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装长礼服

1、唐装简介

偏襟式旗袍称作“唐装

有人把在国外唐人街上女士们穿的偏襟式旗袍称作“唐装”，这是何故？

唐代十分注重与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为此唐人的服饰也出现了自西汉“丝绸之路”以来空前的丰富多彩、瑰丽多姿：袍、襕、襦、衫、贯头衣、裙、披帛……，应有尽有，可谓是百花齐放、色彩纷呈。充分显示出了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高涨的鼎盛时期，对以后各朝代及今人的服饰文化之影响非同小可，且源远流长。

在唐代的军臣百姓皆穿袍，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长衫、长袍。当时根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在款式、色彩、图案上有着严格的区别。一般平民用素色的麻布缝制的狭小袖口的袍子与用考究的绸、丝段缝制的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的肥大袖子的官袍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皇帝的龙袍，又称黄袍。用色不可冒犯，用赤、玄、缥、绛、白、黄六色配置。下属的臣将及大小官吏选用紫、绛、绯、白、蓝等色制成朝服。这些表现出不同官衔等级、阶层地位的服装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蟒袍，胸前和背后的正方形图案就有沿袭唐代官服的传统。

到了民国以后，清代满族左右开叉、行动方便的被“汉化”了的旗袍——男子穿的长跑马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礼服。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西方文化碰撞后，刹那间，穿西服、剪辫子、留分发、剪平头、拎文明棍的打扮蔚然成风。直到五六十年代在我国民主党派高级领导人张澜、沈钧儒及港澳台等地的男士种仍作为传统保留的文化服装在社交场合出现。不过这时期早已摒弃了三十年代以前罩在外面的马褂。而突出人体线条美的女性旗袍，也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从直线或跳跃到曲线式，与日趋发展的流线型工业产品相吻合而走向世界。当然穿着它走在国外的大街上，肯定有人就会想到“唐人街”。可见旗袍以”唐装”面孔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风格向世人展示，不足为怪。

现代朝鲜妇女的短衣、长裙以及胸前“Y”字开襟、飞舞的系带，微风吹拂，飘飘欲仙。这款上短下长的裙套装，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从唐代流行到今天。历经岁月沧桑，时代变革，由于配饰时兴的发型、鞋袜、提兜、花伞等“辅件”它从未落过伍。仔细思量，取得这种永恒的美感，无外乎在于提高腰节线后的上短下长的面块对比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黄金分割率”比例关系不谋而合而经久不衰、代代相传。傣裙也有此特点。

襦是身长不过膝的长衣或短袍，它和袍一样，不分男女皆通用。因身长适合劳作时穿用，被广泛地流行在民间。到了明、清时代，上流社会的女子也在长裙上配短袍为外套，穿起来显得身材修长秀美，其实是“襦”于“襕”相同的比例美所奏效的。只不过“襦”把视点“切割”线引向下方摆而已。今天西南的苗岭瑶寨，仍有的妇女、男人穿短袍配长裙、长裤的打扮。尤其在袖口、领型、偏襟及鸳红妃绿的“重彩”刺绣上保留着明、清服装的艺术风格。

在公元六世纪，日本由于受中国唐代文化的影响，服装上也模仿中国。类似钻式背心的贯头衣，在唐代南方百姓中穿用。后来传到日本，他们把腰间只用一根绳子系好的简单衣服改成武官朝廷的礼服。到了十九世纪江户时代，日本妇女把这根绳子模仿一座古代拱桥，系成鼓形状的“御太鼓结”的小包袱作背饰，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的“和服”。当今，在服装工业相当发达的日本，新娘们穿上“大褂”的礼服，它那高贵、华丽的唐装般鲜艳璀璨的色彩、图案还不时地为今人所倾倒。

现代女郎往往把裙衫的坦肩露背作为思想解放、标榜时髦的象征。殊不知在唐代“绫罗纤缕见肌肤”的贵族妇女的大袖纱衫罩就仅系到胸部的内裙上。对于崇尚丰腴胖体之美态的唐妇来说，这是唐王朝开放以来受于三百多个丝绸之路国家的异族服饰文化“感染”后所持有的“富贵”、“富态”的瑰丽化身，可与浮罗宫里的“名媛淑女”相媲美。难怪裸露女子颈项、胸肩、臂背的作品，历来成为服装设计师去蜂拥而入“雕塑”的柔美形象的“焦点”。

更叫人感到空前“浪漫”的是唐代永徽年间妇女也戴起了“帷帽”。式样为一种高顶宽檐笠帽，在帽檐一周带上薄而透的面纱。十分有趣的是现代闽南的惠安女头上的笠帽及装束都与那时的相似得很，真是令人叫绝。西方妇女带帽罩面纱的习俗也有了认同。

唐代妇女为使自己的服装更富有艺术魅力，她们在外出行走时都在肩、臂上披上“帔子”，遮风暖背。在室内或宫中花园里披上比披子更长的带子——“披帛”。绕肩拽地，似仙女下凡。到了宋代，女子“披帛”日盛，从皇家贵妇的“霞披”到平民女子的“直披”。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这些繁琐的“服饰”也逐渐的消失。不过类似“帔子”的长、方围巾以其实用功能仍在现代社会中流行开来。而“披帛”，人们只能从敦煌飞天画壁、出土陶俑、影视歌舞的古典剧目或满族传统婚礼中偶尔领略，欣赏其长虹绚霞般飘逸、浪漫、飞扬的神采了。

2、唐朝的服装形制有哪些？

唐朝服饰有公服、圆领袍、半臂、衫裙、帔等，装饰有幞头、巾子、鹖冠、革带等，布料有蜀锦、绫、罗、夏布等。
宫廷服饰
冠服制度是封建社会权力等级的象征，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儒学，则把恪守祖先成法作为忠孝之本，强调衣冠制度必须遵循古法，特别是作为大礼服的祭服和朝服，不能背弃先王遗制，故称法服；它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宫廷日常服装称为常服，常服具有时代的特征。
唐高祖李渊（公元618年至636年）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新律令，即著名的“武德律”，其中包括服装的律令，计有天子之服十四、皇后之服三、皇太子之服六、太子妃之服三、群臣之服二十二、命妇之服六。
内容基本因袭隋朝旧制，天子的14种服装为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缁布冠、武弁、弁服、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帢。
皇太子的六种服装有衮冕、远游冠、公服、乌纱帽、弁服、平巾帻。群臣的22种服装有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平冕、爵冕、武弁、弁服、进贤冠、远游冠、法冠（獬豸冠）、高山冠（侧注冠）、委貌冠（与皮弁同制）、却非冠、平巾帻、黑介帻、介帻、平巾绿帻、具服（朝服）、从省服（公服）、婚服。
天子服饰
按照服装的穿着场合，唐朝天子的服装可以分为礼服和常服。
其中，唐朝天子服装，又可以做如下分类：
冕服：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绣冕、玄冕，统称六冕。
冠服：通天冠、翼善冠（李世民自己发明的）
弁服：武弁、弁服（这里指皮制的弁服）
帻服：黑介帻、平巾帻
帽服：白纱帽
大裘冕，是天子服饰中规格最高、最为庄重的一款衣服，只在天子祭拜天神、地神的时候穿。“大裘冕”，顾名思义，就是身穿“大裘”，头戴“冕”。
《旧唐书﹒舆服志》中记载：“大裘冕，无旒，广八寸，长一尺六寸，玄裘纁里，已下广狭准此。金饰，玉簪导，以组为缨，色如其绶。裘以黑羔皮为之，玄领、褾、襟缘。朱裳，白纱中单，皁领，青褾、襈、裾、革带，玉钩、暐，大带，素带朱里，绀其外，上以朱，下以绿，纽用组也。蔽漆随裳。鹿卢玉具剑，火珠镖首。白玉双佩，玄组双大绶，六彩，玄、黄、赤、白、缥、绿、纯玄质，长二丈四尺，五百首，广一尺。小双绶长二尺一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间施三玉环。朱袜，赤舄。祀天神地祇则服之。”
大裘冕因为不是很实用，很快就被废置了，虽然令文上依旧保留，但实际上，唐朝皇帝很少穿着。唐朝的衣服令在唐初开始制定，武德四年实施（公元621年），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大裘冕被废，时隔仅短短的35年。在大唐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这35年显得太过匆匆，虽然大裘冕依周礼、遵古制、质古朴，但因其不够实用、不够美观而被废，取而代之的便是华丽丽的衮冕。
衮冕，在皇上众多礼服里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大裘冕。诸祭祀及庙（各种祭祀和祭拜宗庙）、遣上将、征还、饮至（庆功宴）、践阼（即位登基）、加元服（冠礼）、纳后（册封皇后）、若元日受朝（农历正月初一大朝会），的时候穿着。显庆元年，李治同志听取了长孙无忌的建议，修改礼令，废大裘冕，改穿衮冕，自此之后，祭天地的时候，皇上也是穿衮冕的。
据《旧唐书﹒舆服志》中记载：“衮冕，金饰，垂白珠十二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黈纩充耳，玉簪导。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褾、领为升龙，织成为之也。各为六等，龙、山以下，每章一行，十二。白纱中单，黼领，青褾、襈、裾，黻。绣龙、山、火三章，余同上。革带、大带、剑、佩、绶与上同。舄加金饰。诸祭祀及庙、遣上将、征还、饮至、践阼、加元服、纳后、若元日受朝，则服之。”
衮冕，冕上用金饰，垂白玉珠串十二旒（请注意，衮冕服的冕上是有旒的），以组为缨，颜色跟绶带的颜色一样（黑色），黄绵所制的小球。悬于冠冕之上，垂两耳旁，以示不欲妄听是非，导以玉簪。黑衣，浅红色的裳，十二章纹，上衣有八章：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裙子上绣有四种章纹：藻、粉米、黼、黻；衣服的袖口、衣领都绣以升龙的章纹。（十二章纹中，日、月、星分别绘制在衣服的左、右肩和后衣领下，寓意天子肩挑日月、背负七星）十二章纹中，龙、山及其之后的章纹，每种一行，一行十二个。内穿白纱中单，黼领（黼，十二章纹的一种，黑白相间的衣领），青色的袖口、衣缘、大襟，并绣以黻纹（黻，十二章纹的一种，青黑相间的花纹）。韨（蔽膝）上锈龙、山、火三章，其它的配饰，如：革带、大带、剑、佩、绶，都和大裘冕的一样。舄加金饰。 衮冕的穿着场合比较多，在皇帝众多礼服中属于最为华丽，上身率最高的。穿着场合：诸祭祀及庙（各种祭祀和祭拜宗庙）、遣上将、征还、饮至（庆功宴）、践阼（即位登基）、加元服（冠礼）、纳后、若元日受朝（农历正月初一大朝会），的时候穿着。显庆元年，李治修改礼令，废大裘冕，改穿衮冕，自此之后，祭天地的时候，皇上也是穿衮冕的。
常服，是唐朝天子众多服装中上身率最高的服装。常服，就是身上穿的窄袖、圆领袍衫，就是很家常、平民、接地气的服装了，上至天子，下到百姓，平时都可以穿，只不过赤黄色的袍衫只能皇帝穿，再配上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配成一套。自贞观之后，除了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之外，其它场合都只穿常服了。
《旧唐书 . 舆服志》：“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自贞观已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己。”
“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宴服，亦名常服”，开始的时候只是黄色的袍衫，后来逐渐改用赤黄色，所以明文规定，士庶不能穿赤黄色的衣服。此后，赤黄色也就成了皇帝专用服色，也逐渐演变成了皇权的象征。唐玄宗时，安禄山称帝，穿的就是赤黄衫。五代后周末年，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诸将给他披上黄袍，拥立其为天子，这便是“黄袍加身”的由来。这里所指的都是赤黄色，其它的土黄色、浅黄色什么的，仍然是庶民的常用服色，并没有禁止。

命妇礼服
皇后的三种服装有袆衣、鞠衣、钿钗襢衣；皇太子妃的三种服装有褕翟、鞠衣、钿钗礼衣。

公卿礼服
唐代官吏服装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为祭祀与重大政事活动的服装（祭服或朝服）；一类为比较普通的工作与社交活动的服装（公服或常服）。
凡是从祭的祭服和参加重大政事活动的朝服（又称具服）、制度与隋朝基本相同，而形式上比隋朝更富丽华美；一般场合所穿的公服（又称从省服）和平时燕居的生活服装常服（又称讌服）。其中像缺胯袍、裲裆、半臂、褠衣、大口裤等都是例子。缺胯袍就是直裾，左右开衩式的长袍，又称四襈衫，它可以和幞头、革带、长靿靴配套，成为唐代男子的主要服装形式。

公卿常服
唐代官服发展了古代深衣制的传统形式，于领座、袖口、衣裾边缘加贴边，衣服前后身都是直裁的，在前后襟下缘各用一整幅布横接成横襕，腰部用革带紧束，衣袖分直袖式和宽袖式两种，窄紧直袖的称为褠衣，《释名》说它“言袖夹直，形如沟也。”这种款式便于活动。宽袖大裾的款式则可表现潇洒华贵的风度，称圆领衫、袍，上自帝皇、下至厮役都可以穿。幞头、圆领、革带、长靿靴配套的服式，一直流传到明代。
简言之，唐代百官常服（注：常服不可入祭礼与重大朝会）承袭前制，为圆领袍服，因前后襟下缘用一幅整布接成横襕，故称圆领襕袍。与常服配套的首衣是幞头，足衣为乌皮六合靴，饰物有腰带、鱼（龟）袋等。
唐高祖曾规定大臣们的常服，亲王至三品用紫色大科（大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玉带钩。五品以上用朱色小科（小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草金钩。六品用黄色（柠檬黄）双钏（几何纹）绫制作，腰带用犀钩。七品用绿色龟甲、双巨、十花（均为几何纹）绫制作，带为银銙（环扣）九品用青色丝布杂绫制 作，腰带用瑜石带钩。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7年至649年）时期，四方平定，国家昌盛，他提出偃武修文，提倡文治，赐大臣们进德冠，对百官常服的色彩又作了更细的规定。据《新唐书·车服志》所记，三品以上袍衫紫色，束金玉带，十三銙（装于带上的悬挂鞢躞带的带具，兼装饰作用）。四品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袍深绿，银带九銙。七品袍浅绿，银带九銙。八品袍深青，九品袍浅青，瑜石带八銙。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黄色，铜铁带七銙（总章元年又禁止流外官及庶人服黄，已见上述）。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因怕八品袍服深青乱紫（古代用蓝靛多次浸染所得深青泛红色光，故怕与紫色相混），改成碧绿。自春秋时期齐桓公（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穿紫袍始，才确定了以紫为上品的服装色彩格局，至宋元一直未变。到明朝才被大红色所取代。

制度发展
在隋炀帝大业六年（610）仅规定“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到了唐代为进一步巩固常服的礼仪规范，制定了详细的律令格式。品级差别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品色制度与章服制度。
（1）品色制度（兼及腰带制度）：
品色制度以官员散官品级的不同而配以不同颜色、质料、纹样官服的制度（兼以腰带饰物规定）
武德四年(621)制定初步的常服规范，八月敕：“三品以上，大科紬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以上，小科紬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以上（下），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双紃，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鍮石。”
贞观四年(630)二次下诏修订：“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妇人从夫之色。仍通服黄。”
贞观五年(631)敕七品以上服龟甲双巨十花绫，其色绿。九品以上服丝布及杂小绫，其色青。
上元元年(674)诏：“一品以下文官，并带手巾、算袋、刀子、磨石。其武官，欲带手巾、算袋者亦听。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金带。五品服浅绯，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
——至此奠定唐代服色制度基础。后世皇帝只是适时加以调整——
文明元年(684)将八九品的青色改为碧（因为青布用蓝靛多次浸染所得深青泛红色光，易与紫色相混）。
景云年间(710-711)：“九品以上一品以下，文武依上元故事，带手巾、算袋。武官咸带七事韦x（x代古字无法输入，字形类牒），并足。其腰带，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并用金。六品七品并用银。八品九品共用鍮石。”
太和六年(832)右仆射王涯准敕：“亲王及三品以上，若二王后，服色用紫，饰以玉。五品以上，服色用朱，饰以金。七品以上，服色用绿，饰以银。九品以上，服色用青，饰以鍮石。应服绿及青人，谓经职事官成及食实禄者，其用勋官及爵，直诸司依出身品，仍各佩刀、砺、纷帨。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黄，饰以铜铁。其诸亲朝贺宴会服饰，各依所准品，诸司一品、二品许服玉及通犀，三品许服花犀及班犀及玉，又服青碧者，许通服绿。”同时常服纹样制度进一步规范化：“三品以上许服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对孔雀绫袍袄。四品五品，许服地黄交枝绫。六品以下常参官，许服小团窠绫，及无纹绫，隔织独织等充。除此色外，应有奇文异制袍袄绫等，并禁断。”
总括之，颜色从高到低依次为：紫——绯——绿——青（后改为碧）。
而腰带饰物从高到低依次为：玉——金——银——鍮石。
至于黄，在唐以前，黄色上下可以通服，例如隋朝士卒服黄。唐代认为赤黄近似日头之色，日是帝皇尊位的象征，“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故赤黄（赭黄）除帝皇外，臣民不得僭用。把赭黄规定为皇帝常服专用的色彩。唐高宗李治（公元650年至683年）初时，流外官和庶人可以穿一般的黄（如色光偏冷的柠檬黄等），至唐高宗中期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恐黄色与赭黄相混，官民一律禁止穿黄。从此黄色就一直成为帝皇的象征。
唐高宗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的服色；浅绯色为五品官服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色，黄色为宫外之人及庶民服色。唐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唐装襦裙线条柔长，十分优美自如，用料主要是丝织品，因此它的衣物以“软”和“飘柔”著称。唐装本身品类多，善变化，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多以中亚、印度、伊朗、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充实唐代服饰文化，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采富丽堂皇，风格独特奇异多姿，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世人瞩目。
唐代服饰图案，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但传统的龙、凤图案并没有被排斥，这也是由皇权神授的影响而决定的。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晚唐时期的服饰图案更为精巧美观。花鸟服饰图案、边饰图案、团花服饰图案在帛纱轻柔的服装上，真是花团锦簇，争妍斗盛。正如五代王建所说："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翩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华贵优美的服饰图案，是画工们在敦煌石窟用艰苦的劳动为后人们保留下来的珍贵形象的资料。唐代服饰的发展是整体上的发展，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于表现自由、丰满、华美、圆润，在鞋、帽、巾、玉佩、发型、化妆、首饰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特点。
唐代承前继承了周、战国、魏晋时期的风格，融周代服饰图案设计上的严谨、战国时期的舒展、汉代的明快、魏晋的飘逸为一体，又在此基础上更加华贵，使服饰、服饰图案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唐代的服饰、服饰图案对后代的影响一直沿续到今天。缠枝纹在现代服饰图案中的运用，展示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政府规定的服装色彩制度，在实际生活中是没有彻底地执行的。唐高宗咸亨五年（即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五月，因在外官人百姓于袍衫之内，穿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或在乡间公开穿这些颜色的袍衫，故又颁布过禁令。
（2）章服制度：
章服制度是常服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官员随身配带鱼（龟）袋的制度。
《旧唐书 舆服志》：“自后(开元九年721)恩制赐赏绯紫，例兼鱼袋，谓之章服。”随身佩鱼的目的，一是用它作为朝君应见的凭证，二是用来明尊卑、严内外。
常服佩鱼自隋代已初具形制，在唐代却经历了一些有趣的变化：
高祖皇帝于武德元年(618)改以往的银莬符为银鱼符。鱼袋虽配发给四品五品职事官，但退体后要交回。三年后高宗皇帝人性化是调整为五品以上薨亡者不须追收鱼袋。咸亨三年(672)令京官四品五品职事官佩银鱼。武后时期将佩鱼范围扩大至地方诸州长官，并于天授元年(690)改内外所佩鱼并作龟（因玄武与武姓相合），又初次规定三品以上用金饰龟袋，四品用银，五品用铜。
中宗时期又恢复佩鱼之制，但与滥授官职同步，开始让散官佩鱼，只是没正式将鱼袋与常服服色相连，并且去任即解去鱼袋。睿宗时则将鱼袋之制与常服服色相连：“著紫者金装，著绯者银装。”
玄宗时佩鱼范围扩大，后许终身佩鱼：“开元初，附马都尉从五品者假紫、金鱼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绯、鱼袋，五品以上检校、试、判官皆佩鱼。中书令张嘉贞奏，致仕者佩鱼终身，自是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章服制度至此完善明确。
章服制度化之后，百官请绯、紫之服，必须经过朝廷严格考核，且依据官员的具体状况区别对待，够资格者方才授予。此外，晚唐针对颁受章服混乱之况，进一步从体制上加以规整。唐代冠服制度在武德令推行之后，也在不断修改完善，它上承周汉传统，从服装配套、服装质料、纹饰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系列。

3、唐朝服饰的唐朝冠服制度

冠服制度是封建社会权力等级的象征，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儒学，则把恪守祖先成法作为忠孝之本，强调衣冠制度必须遵循古法，特别是作为大礼服的祭服和朝服，不能背弃先王遗制，故称法服；它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宫廷日常服装称为常服，常服具有时代的特征。
唐高祖李渊（公元618年至636年）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新律令，即著名的“武德令”，其中包括服装的律令，计有天子之服十四、皇后之服三、皇太子之服六、太子妃之服三、群臣之服二十二、命妇之服六。内容基本因袭隋朝旧制，天子的14种服装为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缁布冠、武弁、弁服、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帢。皇太子的六种服装有衮冕、远游冠、公服、乌纱帽、弁服、平巾帻。群臣的22种服装有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平冕、爵冕、武弁、弁服、进贤冠、远游冠、法冠（獬豸冠）、高山冠（侧注冠）、委貌冠（与皮弁同制）、却非冠、平巾帻、黑介帻、介帻、平巾绿帻、具服（朝服）、从省服（公服）、婚服。 按照服装的穿着场合，唐朝 天子的服装可以分为礼服和常服。
其中，唐朝天子服装，又可以做如下分类： 冕服：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绣冕、玄冕，统称六冕。 冠服：通天冠、翼善冠（李世民自己发明的） 弁服：武弁、弁服（这里指皮制的弁服） 帻服：黑介帻、平巾帻 帽服：白纱帽 大裘冕 ，是天子服饰中规格最高、最为庄重的一款衣服，只在天子祭拜天神、地神的时候穿。“大裘冕”，顾名思义，就是身穿“大裘”，头戴“冕”。
《旧唐书﹒舆服志》中记载：“大裘冕，无旒，广八寸，长一尺六寸，玄裘纁里，已下广狭准此。金饰，玉簪导，以组为缨，色如其绶。裘以黑羔皮为之，玄领、褾、襟缘。朱裳，白纱中单，皁领，青褾、襈、裾、革带，玉钩、暐，大带，素带朱里，绀其外，上以朱，下以绿，纽用组也。蔽漆随裳。鹿卢玉具剑，火珠镖首。白玉双佩，玄组双大绶，六彩，玄、黄、赤、白、缥、绿、纯玄质，长二丈四尺，五百首，广一尺。小双绶长二尺一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间施三玉环。朱袜，赤舄。祀天神地祇则服之。”
大裘冕因为不是很实用，很快就被废置了，虽然令文上依旧保留，但实际上，唐朝皇帝很少穿着。唐朝的衣服令在唐初开始制定，武德四年实施（公元621年），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大裘冕被废，时隔仅短短的35年。在大唐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这35年显得太过匆匆，虽然大裘冕依周礼、遵古制、质古朴，但因其不够实用、不够美观而被废，取而代之的便是华丽丽的衮冕。
衮冕 ，在皇上众多礼服里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大裘冕。诸祭祀及庙（各种祭祀和祭拜宗庙）、遣上将、征还、饮至（庆功宴）、践阼（即位登基）、加元服（冠礼）、纳后（册封皇后）、若元日受朝（农历正月初一大朝会），的时候穿着。显庆元年，李治同志听取了长孙无忌的建议，修改礼令，废大裘冕，改穿衮冕，自此之后，祭天地的时候，皇上也是穿衮冕的。
据《旧唐书﹒舆服志》 中记载：“衮冕，金饰，垂白珠十二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黈纩充耳，玉簪导。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褾、领为升龙，织成为之也。各为六等，龙、山以下，每章一行，十二。白纱中单，黼领，青褾、襈、裾，黻。绣龙、山、火三章，余同上。革带、大带、剑、佩、绶与上同。舄加金饰。诸祭祀及庙、遣上将、征还、饮至、践阼、加元服、纳后、若元日受朝，则服之。”
衮冕，冕上用金饰，垂白玉珠串十二旒（请注意，衮冕服的冕上是有旒的），以组为缨，颜色跟绶带的颜色一样（黑色），黄绵所制的小球。悬于冠冕之上，垂两耳旁，以示不欲妄听是非，导以玉簪。黑衣，浅红色的裳，十二章纹，上衣有八章：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裙子上绣有四种章纹：藻、粉米、黼、黻；衣服的袖口、衣领都绣以升龙的章纹。（十二章纹中，日、月、星分别绘制在衣服的左、右肩和后衣领下，寓意天子肩挑日月、背负七星）十二章纹中，龙、山及其之后的章纹，每种一行，一行十二个。内穿白纱中单，黼领（黼，十二章纹的一种，黑白相间的衣领），青色的袖口、衣缘、大襟，并绣以黻纹（黻，十二章纹的一种，青黑相间的花纹）。韨（蔽膝）上锈龙、山、火三章，其它的配饰，如：革带、大带、剑、佩、绶，都和大裘冕的一样。舄加金饰。 衮冕的穿着场合比较多，在皇帝众多礼服中属于最为华丽，上身率最高的。穿着场合：诸祭祀及庙（各种祭祀和祭拜宗庙）、遣上将、征还、饮至（庆功宴）、践阼（即位登基）、加元服（冠礼）、纳后、若元日受朝（农历正月初一大朝会），的时候穿着。显庆元年，李治修改礼令，废大裘冕，改穿衮冕，自此之后，祭天地的时候，皇上也是穿衮冕的。
常服 ，是唐朝天子众多服装中上身率最高的服装。常服，就是身上穿的窄袖、圆领袍衫，就是很家常、平民、接地气的服装了，上至天子，下到百姓，平时都可以穿，只不过赤黄色的袍衫只能皇帝穿，再配上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配成一套。自贞观之后，除了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之外，其它场合都只穿常服了。
《旧唐书 . 舆服志》 ：“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自贞观已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己。”
“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宴服，亦名常服”，开始的时候只是黄色的袍衫，后来逐渐改用赤黄色，所以明文规定，士庶不能穿赤黄色的衣服。此后，赤黄色也就成了皇帝专用服色，也逐渐演变成了皇权的象征。唐玄宗时，安禄山称帝，穿的就是赤黄衫。五代后周末年，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诸将给他披上黄袍，拥立其为天子，这便是“黄袍加身”的由来。这里所指的都是赤黄色，其它的土黄色、浅黄色什么的，仍然是庶民的常用服色，并没有禁止。 唐代官吏服装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为祭祀与重大政事活动的服装（祭服或朝服）；一类为比较普通的工作与社交活动的服装（公服或常服）。
凡是从祭的祭服和参加重大政事活动的朝服（又称具服）、制度与隋朝基本相同，而形式上比隋朝更富丽华美；一般场合所穿的公服（又称从省服）和平时燕居的生活服装常服（又称讌服），则吸收了南北朝以来在华夏地区已经流行的胡服、特别是西北鲜卑民族服装以及中亚地区国家服装的某些成分，使之与华夏传统服装相结合，创制了具有唐代特色的服装新形式。其中像缺胯袍、裲裆、半臂、褠衣、大口裤等都是例子。缺胯袍就是直裾，左右开衩式的长袍，又称四襈衫，它可以和幞头、革带、长靿靴配套，成为唐代男子的主要服装形式。 唐代官服发展了古代深衣制的传统形式，于领座、袖口、衣裾边缘加贴边，衣服前后身都是直裁的，在前后襟下缘各用一整幅布横接成横襕，腰部用革带紧束，衣袖分直袖式和宽袖式两种，窄紧直袖的称为褠衣，《释名》说它“言袖夹直，形如沟也。”这种款式便于活动。宽袖大裾的款式则可表现潇洒华贵的风度，称圆领衫、袍，上自帝皇、下至厮役都可以穿。幞头、圆领、革带、长靿靴配套的服式，一直流传到明代。
简言之，唐代百官常服（注：常服不可入祭礼与重大朝会）承袭前制，为圆领袍服，因前后襟下缘用一幅整布接成横襕，故称圆领襕袍。初唐、盛唐时受胡族风尚影响流行窄紧直袖式样，中晚唐以来胡风，流行传统宽衣大袖。与常服配套的首衣是幞头，足衣为乌皮六合靴，饰物有腰带、鱼（龟）袋等。
唐高祖曾规定大臣们的常服，亲王至三品用紫色大科（大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玉带钩。五品以上用朱色小科（小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草金钩。六品用黄色（柠檬黄）双钏（几何纹）绫制作，腰带用犀钩。七品用绿色龟甲、双巨、十花（均为几何纹）绫制作，带为银銙（环扣）九品用青色丝布杂绫制 作，腰带用瑜石带钩。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7年至649年）时期，四方平定，国家昌盛，他提出偃武修文，提倡文治，赐大臣们进德冠，对百官常服的色彩又作了更细的规定。据《新唐书·车服志》所记，三品以上袍衫紫色，束金玉带，十三銙（装于带上的悬挂鞢躞带的带具，兼装饰作用）。四品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袍深绿，银带九銙。七品袍浅绿，银带九銙。八品袍深青，九品袍浅青，瑜石带八銙。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黄色，铜铁带七銙（总章元年又禁止流外官及庶人服黄，已见上述）。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因怕八品袍服深青乱紫（古代用蓝靛多次浸染所得深青泛红色光，故怕与紫色相混），改成碧绿。自春秋时期齐桓公（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穿紫袍始，才确定了以紫为上品的服装色彩格局，至宋元一直未变。到明朝才被大红色所取代。
时至隋唐，中国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双轨制。在大的祭祀场面，穿汉人的传统衣服。在平时，唐代的常服是胡服（即鲜卑装）系统。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 在隋炀帝大业六年（610）仅规定“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到了唐代为进一步巩固常服的礼仪规范，制定了详细的律令格式。品级差别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品色制度与章服制度。
（1）品色制度（兼及腰带制度）：
品色制度以官员散官品级的不同而配以不同颜色、质料、纹样官服的制度（兼以腰带饰物规定）
武德四年(621)制定初步的常服规范，八月敕：“三品以上，大科紬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以上，小科紬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以上（下），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双紃，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鍮石。”
贞观四年(630)二次下诏修订：“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妇人从夫之色。仍通服黄。”
贞观五年(631)敕七品以上服龟甲双巨十花绫，其色绿。九品以上服丝布及杂小绫，其色青。
上元元年(674)诏：“一品以下文官，并带手巾、算袋、刀子、磨石。其武官，欲带手巾、算袋者亦听。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金带。五品服浅绯，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
——至此奠定唐代服色制度基础。后世皇帝只是适时加以调整——
文明元年(684)将八九品的青色改为碧（因为青布用蓝靛多次浸染所得深青泛红色光，易与紫色相混）。
景云年间(710-711)：“九品以上一品以下，文武依上元故事，带手巾、算袋。武官咸带七事韦x（x代古字无法输入，字形类牒），并足。其腰带，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并用金。六品七品并用银。八品九品共用鍮石。”
太和六年(832)右仆射王涯准敕：“亲王及三品以上，若二王后，服色用紫，饰以玉。五品以上，服色用朱，饰以金。七品以上，服色用绿，饰以银。九品以上，服色用青，饰以鍮石。应服绿及青人，谓经职事官成及食实禄者，其用勋官及爵，直诸司依出身品，仍各佩刀、砺、纷帨。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黄，饰以铜铁。其诸亲朝贺宴会服饰，各依所准品，诸司一品、二品许服玉及通犀，三品许服花犀及班犀及玉，又服青碧者，许通服绿。”同时常服纹样制度进一步规范化：“三品以上许服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对孔雀绫袍袄。四品五品，许服地黄交枝绫。六品以下常参官，许服小团窠绫，及无纹绫，隔织独织等充。除此色外，应有奇文异制袍袄绫等，并禁断。”
总括之，颜色从高到低依次为：紫——绯——绿——青（后改为碧）。
而腰带饰物从高到低依次为：玉——金——银——鍮石。
至于黄，在唐以前，黄色上下可以通服，例如隋朝士卒服黄。唐代认为赤黄近似日头之色，日是帝皇尊位的象征，“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故赤黄（赭黄）除帝皇外，臣民不得僭用。把赭黄规定为皇帝常服专用的色彩。唐高宗李治（公元650年至683年）初时，流外官和庶人可以穿一般的黄（如色光偏冷的柠檬黄等），至唐高宗中期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恐黄色与赭黄相混，官民一律禁止穿黄。从此黄色就一直成为帝皇的象征。
唐高宗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的服色；浅绯色为五品官服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色，黄色为宫外之人及庶民服色。唐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唐装襦裙线条柔长，十分优美自如，用料主要是丝织品，因此它的衣物以“软”和“飘柔”著称。唐装本身品类多，善变化，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多以中亚、印度、伊朗、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充实唐代服饰文化，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采富丽堂皇，风格独特奇异多姿，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世人瞩目。
唐代服饰图案，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但传统的龙、凤图案并没有被排斥，这也是由皇权神授的影响而决定的。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晚唐时期的服饰图案更为精巧美观。花鸟服饰图案、边饰图案、团花服饰图案在帛纱轻柔的服装上，真是花团锦簇，争妍斗盛。正如五代王建所说：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翩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华贵优美的服饰图案，是画工们在敦煌石窟用艰苦的劳动为后人们保留下来的珍贵形象的资料。唐代服饰的发展是整体上的发展，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于表现自由、丰满、华美、圆润，在鞋、帽、巾、玉佩、发型、化妆、首饰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特点。唐代承前继承了周、战国、魏晋时期的风格，融周代服饰图案设计上的严谨、战国时期的舒展、汉代的明快、魏晋的飘逸为一体，又在此基础上更加华贵，使服饰、服饰图案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唐代的服饰、服饰图案对后代的影响一直沿续到今天。缠枝纹在现代服饰图案中的运用，展示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政府规定的服装色彩制度，在实际生活中是没有彻底地执行的。唐高宗咸亨五年（即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五月，因在外官人百姓于袍衫之内，穿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或在乡间公开穿这些颜色的袍衫，故又颁布过禁令。
（2）章服制度：
章服制度是常服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官员随身配带鱼（龟）袋的制度。《旧唐书 舆服志》：“自后(开元九年721)恩制赐赏绯紫，例兼鱼袋，谓之章服。”随身佩鱼的目的，一是用它作为朝君应见的凭证，二是用来明尊卑、严内外。
常服佩鱼自隋代已初具形制，在唐代却经历了一些有趣的变化：
高祖皇帝于武德元年(618)改以往的银莬符为银鱼符。鱼袋虽配发给四品五品职事官，但退体后要交回。三年后高宗皇帝人性化是调整为五品以上薨亡者不须追收鱼袋。咸亨三年(672)令京官四品五品职事官佩银鱼。武后时期将佩鱼范围扩大至地方诸州长官，并于天授元年(690)改内外所佩鱼并作龟（因玄武与武姓相合），又初次规定三品以上用金饰龟袋，四品用银，五品用铜。
中宗时期又恢复佩鱼之制，但与滥授官职同步，开始让散官佩鱼，只是没正式将鱼袋与常服服色相连，并且去任即解去鱼袋。睿宗时则将鱼袋之制与常服服色相连：“著紫者金装，著绯者银装。”
玄宗时佩鱼范围扩大，后许终身佩鱼：“开元初，附马都尉从五品者假紫、金鱼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绯、鱼袋，五品以上检校、试、判官皆佩鱼。中书令张嘉贞奏，致仕者佩鱼终身，自是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章服制度至此完善明确。
章服制度化之后，百官请绯、紫之服，必须经过朝廷严格考核，且依据官员的具体状况区别对待，够资格者方才授予。此外，晚唐针对颁受章服混乱之况，进一步从体制上加以规整。唐代冠服制度在武德令推行之后，也在不断修改完善，它上承周汉传统，从服装配套、服装质料、纹饰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系列。

4、唐朝服饰的唐代女服

唐制规定，女服分为四种即朝服、公服、祭服和常服，前三种为后妃命妇于朝会、祭祀等正式场合穿着的大、小礼服，后者为日常穿着的衣服。唐代女子常服的上身是襦、衫，下身束裙，肩上加有披帛。衫为单衣，襦有夹有絮，仅短至腰部，裙子长而多幅；还有袄、半臂、缦衫等，与衫、襦、裙配套穿着。
唐代女装的基本穿着是三件套：裙、衫、帔。 唐朝服饰襦裙服系指唐代女子上穿短襦或衫，下着长裙，佩披帛，加半臂（即短袖）的传统汉服装束。唐女襦裙装在接受外来服饰影响下，取其神而保留了自我的原形，于是襦裙装成为唐代乃至整个中国服装史中最为精彩而又动人的一种配套装束了。襦，一般只长到腰，很短，是唐代女服的特点。与此相近的衫，却长至胯或更长。唐女的襦、衫等上衣是各个阶层的常服。元稹诗句“藕丝衫子藕丝裙”，张佑诗句“鸳鸯绣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欧阳炯诗句“红袖女郎相引去”。从这些诗句看，唐代女子着襦、衫已非常普遍，而且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上“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金银彩绣为饰，外观更是美不可言。襦的领口常有变化，襦衫领型有：圆领、方领、直领和鸡心领等。
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在唐代，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盛唐时代有袒领，即领口开得很低，早期只在宫廷嫔妃、歌舞伎者间流行，后来连豪门贵妇也予以垂青，从唐墓门石刻画和大量陶制女俑来看，袒领流行开来，或许已经遍及黎庶，因而当时艺术形象中出现的袒领女装形象为数实在不少。裙，唐代妇女下裳为裙。这是当时女子非常重视的下裳形式。制裙面料多为丝织品，但用料有多少之别，通常以多幅为佳。裙腰上提高度，有些可以掩胸，下身仅着抹胸，外披纱罗衫，致使上身肌肤隐隐显露。如周昉《簪花仕女图》，以及周濆“惯束罗衫半露胸”等诗、画即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女装中最大胆的一种，足以想见当时思想开放的程度。唐代裙的质料、色彩和样式均大大超过前代，可谓群芳争艳，瑰丽多姿。如唐诗中所涉及的诸多裙式有：“上仙初着翠霞裙”，“荷叶罗裙一色裁”、“两人抬起隐花裙”、“竹叶裙”、“碧纱裙”、“新换霓裳月色裙”等。这种上衣下裙的“唐装”，是对前代服装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从整体效果看，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使体态显得苗条和修长。
唐朝服饰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襦裙－基础概要
襦裙服是汉族女子服饰中非常基础的一种款式，即女子上穿短襦，下着长裙（俗称上衣下裳）的传统装束。唐女的襦裙装在盛世的影响下充分发展，加半臂，佩披帛，于是襦裙装成为唐代乃至整个中国服装史中最为精彩而又动人的一种配套装束了。 （一）襦：
即上衣，一般只长到腰，很短，及腰处通常被收扎在裙线下。外面可加套“半臂”、“背心”，甚至更长的“褙子”。
唐女的襦、褙等上衣是各个阶层的常服。元稹诗句“藕丝衫子藕丝裙”，张佑诗句“鸳鸯绣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欧阳炯诗句“红袖女郎相引去”。从这些诗句看，唐代女子着襦、衫已非常普遍，而且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上“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金银彩绣为饰，外观更是美不可言。
襦的领口又分为“交领”与“对襟”。交领襦衣领口似“y”字形，右襟在内，左襟在外，且左襟于右腰处收紧。对襟襦衣则左右对称，于腰部正中收束，中间空档处露出里面的交领里衣或者诃子（即抹胸）。襦衣外面套的半臂与褙子等的领口大多属于对襟。
襦的袖口又分为“窄袖”与“宽袖”。民间下层妇女多为窄袖，与现代无异；上层贵仕则是方便的窄袖与华丽飘逸的宽袖并存。
（二）裙：
妇女下裳为裙。制裙面料多为丝织品，但用料有多少之别，通常以多幅为佳。唐代裙的质料、色彩和样式均大大超过前代，可谓群芳争艳，瑰丽多姿。如唐诗中所涉及的诸多裙式有：“上仙初着翠霞裙”，“荷叶罗裙一色裁”、“两人抬起隐花裙”、“竹叶裙”、“碧纱裙”、“新换霓裳月色裙”等。唐代裙色多彩，可以尽如人所好，多为深红、杏黄、绛紫、月青、青绿。其中尤以石榴色流行时间最长。李白有“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万楚五有“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其流行范围之广，从《燕京五月歌》中可见，“石榴花开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石榴裙最大的特点，是裙束较高，上披短小襦衣，两者宽窄长短形成鲜明对比。“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丝”。“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
唐代的裙子颜色绚丽，红、紫、黄、绿争艳斗研，尤以红裙为姣姣者。街上流行红裙子，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遍地榴花染舞裙了。
也许是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杨贵妃最喜欢着黄裙，那是地位的象征。
这种上衣下裙的款式是对前代服装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从整体效果看，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使体态显得苗条和修长。
配件－半臂
半臂：
半臂在初唐颇盛行，也与初唐时服饰多为窄型有关。现今发现的唐代永泰公主墓壁画上，仪仗队的宫女中，有一位梳着螺髻的女子，就在衣裙外罩了一件半臂。
妆束－鞋帽妆饰
唐代女子足下着履、靴、屐等。履以锦、麻、丝、绫等布帛织成。亦有用蒲草类编成的草履。履身常加绣饰，履头状式多样，有圆头、高头、云形、花形等，如唐诗所云：“云头踏殿鞋”、“金蹙重台履”、“丛头鞋子红偏细”等。靴多以锦为之，织造功致，纹饰美丽。屐于夏季赤足着用，为民间女子所喜，如李白诗云：“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
唐代女子追求美容美饰，其化妆及佩饰内容丰富，有发式、头饰、面妆、佩饰等。女子发式以梳髻为主，或挽于头顶，或结于脑后，形制十分丰富。名目有半翻髻、云髻、盘桓髻、惊鹄髻、倭堕髻、双环望仙髻、乌蛮髻、回鹘髻等数十种。初唐时发髻简单，多较低平；盛唐以后高髻流行，髻式纷繁。发上饰品有簪、钗、步摇、胜、铀、花等。多以玉、金、银、玳瑁等材料制成，工艺精美。簪钗常成对使用，用时横插、斜插或倒插。步摇是其中的精品，钗首制成鸟雀状、雀口衔挂珠串，随步行摇颤，倍增韵致。唐中后期妇女中还盛行插梳，以精致美观的小花梳饰于发上。
面部化妆有敷铝粉、抹胭脂、画黛眉、贴花钿、点面靥、描斜红、涂唇脂诸多方法，淡妆者采其二三，盛妆者悉数运用。铅粉色泽洁白，质地细腻，施于面、颈、胸部，“纤白明媚”。胭脂为提取的红蓝花汁配以猪脂、牛髓制成的膏状颜料。由于帝王士大夫的偏爱，女子眉式花样百出。玄宗在四川曾令画工画《十眉画》，名目有鸳鸯眉、小山眉、倒晕眉等。阔眉是主要眉式，初唐一般都画得较长，盛唐以后开始流行短式。花钿是一种额饰，以金箔片、黑光纸、云母片、鱼腮骨等材料剪制成各种花朵之形，尤以梅花最为多见，贴于眉间。面靥是于面颊酒涡处以胭脂点染，或像花钿一样，用金箔等物粘贴。斜红是于面颊太阳穴处以胭脂染绘两道红色的月牙形纹饰，工整者形如弦月，繁杂者状似伤痕，是中晚唐妇女一种时髦的打扮。
项饰有项链、项圈、璎珞等，臂饰有臂钏、手镯，腰饰有玉佩、香囊等。璎珞原为佛像颈间的一种装饰，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唐时为宫女侍女、舞伎所喜着。其上部为一半圆形金属颈圈，下半部为一珠玉宝石组成的项链，有的在胸前部位还悬挂一较大的锁片形饰物，整体华贵晶莹。臂钏，又称跳脱，是以金属丝盘绕多匝，形如弹簧，或以多个手镯合并而成的饰物，套于手臂，在宫女和仕女中流行。香囊多以金、银制作，镂空，上下两半球以子母口相扣合，里面有两个同心圆环，环内又置一小香盂，同心圆环之间及小金盂之间均用对称的活轴相连，无论怎样转动，香盂里的香灰都不倒置洒落。
女子发首，以戴各式便帽和梳髻为主。所戴便帽，初行幂，次行帷帽，再行胡帽。唐初女子有“蔽面”习俗，妇女外出多戴幂，幂是一种大幅方巾，一般用轻薄透明的纱罗制成，戴时披体而下，障蔽全身。高宗时，随社会风气的开放，改戴“施裙至颈”的帷帽。至开元盛世，妇女们干脆去除帽巾，露髻出行，或仿效男子和胡人，裹幞头和戴状奇艳丽的胡帽。胡帽因源于西域和吐蕃各族，状式新颖多变，有的卷檐虚顶，有的装有上翻的帽耳，耳上加饰鸟羽，有的在帽沿部分饰以皮毛等。此外，若出门远行，还戴风帽，以避风尘。
高腰/齐胸襦裙
唐代女服性汉服中有一种在贵妇间流行的款式：高腰襦裙。它将裙带高高系在腰线以上，比如胸下，甚至系在胸线上方，准确地说应称为齐胸襦裙。这种款式无论身材丰腴还是瘦削都能达到别样的飘逸效果，尤其是在以丰腴为流行的圈子中更受欢迎。
齐胸襦裙一般分为两种，分别是“对襟”齐胸襦裙与“交领”齐胸襦裙，一般来说对襟齐胸襦裙的使用范围更加广一点。
齐胸襦裙在唐朝仕女中非常盛行，现在保留的不少古画、出土文物都有它的踪迹。可惜由于今人对历史的遗忘，很多人看见齐胸襦裙的女性形象时反而以为是韩国的服装，着实可悲可叹。
特殊－女式大袖衫
说到唐代女服的代表，“女式大袖衫”可谓之一。大袖衫一词本泛指宽衣大袖的款式，比如魏晋时期的男子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风流倜傥，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但我们这里讲的大袖衫，专指唐代女子的特宽大袖礼服。它比通常的宽袖外衣还要宽大，在普通中衣外或披或系，大气飘逸。充分反映了唐代繁华、恢弘、大气的文化特征，呈现出当时华丽开放的审美风尚。现今很多人想象中的“超宽超大的仙女衣”基本就源自这种大袖衫。
有趣的是，一种说法称：这种宽大衣式的兴起，却与讲究狭窄的胡服有关系。唐时国力鼎盛，对外的交往繁荣，胡服也在此时进入中原。但是若放任胡服的越来越盛，却有被文化浸透丧失自我的危险。虽然大唐国力鼎盛，对文化影响颇有自信，但依然有人担心无节制地效仿胡风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于是大和二年的五月丁亥日，唐文宗遣宦官向公主们宣布了一道圣旨：今后每逢召对之日，不得广插钗梳，不可穿短窄衣服。
唐文宗似乎不能忍受胡风满天下的趋势。他认为，泱泱中华应该有属于中华的特色的汉服装束，怎能一昧地追捧胡人的装束呢？况且，短窄衣男女无别，令不少人不爽。所以，他降旨要求公主们在觐见之日，要穿上能代表中华气度之衣裳，以做天下表率。文宗之后，比较宽大的女装样式开始兴起。仕女们感受了这种宽衣的美丽大气，开始舍得在衣袖和裙裾上使用大量的好面料，它们的长、宽都比初唐时多了1倍左右。首先是外套大衣追求宽大华丽，加上贴衣单衣向更宽松的方向发展。一些贵族妇女身穿锦绣长裙，裙子用锦带系于胸部，宽大的下摆托在地上，上身不穿厚厚的内衣，而代之以一件薄薄的纱衣，风流百态，以女性特有的妩媚打破传统的封闭。
而说到女式唐风大袖衫，不能不提《簪花仕女图》，里面的大袖衫则是相当开放夸张的一种：美人着裸肩长裙，上身直披一件大袖纱罗衫，轻掩双乳，致使上身肌肤隐隐显露。由于画家手法写实，既如实地描摹出唐代细腻透明的衣料，又逼真地描绘出女子那柔润的肩和手臂。周濆“惯束罗衫半露胸”等诗、画即描绘这种装束。
《簪花仕女图》，绢本设色，唐代画家周昉作，用笔朴实。气韵古雅。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描写贵族妇女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的情景，画面描绘仕女们的闲适生活。她们华丽奢艳在庭院中游玩，动作悠闲、拈花、拍蝶、戏犬、赏鹤、徐行、懒坐、无所事事，侍女们持扇相从。其赋色技巧，层次明晰，面部的晕色，衣着的装饰，都极尽工巧之能事。轻纱的透亮松软，皮肤的润润光泽，都画得肖似，表现出作者具有高度的艺术技巧和概括能力。
宫女们的纱衣长裙和花髻是当时的盛装，高髻时兴上簪大牡丹，下插茉莉花，在黑发的衬托下，显得雅洁、明丽。画中描绘的是贵族妇女在庭中散步采花，捉蝶时的情景。图中人物的服饰，与其它“中规中矩”的画像不同，如头戴特大花朵，身穿透明纱衣等，都是罕见的新奇装束。
由于《簪花仕女图》中服饰的开放度即使现代看来也是非常大胆的，也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层层裹裹的中世纪西欧，导致它的社会真实性一直受到争议。现从出土的大批中、晚唐时期的陶俑来看，画中仕女的服饰反映了当时的最开放的女性时装文化。对照文献记载，这种服饰是中晚唐时期的样式，并一直流传到五代。
风俗－女着男装
唐朝服饰女着男装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是较为罕见的现象。《礼记内则》曾规定，“男女不通衣服。”尽管事实上不可能这么绝对，但是女子着男装，常会被认为是不守妇道。唐以前虽然在汉魏时也有男女服式差异较小的现象，但那不属于女着男装，只有在气氛非常宽松的唐代，女着男装才有可能蔚然成风，即使这样，还应将一部分起因归于游牧民族的影响。当时影响中原的外来服饰，绝大多数都是马上民族的服饰。那些粗犷的身架、英武的装束，以及矫健的马匹，对唐女着装意识产生一种渗透式的影响，同时创造出一种适合女着男装的气氛。《旧唐书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已明确记录下女着男装的情景。《新唐书五行志》记，“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
《旧唐书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已明确记录下女着男装的情景。《新唐书 五行志》记，“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看得出来，皇帝也是抱着宽容欣赏的态度，并没有呵斥女儿不守礼法。虽说这太平公主此举有些恃宠撒娇，但也说明了唐初已经出现女着男装的案例。
女着男装的风气尤在大唐开元、天宝年间盛行。《中华古今注》记，“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新唐书李石传》记，“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女子仿制男装，穿着男装相当普遍。
风俗－开放与束缚
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
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这样的。实际上唐代妇女依然处在封建礼教的制约下，只有身份特殊的人才穿出开胸衫。古画中人可以半裸胸，那也是养在内宅；歌女们半裸胸，则是以身体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仍然是不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半露胸”的绘画，与“女着男装”的案例，似乎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的程度。因此很多人由此相信唐代的女性开放自由。但这其实只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实际上，武则天之后，唐朝社会对女性抛头露面的情况愈加心怀芥蒂，“守本分、守妇道”为仕家大族对女性成员的通常要求。考察古代封建文化对女性定立的规章制约，很多教条书籍就出于唐代。
虽然，女性在唐代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出现了勃发期，但就历史长河来看仅是昙花一现。“走出去”的途径只有偏向放纵肉体取悦于男性掌握的权力阶层，另一种对社会地位权利的呼唤则很快湮没在男尊女卑的传统风俗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