差一等而已。”清方大湜在《平平言》中列举捕役八大害:“豢贼分肥,纵贼殃民,勒索事主,妄拿平民,私刑吊拷,私起赃物,侵剥盗贼。”捕役们常用“贼开花”的招数,即有盗案发生时,信口诬指些殷实人家为窝主,顺便拘押,逼迫他们出钱“洗贼名”。也有借“起赃”为名去翻箱倒柜,顺手牵羊,甚于盗贼。更有甚者,收盗贼为徒,三七分成。
通过对平遥县明清两代旧县衙的开发研究,可以看到封建社会里,县级政权机构是直接接触老百姓的,其统治得力与否,关系着整个天下的稳定。明清两代在县级行政统治方面已有了一整套完善的经验了。首先是加强了正印官的权力,尽管下面设有佐贰官,如县丞、教谕等,各有所司,但政权最后都要统归于知县。官、吏、役等的等级特别森严,不许混淆。其次是从千百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办事机构,“三班六房”各司其职,还可聘用幕友,以保证知县统治权的有效运用。对办事机构中的官吏之职责、招聘、任期、役满出路等都有明确的规定。第三是制订了完整的基层政权的法规条令。除《会典》、《则例》中的有关条款外,清朝政府还特别编修了《州县事宜》、《牧令书》等,是专门针对州官、县官的政书,对州县正印官进行约束规范,使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清代县级行政组织,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阶段。

10、平遥的习俗有什么?

平遥既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源远流长,又为世界文化遗产。千百年来,平遥人杰地灵、文风昌盛,其文化内涵之源广、涉及渗透在各个方面。民间风俗作为平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它的形成而变为约定俗成之规,到代代传承至今日,年代久远。

平遥的民间风俗很多,下面我们择其要者做一介绍:

一、婚嫁礼仪

  平遥婚礼表现的形式和手段非常隐喻,简单而深刻,鲁拙而不俗,风趣而文明,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现象。

平遥婚礼,多行“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纳采:俗称提亲。男家请媒人向女方提亲,如女方同意议婚,男家则以礼物相赠。古代以活雁为纳采物,雄雌雁永随相伴,择一而终,故取其象征忠贞不二,白头偕老之意。后来则以鸡鹅等代替,再后来演变为钱财物品。女家如接受,则可进行第二步“问名”。

问名:男家请媒人询问女方性名及出生年、月、日、时命相八字取庚贴,再请星相士占卜双方生辰八字,如得吉兆,则可定婚。如双方生辰八字相克,则将女方庚退还。

  纳吉:俗称订婚、定聘。问名后男方托媒人到女家通知定婚并赠送定婚物品,如戒指、玉镯、衣料等,一般以四件为宜,俗称“四色礼”,取意“四喜”。男方长辈女亲还可随媒人到女家相亲。现媒人只起牵线搭桥和往来传话及协商办事作用,男女一同至政府履行法律手续,是日男方设席祝贺成婚。

  纳征:也称纳币,俗称彩礼。即根据女方家提出的条件、要求,媒人从中通说撮合,男方送女方一定数量的钱币或各种礼物。之后,双方家长就可以亲家关系往来了。

请期:俗称送日子。纳征后男方家人选吉日,由媒人携往女家征求意见,双方一致同意后即娶嫁之日确定。将择好的“完婚”日期“婚帖”送上女方。

亲迎或迎娶:俗称娶媳妇,即择良辰吉时,新郎亲往女家迎娶新娘。迎亲前日女方要派人送嫁妆,以奁具布置婚室,以示女方的排场。正日,上媒人陪新郎前往“娶亲”。过去多用花轿、马匹,现在多用汽车。旧时,亲迎的形式和程度较为繁琐。迎亲之日,新郎以羊羔美酒为礼,乘坐花轿,轿前有绫旗、红纱灯笼、吹鼓手,最前面有鸣放鞭炮等人,红旗挑大铜锣,鸣之以开通,后又加“状元及第”出巡仪伏,即华盖伞一,回避惮二,金瓜、铖斧、朝天蹬各一对,龙凤扇一双分列两旁,以示“排场”。路遇婚嫁者遮之以避。新郎穿状元及第之帽服,还有盛妆打扮的男女各二人相随“叫娶客”,气派万千。明洪武皇帝曾传谕朝野:“文武百官路遇民间还亲之伍,应避于侧”。亲迎之日,女家奉待迎娶一行,以“茶食”、“宴席”不定。女家要宴请亲友,至黄昏时,给新婚胸佩红花,肩披红绸。新娘着凤冠霞帔之诰命夫人服,同样盛妆打扮男女各二人,叫做“送客”。并带赠送婆婆的礼物,其中手绢必须有,意在堵住婆婆的嘴,少讲闲话。新娘的父亲或哥哥抱新娘上轿,有“哥哥抱妹妹好活一辈子”之说。新娘上轿后向外抛撒嵌有硬币的馒头(下轿时亦然)。轿至新郎家门时,燃鞭放炮,两女人头顶红绸迎媳妇,礼房人员一边向轿上方抛撒五谷,一边口中的吉庆语言念念有词,如“头撒天门开、二撒地门开、三撒新人下轿来,五子登科新郎官,苗条淑女是新娘……”。大门旁放置两把谷草,上面包上红绸,点燃草束以消除不祥之气。新娘背挂小镜,踏着口袋往回走,意为代代相传。新郎手执木制弓箭至院中央。新郎的父母跪拜先祖牌位,新郎新娘站定不拜。先拜天地,继入洞房。第二日认亲族,后渐改为一日完成。晚上备“合婚席”一桌,有新人、介绍人、亲族若干共食,之后“闹洞房”至深夜。洞房门槛上平放马鞍,以祈求平安。床头预先放一柳条斗,新郎新娘进洞房后,把手抓之物都放进去。新郎新娘入睡前要喝拌汤,整夜不熄灯。三日内忌打扫。次日早晨新娘要拜见全家及村堂邻居。婚后第二日新娘回娘家探望父母,婚式才算结束。

平遥婚礼规矩颇多,烦不胜烦,但总体来说都是一些吉庆良好的祝愿活动。

平遥婚礼注重婚礼食品:媒人馒头俗称媒人馍子,也称合婚馍子:迎亲前一日下午,女方送嫁妆到男方家。同时,要带上一个媒人馒头交付男方家,礼房人员将男方预先准备好的一个媒人馒头与女方带来的用红绳捆在一起,用红布包好,赠送予媒人带回家食用。意在感恩媒人撮合配对。媒人馒头个大,一般0、7公斤白面粉一个,中间放入一小块石头,即有心有意,实心实意。顶上模压一个红双喜字。

二、过满月

平遥地区居民称生男孩为大喜,生女孩为小喜。第一个孩子无论男女都要祝满月以示庆贺。满月日期,男孩为29天,女孩为30天。

当小孩生下足一个月的时候,至亲厚友都要亲往祝贺。过满月就是这种庆贺的方式。过满月,是在庆祝“家有后人”、“添丁之喜”、“足月之喜”。孩子满月之日,做姥姥的要送银首饰及衣物、被褥,其他亲戚多送布。去“做满月”,实则并不在正日,而于半月时则举办,取之偕音“伴”,意在长命。本族、亲族、亲戚一般制做蒸食“ ”(面圈,上嵌系红绳、铜币做成的面制“锁日”,中有“石榴”),迭童衣、童帽,三尺衣料叠成的“壁枷”(山字形)。外婆要特殊赠一些银制手饰。主家对赠物全留,以高梁、枕巾或背心回送。待午时,在院内面向“娘娘庙”方向供奉烧香,燃放鞭炮,之后设席款待众位亲朋。

此俗虽沿习至今,但规模从简者为多。一般情况是由亲朋好友们给孩子带上礼品,到家里作客,吃一顿“满月宴”,然后离去。给孩子所带礼品,有小儿衣物、食品、或是小银锁在过满月时,颇有讲究,要有许多家互相有亲戚关系的人联合起来,给过满月的主家买好三百尺的布料,再把各家买好的小孩衣服:上衣、裤子用别针或是用线简单地缝在上面后,客人中的妇女,往往到房中看望一下过满月的孩子及其母亲,还要把事先准备好的红线挂在孩子的脖子上,红线上拴着送送给孩子的零花钱,并问长问短,心示祝贺。

平遥人在孩子出生后,还有以下一些风俗:

送“模头馍子”:媳妇生孩子了,对于一家人来说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好事,把这一喜讯告知给娘家就有了一定之规,要在出生后的第三天,由父亲拿上特制的“模头馍子”送往孩子的姥姥、舅舅、姨姨家,并告知“做满月”的时间,娘家人会准时到达。“模头馍子”,较一般馒头大三倍,好似小孩子头大的馒头,顶部压有一个喜红字。

奶葫芦:孩子出生三天,在给娘舅家送“模头馍子”的同时,还要带上一对蒸食“奶葫芦”和“饼子”。设供于小孩外婆家,在水瓮上,放置一把“擦子”(做面食的专用厨具,一个长方形木头架子上嵌着椭圆孔的铁皮),上面摆上模头馍子、奶葫芦、饼子、铺灯燃香火,祈求让孩子的奶水通达、充足。奶葫芦,用发酵的白面团,捏成上小下大的葫芦状,蒸制而成满月仪式:生孩子即为一家之大喜事,旧的传统观念一般称女孩为小喜、男孩为大喜。做满月的日期,并不是下个月的今天,一般都要在半个月的时候举办,取之谐音“绊”住,意在长命。届时,以娘家人为主的亲戚、本族,都要制做蒸食“括篮”(面圈),送童衣、童帽、三尺布料叠成的“壁枷”(山字形),外婆还要特殊赠一件银制手饰。待中午时,面向娘娘庙设供桌于院内,桌上以外婆的“括篮”垫底,层层叠上,供奉烧香,燃放鞭炮。之后,设席款待众位亲朋。

  “括篮”是平遥人家庭主妇都能制作的蒸食工艺,它的主料以白面为主,配以红枣,工艺别致、讲究,造型是圆形,一般直径1、5尺左右,它的每一个造型,每一朵枣花花都含有吉祥、富贵、长寿创意

“括篮”是平遥做满月过生日(1—13岁)的必备品,它的制作和花样男女有别,男的做满月过生日应制作九朵石榴花、一个福手,民间流传“九石榴一福手,守住他妈常不走”;女的做满月过生日应制作九朵莲花一个藕,民间流传“九朵莲花一个藕,能活九十九”。她们像艺术大师巧思构想,在莲花和石榴中间捏了两个一男一女面人,面人中间加了一把面锁,民间流传叫“成人人,长大大,一把锁子锁住他”,总指让孩子健康成长,一切邪气、病魔不能近身。过生日那天中午时面向娘娘庙方向供香,为孩子打枷儿(色纸条包谷草杆成三角架),把“括篮”顶在孩子头上掰开,民间流传“‘括篮‘破了孩子大了”,这种面食文化,究竟何时起源,目前尚无定论,但从内涵来看,这与明清经济繁荣是离不开的。

回送:主人家对所有亲戚、朋友送来的面圈、衣料等全部收下,表示谢意并回送。对面圈以一升高粱,其他以枕巾或背心回之。

三、贺生日(包括过三岁、完十三、祝寿)

平遥人对于生日非常重视,虽然生日年年过,但习俗上特别注重的是过三岁和完十三。

(一)过三岁

亲戚朋友届时纷纷登门道贺,贺礼多为面蒸“括篮”,上系锁,用红绳与铜钱串结而成、三尺喜幛。外婆家来戚为上宾。待午时面向娘娘庙方向设供桌于院内,摆放供品及,外婆家垫底,其他叠上。点灯烧香、燃放鞭炮、由奶奶为孙子“折枷儿”用粉红、黄、绿纸条缠绕四根谷草杆,三根扎成三角形,一只手拿着套在脖颈处,另一只手持一根谷草杆,边打三个角,边口中吉祥语言念念有词,以祈祷孩儿健康成长。打毕将枷儿与娘娘花、娘娘娃一同着燃。之后,设席款待全体亲戚朋友。对亲友所贺“括篮”,留下一节,回以馒头与枕巾。

(二)完十三

过去,一过十三岁,即意味着童年生活的结束,进入成年阶段,从各个方面都要逐渐地以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旧时有一个习俗,当头一胎生下男孩时,要在门里边的铁制门搭上锁一把锁,到这个孩子十三岁生日那一天让其亲自将锁打开。虽然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仪式,但在他的心中会产生很深的印象,从这一刻开始,不应该贪玩了,肩上有了一定的担子和责任。完十三岁与做三岁的礼仪形式基本一致,只是所送喜幛应为六尺。

(三)祝寿

  过寿老人过生日俗称呼“过寿”。有男过女不过之俗。繁简因家境、主人兴致而各异。过寿多从六十岁开始,人们以十天干、十二地支排序,认为六十岁为一辈子,活到一辈子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过寿也有一定讲究,一旦开始了祝寿礼仪、就必须岁岁举行,只不过规模大小而已,七十岁要讲究、八十岁为大寿,最为隆重热闹。寿诞之日,亲戚、本族及知己好友登门道贺,献寿礼以面制寿桃、生日蛋糕、寿幛、寿联、匾额花篮等,祝“福如东海常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午时,将寿礼摆于堂屋或大厅、燃寿灯,燃佛香。“寿星”之人正面端坐,晚辈依序行跪拜礼。礼毕设丰盛酒席款待,欢度一日。敬送寿桃,必须送一对,不能单一。宴席主食均食用面蒸寿桃,意在让众人“咬扎”,咬去灾星,留得福禄寿三星高照。

寿桃,有蒸制、烤制。蒸制时将发酵的面团做成扁形桃状,内包入红糖或红枣,蒸熟后将桃嘴处喷洒真红水。烤制如月饼一样,只是形状成寿状。

四、暖房

  平遥人入住自己修建或置灵的新房子后,要择日举行“暖房”仪式。中午时在主房设供桌,燃灯烧香,鸣放鞭炮。供品“九鱼一兔”必须要有,意在“九鱼一兔,越住越富”。用发酵好的白面团,捏成九个金鱼状和一个兔状,蒸熟后点缀真红水。暖房时有亲戚、本族、朋友携白酒、鞭炮前往庆祝。 

五、迁居

俗称搬家。平遥人对于搬迁入住新居十分重视,要先择吉日。迁往新居时,先要“填主”,杀一只“银红公鸡”,以鸡血喷淋房院内四周。搬迁时,主人要在拂晓时就携玻璃瓶子、案板、筷子、蜡烛、发面等先放在新居,意在“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家运发达”。中午要设供桌于院内,摆“五供五菜”和时令水果等,祈求天地保佑。春节

除上之外,平遥还有以下民俗:

六、丧礼

平遥县古今皆土葬。贫者薄葬,礼仪式从简;富者厚葬,礼仪繁杂。丧礼分丧服与丧祭。丧服、分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高祖以外不成服,谓之出五服。丧祭分小殓,大殓(入殓)、行魂、出殡,服二、尺七、百日、周年。人故后一般五、七、九天出殡、不能出殡者,则借寄它处,另择葬期。出殡之日,所有亲族、世友均参加。亲戚备有祭食、纸制冥物、礼钱、挽幛。灵前供祭品,家供在先,亲戚在后。亲戚中以“人主”家(娘舅家)在先,亲翁次之。祭奠时亦然。祭食有“八八”、“十大碗”、“白板”等,置“食盒”、“拜盒”前往,每份供品留部分而回(返回祭者)之。场面视贫富而定,富者鼓乐祭;中等家鼓乐送殡,祭礼稍简;贫寒之家则薄棺蔽衣,简单办理。出殡时,孝子“拉灵”,孝女、儿媳在后“扶灵”。有幡儿雪柳、名旌楼子、神主轿、棺罩等壮场面,纸制活侍“金祭童”、“玉女”随官而入墓。引魂“柳枝”、“哭棍”插入坟丘。其后丧祭时,要做各式“纸活”。有宅院、金山、银山、花幡、摇钱树、五七花、金银斗等。尺七只过六次,祭食为“头七馍馍,二七糕,三七肉火烧,四七塔日,五七角日(饺子),六七饼子,吃了不用等戴黑纱,但沿用旧俗语者较为普遍。

七、祭礼

平遥县祭礼可分为神祭、祖祭两大类。过去崇拜神者居多,有“无庙不成村”之说。一般家庭均设有神坛,有灶王、张弓、家神、财神、门神、天地、土地等,专业艺术人又将本业最信仰的如鲁班、吕祖、窑神、药王等供奉于突出位置。逢年过节,也有初一、十五设供烧香,以示虔诚。于迷信之中反映了人们祈祭五谷丰登、家业兴旺、平安度日的愿望。建国后,随着人们科学文化水平年高和观念的改变,对此日趋淡化,只是清明扫墓“上坟”祭祖,仍很隆重,有“千里赶上坟”之说。

八、平遥鼓书

平遥鼓书又称平遥盲书,源于平遥弦子书。流行于山西省平遥、汾阳、介休、孝义等县。明末清初时就有不少盲人以说书为业谋生,当时只限于单人坐唱,乐器也比较简单,以三弦(定弦为515)、曲笛为主,将一檀木腿板绑于左小腿前方,一面小钗绑于右膝盖上,右手在弹拨三弦的同时兼敲击小腹,左腿不停地带动腿板打着节拍。当时,只是自编一些收集的小故事、小笑话,逐步到说唱章回小说、连本古书,随后,在实践演唱中逐渐加进了四弦、月弦(定弦都为15),演唱者由单人扩大到四人以上,分一节生、旦、净、丑,说唱完全用平遥方言,通俗易懂,乐器配合得当,曲调优美动听,很受群众欢迎,常于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日满月之时,或农闲季节为活跃民间文化生活而请盲艺人演唱,其内容如《小八义》、《大八义》、《五女兴唐传》、《刘胡兰》、《买卖婚姻气煞人》等。

此外,过年在平遥也很有特色。农历一年的第一天,也是全年的第一个重大的节日。平遥民间俗称“过年”或“过大年”。民间传统的过年,时间拉得很长,从头一年的腊八节以后就算开始了。春节前为准备阶段,春节后为庆贺阶段,要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日,甚至二月初二日。民俗有“忙腊月、闹正月,拖拖拉拉到二月”的说法。节中套节,节日不断,喜庆祥和是过年期间最大的特征。从正月初一日零点开始,正式进入春节。

民间庆贺活动的第一项为接神。原意是迎接天地诸神下界与民同乐,今天已经成为迎新辞旧的主要象征了。内容首先是点旺火、燃年草和响鞭炮等等。旺火位于当院,年草置于门外,要由家长亲自点燃。起床后不能贸然出门,须先点一个爆竹,从门缝伸出室外爆响,称为开路炮。点旺火要称发旺火,取意发财、旺盛、红火。在家长发旺火时,孩子们穿上新衣服,围着旺火燃放鞭炮。妇女们则收拾家务,整理祭祀天地方诸神、列祖列宗的供品。旧俗女孩在旺火未烧通红时,不出家门。现在男女平等,女孩子一样式和男孩子响鞭炮、放礼花。此时此刻,村村户户,鞭炮齐鸣,万里长空响成一片。硝烟中夹杂着旺火、年草燃烧松枝、柏叶的芬芳气味,天上人间全部沉浸在热烈欢乐的气氛之中。

祭祀天地诸神是旧俗接神以后的隆重活动。家长要率领全家,依次给各个神位点灯、敬香、摆拱、奠酒,三跪九叩。设在当院上方的天地神位前供品最为丰富另外,家庭主妇特别注重在灶君位前隆重供上“枣山馍”。“枣山馍”用面粉嵌红枣蒸成三角形状,取意米面如山。上面饰以面塑的龙、凤、如意、福寿、瓜果等等。大者有十几斤重,往往是女主人灵巧手艺的代表佳作,已经演化成了室内灶前陈列的面塑工艺品了。

祭祀列祖列宗,是与祭神同样隆重的大事,祭神的所有仪程都要在祭神中重演。祖与神已经成了同一概念。不少上年纪的老人,在祭祖时,要面对列祖列宗的牌位,逐项禀报家中一年来发生的喜庆事件,大到起房盖屋、娶媳、聘女、生锈增丁,小到粮收多少,生活怎样。神情庄重,态度严肃,充分反映了传统的尊祖孝先风范。

拜年是春节活动的高潮。大体上分为家拜、近拜、远拜以及团拜等形式。家拜是自家人中小辈给长辈磕头。民间有“大年下的头,马虎不得”的说法。小辈磕头时,口中要高呼被拜人的尊称,如说:“爷爷,我给你磕头了!”一人一拜,即不能一次呼两次长者的尊称,给两位长者同时磕头,也不能两人同时给一位长者磕头。对此,民间亦有“大年下的头,一个磕了一个磕”的说法。旧俗讲究三跪九叩,如今多项式数地方是恭恭敬敬地鞠躬躬行礼,也有的是只磕一个头。小辈给长辈拜年时,长辈面带笑容,欣然受礼。拜完年后,长辈给小辈压岁钱。用意在护持后代,健康多福。如果家中有新娶的媳妇,则长辈须给新媳妇很可观的压岁钱,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视自家经济情况而定。婆母还要另外赐给新媳妇一块上等的布料,希望媳妇继承针。近拜是给本村未出五服的长辈拜年。进院要先拜神祖,然后再给长辈磕头。远拜则是本村亲朋好友之间互相拜年。只拜人、不拜祖。无论近拜还是远拜,主人家都要盛情款待,招待客人到家里喝茶抽烟,品尝糖果。对于前来拜年的孩童,要赠给礼品,或糖果一类零吃,或鞭炮一类玩物,或零钱作为压岁钱。小孩子拜年,总是满载而归。拜年活动,子孙尊敬老人,长者慈爱幼小、平辈互相尊重、人与人真诚祝愿,和谐了人际关系,加深了感情联络。

春节这一天,家家习惯吃饺子。饺子谐间角子,角子是古代一种钱币。饺子的形制又好像元宝。元宝是古代一种较大金银锭。大年吃饺子,取意一年四季抬财进宝。民间煮饺子时讲究忌讳吹冷风,所以不拉风匣,全凭柴烧。民间有“人家发旺、全凭烧上”的俗语,指斥是这件事。烧柴讲究要烧芝麻秸杆。一方面芝麻杆燃烧时悦耳的响声,好像一连串发财扫、发、发声音,另一方面又取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喻义。饺子煮破了要说成是挣了,不能说破了。吃饭前要求鸣炮示知。第一碗饭要敬供祖宗神灵。全家人入席要请家长坐首位。第一盅酒要由家长至祝酒辞。盛饭时,不能让锅里空了,要留有看锅的饭菜,意喻取之不尽。有人吃着

包有莲子的饺子,表示莲年有馀;吃着包有红枣的饺子,表示早交好运;吃着包钱的饺子,表示钱财两旺,不管谁吃着,大家都要表示祝贺。如故是小孩吃着,全家人格外高兴,祖、父辈还要特殊增送礼物予以祝贺。素有“荤年素腊八”的说法,春节,家家以肉做席。多为猪、羊肉。如今生活好了,鸡、鸭、鱼已经是常见的春节食品了。

春节这一天,民间忌扫院,忌洗衣,忌使针。嫁出去的姑娘忌在娘家过年。特别忌说有碍吉利的话。除夕晚上,大人们就一再叮咛孩子,年初一要特别欢乐,不要使小性子,说话要尽说好话。春节,大人禁忌打骂孩子。家庭主妇特别小心谨慎,防止打碎盘碗,万一失手,打碎盘碗,不要说话将碎片拣起来,仍到井里或窑里。春节鸡、鸭不出窝,喂以上等饲料。

春节的下午开始,村里兴办的传统社火或秧歌,便开始正式表演。首先在本村娱乐,挨家挨户拜年贺喜。住人家要用烟糖招待。上一年曾发生死伤灾病的人家,要邀请社火对进院表演,称为冲喜。上一年曾娶媳妇、生小孩的人家,也要邀请社火队进院表演,称为贺喜。冲喜与贺喜,住人的招待费特别大方。本村拜年结束后,还要到临进的村庄活动,一直到元宵节掀起高潮。

平遥人腊八节也过得很有特色。腊月初八要泡制“腊八蒜”。做法是:把剥得干干净净的紫皮蒜放在一个大瓶子里,然后倒进满满一瓶醋,用纸糊住瓶口,密封起来,等到除夕时再把这“腊八蒜”的瓶打开、食用。“腊八蒜”,也称“腊八醋”,这中醋,酸中带辣,辣中带酸。这中蒜醋,常常用来蘸饺子,味道相当鲜美,而且蒜的色泽逞青绿色,分外好看。吃在嘴里,并不很辣,脆而且香,实际上成为蜡月初八腌制的一种食品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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