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县志风俗

1、古代廉正的人或故事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
近千年来，包公在历代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包青天。今天，包公的形象仍然活跃于戏曲、小说和民间传说里。
官场生涯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 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水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 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 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 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拯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 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我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 确实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 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包拯严明法纪，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众的领袖，反抗封建统治的先锋。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该爱护，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对百姓任意欺压。否则，其结果必然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他 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比起贪赃枉法来，两袖清风，依法办事 总要好一些，对广大人民有利些。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诈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
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突出的例子。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 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
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实，包 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也是维护平民利益。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

2、桐城一般的风俗习惯

桐城民俗十大怪（1）：正月初一玩虐待——吃两顿

大年初一是个喜庆的日子，大家都想痛痛快快地玩一天。可是，正因为是大年初一，是新年的第一天，大家都想图个吉利，不想在这一天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于是，就有了很多的禁忌。比如，不扫地、不倒垃圾，不泼水，以免把财气扫掉、倒掉；不与人争吵、不打骂小孩、不看病吃药、不借东西、不跌倒、不说丧气的话，表示这一年会过得和和气气；不杀生、不动刀剪、不做针钱活，以免血光之灾；忌午睡，男人午睡田畦崩塌，女子午睡厨房生灾变。
这些都还算通情达理的规矩，和别的地方差不了多少，虽然带来诸多不便，也还能做得到。比较特别的是，桐城民俗在这一天只吃两顿饭，早饭吃得特别的迟，晚饭吃得特别的早，中饭就免除了。
早饭吃得迟一点是可以的，因为前一天晚上守岁，大家多少都在熬夜，睡个懒觉是正常情况。问题是晚饭，吃得太早，不多时肚子就饿了。而且，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大家玩得正快活，突然又要吃饭，吃得下吃不下且不说，生活节奏完全给打乱了。尤其是小孩子，这顿晚饭一般是不吃的。大人们也不强求，反正过年的时候零食多少有一点。所以，吃两顿就吃两顿吧，也不是多大的问题。
最要命的是，吃完这顿特别早的晚饭，天还没有黑下来，就得早早地睡觉。小孩子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你说，明天又不要上学，大过年的玩得这么起劲，搞么事非要强迫人家睡觉呢？
原来，这与上面提到的图吉利有关。因为，农民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最大的幸福恐怕就是美美地睡一觉了。今天不是大年初一嘛，为了图个吉利，为了表示这一年会作威作福的，一定要早早地睡个大头觉。岂不知，这种寓意上的幸福，却给实际生活带来了不幸福。不过，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寓意是压倒一切的，不能给你睡觉你不睡呀！
那么，吃两顿的规矩与早睡的规矩，是个什么关系呢？我估计，最先有早睡的规矩，因为早睡用不着吃三顿，而且过年的时候大家胃口都不好，然后就有了吃两顿的规矩。但是，由于吃饭在前，睡觉在后，让人们误以为早睡是因为避饿。只是，你也不想一想，这大过年的，大家故意挨饿搞么事，这不是有病嘛！

桐城民俗十大怪（2）：三月初三吃野菜——蒿子粑

三月初三这一天，桐城乡人多食用香蒿和米粉做成的蒿子粑，驱邪粑鬼。这个民俗非常非常的特别，不仅别的地方没有，甚至连安庆其它县市也没有听说。
三月三倒是个传统节日，只是各地的说法各不相同。一说，伏羲和其妹女娲抟土造人，繁衍后代，后人由农历二月二到三月三为太昊陵庙会，善男信女云集陵区朝拜人祖；又说，三月三是王母娘娘开蟠桃会的日子，有一首北京竹枝词这样描述：“三月初三春正长，蟠桃宫里看烧香；沿河一带风微起，十丈红尘匝地飏”。在少数民族中，三月三也较为盛行：黎族称三月三为“孚念孚”，为预祝“山兰”(山地旱谷)和打猎丰收的节日，也是青年男女自由交往的日子，人称谈爱日；畲族以三月三为谷米的生日，家家吃乌米饭；瑶族以三月三为“干巴节”，是集体渔猎的节日；侗族多于此日举行抢花炮、斗牛、斗马、对歌、踩堂等活动，亦称“花炮节”；壮族多于三月三赶歌圩，故又称歌仙节。在道教中，三月三日是道教真武大帝的寿诞。
以上这些说法，与桐城人吃蒿子粑似乎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搞清楚蒿子粑问题，必须紧紧抓住“上巳节”这个核心。上巳，就是三月上旬的巳日，岁在初春，具体日期并不固定。阳春三月是山花烂漫、春潮涌动之时，同时却也是春虫蠢动、百病入侵之时。所以，上巳节又称为鬼节。《后汉书·礼仪志上》记载，“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因为洗洁的行为过于单调，后又增加了临水宴宾、游春踏青的活动内容。至曹魏时，为了操作方便，上巳节的日期始固定为三月初三，后代沿袭至今。
用什么来宴宾呢？一方面，应当是延年益寿、强身固体的健康食品；另一方面，应当是因地制宜、各取所需的时令食品。所以，在汉人当中，三月三总要吃点什么，吃的东西多少与驱病有关，但具体的食品各不相同。比如，南方有的地方磨米面做“打鬼粑” “缠脚面”食用；台湾、福建地区“采鼠麹草，合米粉为粿以祀其先”(《台湾府志》)；在我们桐城，发明了蒿子粑。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三月三是上巳节，这一天要吃点能驱病的时令食品，于是桐城人吃起了蒿子粑。问题是，蒿子这种植物到处都是，为什么别的地方的人不做蒿子粑？这的确是个待解的问题。
做蒿子粑是有讲究的。米粉可以是籼米，也可以掺一点大米。蒿子不能放得太少，否则就不成蒿子粑了。但是，蒿子的植物纤维比较粗，一定要摘其嫩头，而且不能放得太多。为了口味好一点，一定要多放一些腊肉，素的、肥的都要有。蒿子粑是吃油大王，不能舍不得油。而且，蒿子粑有一个特点，新鲜做出来的反而不好吃，放几天后用油焊着吃味道更佳。
每到一年三月三，桐人齐吃蒿子粑。野味！

桐城民俗十大怪（3）：一生三次素穿戴——毛身衣

桐城风俗，在出生、结婚、死亡的时候，要穿生布褂子和裤子，衣边不用针线缝，俗称毛身衣。
生布，就是没有下水的棉布，桐城人称作老布。旧时，因为生活苦，几乎家家户户都纺棉纱。纺车和其它地方差不多，是手工摇动的座式木轮车。纺棉纱是个细活，看上去简单，实际上很难。一根根细纱完全靠手指的内力从手中捻出来，否则不是过粗就是捻断。摇纺车的速度也很讲究，不急不遽，需纺纱者自己操作，别人不可替代。
棉纱纺好后就可以织布，这不是每家都能做的事，往往一个大村庄只有个把巧妇能为。实际上，织布是个体力活，需要脚踏，需要手拉，不知道为什么过去这是个女人做的活。通常的习惯，大家自己将棉纱纺好后，送到织户家织布，需要给人家几个辛苦钱。也有自己不纺纱的，直接去买布；也有光纺纱卖给织户，不要棉布的。不管怎样，都不会给现钱，到年底的时候，有钱给钱，没钱给一点粮食也是可以的。
一生三次穿毛身衣，这是值得后人倍加欣赏的伟大发明。出生、结婚、死亡，这是人生的三大转折，每一次转折都意识着全新生活的开始。用什么寓意全新的生活？白色、原始、朴素也！你看这毛身衣，用纯天然的棉纱制成，不曾下水，不缝衣边，是何等的原始呀！初生婴儿穿上毛身衣，意味着酸甜苦辣人生的肇始；待婚青年穿上毛身衣，好去迎接婚姻生活的大考；乘鹤西游的老人穿上毛身衣，不啻是个等待轮回的处子。
这朴素无比的毛身衣，似乎是文都桐城人的专利，其它地方有此俗者极少。周边安庆其它的县市，可能也有的，但多半是跟桐城人学的。如果非要穷究其来源，最好到江西、两湖一带去找，桐城人差不多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假如真的找到了，建议桐城人都到那里去弄一件毛身衣穿穿，算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根。

桐城民俗十大怪（4）：三十六岁换裤带——送36岁

桐城有“送三十六”的民俗。无论男女，虚35岁时，亲朋好友馈赠白鸡一只，新裤带一根，白衬衫一件。大年三十晚上，男择岳家、女择娘家送来的白鸡炖食。如果讲究一点，白鸡需独食，将鸡毛埋于三叉路口。
《桐城县志》曰，此俗存于桐城西乡；又有相关资料说，此俗并不古老，大概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些说法是相当可疑的，实际上，“送三十六”的民俗很普遍，桐城几乎所有地方都有这个风俗，南方很多省份好像也有，特别是江西和两湖一带。
旧说，36是个很不吉利的数字，36岁是人生难过的一大关口。传统迷信认为，逢九不利，不管是明九还是暗九。明九就是数字中直接带九，比如19、29、39；暗九是九的倍数，比如18、27、45。36是暗九，当然不吉利。可是，为什么36岁特别不吉利呢？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1）36岁是人的本寿，古人认为36岁一个轮回，只有活够36岁才够本；（2）从生活经验可以判断，人到36岁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开始下降，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3）旧时人的寿命短，一般只能活到五九、六九，作为一个转折的关口，18岁、27岁明显太早，45岁或54岁则有点迟，它们不是人生的转折，差不多是人死的转折了。所以，选择36岁作为人生关口最合适。（4）道家有“四九天劫”的说法，虽然说的是490年，但毕竟是四九呀，很容易让人想起36。
既然36岁不吉利，就要想法子辟邪。不过，迷信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实质上是因需要而异。因之，各地“送三十六”的办法各不相同。在湖北宜昌，要拜神唱大戏；在湖南，要招呼亲朋好友做大寿；在江西，要送裤子。
桐城特别的地方在于两方面：其一，其它地方辟邪的日子一般都选择在36虚岁的生日，而桐城选择在35虚岁那年的大年三十；其二，其它地方也就是找个借口吃一顿，并不在乎吃什么，而桐城却偏要吃白鸡、换新裤带，大年初一还要躲起来不见人。
那么，桐城人为什么认为吃白鸡、换新裤带能辟邪呢？目前还没有正解。大概，白色是正色，又比较反光，能够把鬼蜮照晃眼而无法加害于身；吃白鸡而不是吃白猪，大概是因为鸡肉比猪肉贵；将鸡毛埋于三叉路口，是为了让鬼蜮到三叉路口后被白鸡毛晃得走错方向；换新裤带，是怕旧裤带年久失修扎不紧，让鬼蜮从衣缝中钻了进去。这叫层层设防，万无一失。呵呵，迷信嘛，有多少说得清楚的！

桐城民俗十大怪（5）：胎盘瓦罐树下埋——胞衣罐

桐儿出生后，将胎儿胞衣装入瓦罐中，埋在村旁最高大的树下，寓意“树高千尺，人高万丈”。
胞衣是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东西，怠慢不得。在那里，有着我们对混沌世界的些许记忆，有着我们一奶同胞的些许余温。伴随着人生的第一声啼哭，我们从胞衣中脱胎而出，代表着与母体分离的正式仪式，更代表着漫长人生的独立宣言。因之，大家都要将胞衣罐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永久地保存起来。
有人将胞衣罐放到村边大河的中心，流水潺潺，生命不息；有人将胞衣罐埋在自家的院子里，无论你走到何方，都没有离开自己的亲人；有人将胞衣罐深埋在屋后的竹林中，竹笋根根，仿佛祖宗；有人将胞衣罐挂在高树上，让小鸟充当天际的使者送出自己的第一份馈赠。
但无论在什么地方，有资格安置胞衣罐的一定是个男人，一个将小生命带来人世的男人。小小的胞衣罐，系着每一个父亲的责任，刻着生命代代相扣的传承。伴随着胞衣罐的脱手而出，这个男人一步一个脚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小时候，一个男人将我们的胞衣罐以自己的方式好生安置；不多年，我们也要将一个自己制造的胞衣罐安置在一个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地方。胞衣本出自女人，男人只是将它们连接了一下，使它们成为一串。
文都人格外聪明些，将胞衣罐埋在村旁最高大的树下，称埋藏胞衣罐的乡里为“原籍”。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发明了！那些远离故乡的游子，撮一把树下的泥土，一定能够闻到童年的气息；将这把故乡的泥土供在香案上，仿佛是在供自己的祖宗。桐城人的这一伟大发明，超越时间隧道，让我们随时可见自己的亲人。
只是，心在痛，因为胞衣罐在我们这一代算是断了根。自从小生命从一个叫医院的地方产生，胞衣就不见了踪影。不知道是流进了下水道，还是被熬成盘中羹，抑或成了某贵人的滋补养颜品。没有机会将自己制造的胞衣罐安置，仿佛根本就不是男人。

城民俗十大怪(6):椒椒叔叔一起来--嗷叔叔

叔叔是指父亲的弟弟，泛指比自己父亲年纪小的父辈。但是，全国各地对叔叔的称呼不尽相同，广东人叫“阿叔”，天津人叫“掰掰”，东北人叫“老叔”，江淮一带叫“×爷”或“×爸”，吴越一带则叫“戽喂”。这其中，最特别的是安徽桐城人，把叔叔称作“椒椒”。
为什么这样称呼呢？且听一段饶有兴趣的传说：清朝名臣张英一日拟写奏章,误将“叔”写为“椒”。康熙帝展阅,好奇心大发,遂询何故。张英为了自尊,谎称道:敝乡有一俗,称“叔”为“椒”。岂料康熙生疑，要派人前去探个虚实。张英闻讯惊恐万状,欺君之罪如何了得?便暗派侍从快马驰往老家桐城,让县令三日内遍喻县民,改“叔”为“椒”。待皇帝钦差抵桐遍询民众，结果众口一词。自此,“叔叔”的别称“椒椒”便在桐城流传至今。
这个故事编得不赖，可故事毕竟只是故事，不能当作正史看待。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不难发现，这个故事有很多的漏洞：把“叔”写成“椒”的可能性并不大，古代文人惜纸，下笔前都很认真；奏章写好后要仔细检查，重要的还要备份，弄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皇帝知道后，老实承认也没什么，撒谎可真是掉脑袋的欺君之罪；“叔”有好几种意思，奏章中的“叔”不一定正好是“叔叔”的意思；这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有的将主人公说成是张英的儿子张延玉；如果真是写错了，用家乡话来推托照样没有面子；这么个小事，就算皇帝真的知道是在撒谎，也断然不会派人暗访；民间的习惯称呼是很难改变的，就算当时应急改变，日后也绝对不会叫成习惯。
为了考证桐城“椒椒”的来源，需要注意下面两条 “硬证据”：其一，并不是桐城所有地方的人都这样称呼，个别地方有其它的叫法。在桐城，大多数人叫椒椒，但也有地方叫叔叔的；其二，全国并不是只有桐城一个地方这样称呼，江西贵溪和永修两地也是这样叫的。难道这两个地方的人都是从桐城迁过去的？事实上，桐城人大多反而是从江西迁移过来的。
这无意中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大多数桐城人是从江西瓦屑坝移民过来的，而瓦屑坝明显只是一个移民中转站，那些将叔叔称作“椒椒”的桐城人，是不是来自江西贵溪和永修呢？不管怎么说，这里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由于提供的相关信息太少，遍查方言资料，也无法得出“椒椒”的确切来源。在这里，姑且提供一个大胆的猜测：叔通菽，菽是一种豆类植物，以豆类喻指小，所以叔叔指比父亲小的人；椒是一种香料植物，指的是“花椒”不是辣椒（明末才从美洲传入），椒的果实比菽还小，同样可以用来喻指小，进而指代比父亲小的人。

桐城民俗十大怪（7）：酸甜苦辣搁一块——胡椒汤

从正月初一开始，桐城人给各种生灵过生日：一鸡，二狗，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九豆，十粟。其实也就是说说，并没有见过什么人真的给这些生物作寿。初二的狗不会多啃一快骨头，初三的猪也不会多吃一口米糠，至于马和羊，桐城基本上见不着，而豆谷之类，春节的时候正在冬眠呢。只有初七的人生日，一定是要好好过的。桐城的风俗，正月初七的晚餐，每个人都要吃酸辣汤，又叫胡椒汤，表示人生会遇到各种酸、甜、苦、辣之事。
可能是桐城不怎么产胡椒，也可能南方人不怎么爱吃胡椒，反正，这个酸辣汤很多人是不放胡椒的，但并不妨碍叫它胡椒汤。抛开寓意不说，单从口感上来讲，胡椒汤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比北方人做的什么辣糊汤要好很多。胡椒汤的主料是豆腐、淀粉、山粉，再放些腊肉、冬菇、冬笋、熟鸡肉、肉丝、鸡蛋、香油、鸡血、辣椒，味道算是盖了帽了。一看这些原料大家都清楚，酸辣汤其实既不酸也不辣，加上平时又很少能吃到，所以大家都逮到吃好几蓝边碗。
酸辣汤并不特别，四川、上海、北京、广州，几乎每个有人的地方都有。北方的偏酸一些，南方的偏甜一些，四川的偏辣一些。桐城酸辣汤的特色不在于口味，而在于文都人将这一锅浊汤赋予了特别的文化含义，让人回味无穷。记得有一首歌就叫《酸辣汤》，里面说“酸酸辣辣的感觉，味道十分好喝特别，让地球慢慢变火球，燃烧到温度最高点”。我不知道歌词是谁写的，但肯定不是桐城人写的。
那么，为什么人的生日安排在正月初七呢？民间传说，女娲造物时，前六天分别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第七日造出了人，因此，正月初七俗称“人日”，又叫“人胜日”、“人庆”等。怎么庆祝呢？各地的方式不一样：（1）戴人胜：女子用彩纸、丝帛、软金银等材料制成小人的形状戴于头上，或贴于屏风等处。（2）赠花胜：人们制作各种花胜(样式为花朵)相互馈赠；（3）吃七宝羹：人们用七种新鲜的节令蔬菜加米粉做成羹食用，称为“七宝羹”；（4）出游、登高：仕女出游与文人墨客登高赋诗，唐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诗云：“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看，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南蕃无所遇，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相比较而言，还是桐城人吃胡椒汤的发明最出彩，既一饱口福，还有文化上通俗易懂的讲究，可谓一举两得。

桐城民俗十大怪（8）：新娘原来是妖怪--砸新人

桐城有“砸新人”的习俗，寓意“越砸越发”。只要见到有迎亲的队伍从村庄边经过，都有好事者呐喊“砸新娘”，并随手抓起几把沙土或瓦碴子砸过去，以此要挟迎亲队伍的头人（一般是媒人）发喜烟喜糖。大人们砸新娘一般都是象征性的，而小孩子却不管那么多，乱砸一气，有时甚至会把新娘砸得花容失色。不过，新娘多少有所准备，事先带上一条方巾，不等沙土砸过来就将方巾把头遮起来。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为了防止被砸，新娘子前面举一个毛主席的石膏像，这样谁也不敢砸了，谁都怕把毛主席他老人家给砸坏了。但这个法子也只管了一阵子，后来小孩子还是照砸不误。那时大家日子都过得紧，新人并不是过一个村子都散糖果的，你不砸，她是不给的。
一般来说，“砸新人”有不成文的规矩，主要是三条：只有路过的才能砸，本村庄的一般不能砸；小孩子可以砸，大人一般不能砸，起码不能狠毒地砸；散过喜烟喜糖后不能再砸。其实，迎亲队伍自己也是矛盾的，如果砸狠了他们肯定不高兴，但如果一路上无人来砸，他们也很失落。且不说“不砸不发”，起码表示你这个队伍的人际关系不怎么样，招摇过市的都不惹眼，没有理答你。大喜的日子，稍微砸一砸，闹着玩儿，不管砸了谁，都不会生气恼怒的。所以。一些办事细心的人家，会事先给几个喜欢热闹的人打招呼，叫他们安排人来砸。
可能真的是为了闹着玩儿，“砸新人”的风俗非常普遍。东乡族的婚俗，闹新房时用枕头砸新娘，迫使她尽早掀开蒙面的布巾；戴厚英在《流泪的淮河》中描述，淮北人闹新房时用楝树果子砸新娘；在湖北孝感，迎亲时女方亲友用预先准备的树枣、萝卜条以至豆渣、饭团等轮番抛掷取乐，主要是砸新郎；在东北，新娘去夫家的时候，喜欢用五谷杂粮砸新娘。相比较而言，桐城的砸法显得比较原始，多少有点野蛮。
这不由得让人起疑：此俗何来？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别地一般在闹洞房的时候砸，桐城却在迎亲的路上砸；别地弄个东西随便砸一砸，桐城却弄个砖头石块实实在在地砸；别地砸一砸纯粹为了取乐，桐城却在取乐的同时取一点喜烟喜糖。《康熙桐城县志》曰，“同安郡其俗信鬼神，好遥杞，父子或异居，人性劲躁，包藏祸害，视死如归”。难道说，桐城人自古以来本性野蛮？
窃以为，非也。即便桐地自古民风强悍，《康熙桐城县志》也说，“自平成（南朝）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杞婚姻胥近于礼”。况且，别地的人骂桐城人，也只说阴险狡诈，断不会说野蛮粗俗的。
虽然不能确切地知道“砸新娘”的缘起，大体的发展线索还是可以猜出一鳞半爪的。（1）旧时的人有很强的地盘意识，从他们的地盘路过，多少要留下一点买路钱，否则就会被人讥笑为软弱无能。（2）旧时的人很迷信，红喜事从一个村庄过，这个村里的人以为你带走了喜气，必须把你的喜气给砸掉；白喜事从一个村庄过，这个村里的人以为你带来了晦气，你必须放鞭炮给吓走。至于“越砸越发”，不过是发展到后来的一个托词，好比一个人把东西打碎了，虽然心里很难受，嘴里却说“碎碎（岁岁）平安啦！”
实际上，与桐城相类似的“砸新娘”也还是有的，比如庐江与桐城交界的地方、宣城的一些地方。只是，这两个地方多少都与桐城相关，庐南自不必说，宣城在近代是有大量桐城移民的。大家知道，桐城人大多是从江西、两湖移民来的，估计这些区域十有八九会有此遗风。

桐城民俗十大怪（9）：煮鱼上桌不算菜

吃鱼好处多多，除了味道鲜美、众口可调，还能治病强身、延年益寿。过年的时候，吃鱼又被赋予特别的含义，所谓年年有鱼（余）、吉庆有鱼（余）是也。在大多数地方，大年三十晚上都要吃鱼，以讨一个吉利，所以鱼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过去有副常用的春联：“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旧时，一些文绉绉的知识分子是只吃鱼不吃肉的，因为这些所谓的君子“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而鱼被宰杀时是不会发出嚎叫的。
在桐城，大家也是喜欢吃鱼的，招待客人一般都是做三牲饭，即以鸡、鱼、肉为主的家常饭。就算是祭祀祖宗，带的也是三牲碗。过年的时候，照例是要煮鱼的，大年三十晚上煮鱼照例是要上桌的，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煮鱼上桌并不算一道菜，是万万不可以动筷子的。难道说桐城人就不想“年年有鱼（余）”，就不想过年的时候讨个吉利？非也！原来是因为桐城人的思维和常人不一样，常人为了追求“年年有鱼（余）”，觉得应当把这个“鱼（余）”吃掉，而桐城人认为，“鱼（余）”就应当“鱼（余）”着，吃掉就不“鱼（余）”了。
窃以为，两种理解无所谓谁对谁错，只是桐城人的理解有比较深的文化内涵。因为，过年吃鱼是正常的，现在你吃了，文化含义不饱满；而过年不吃鱼是反常的，文化标志性就非常强。只是，大过年的，连条鱼都吃不上，有点对不起自己的嘴巴和口水。由于不太人道，更有点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所以很多地方实行了适当的变通，要求相对宽松一些。在这些地方，只是大年三十晚上不吃鱼，正月初一到十五，请客要上两碗鱼,一碗可以吃，另一碗不可以吃，到底要吃哪一碗听主人招呼。不能吃的叫“碗鱼”，意思是装在碗里不能动的。后来，索性更宽松一点，大年三十也上两碗鱼了，反正吃了一碗还剩下一碗，不愁没“鱼（余）”。
可能，大年三十晚上不吃鱼并非桐城的专利，但这种民俗肯定不普遍。而且，即便同样是不吃，说法未必一样。比如，东北一些地方三十晚上也是不吃鱼的，但他们是因为鱼儿多刺，怕一年里老有拨不完的刺；旧时，北方有些地方不仅三十晚上不吃鱼，他们什么时候都不吃鱼，因为缺少外来的佐料，无法将鱼去腥。

桐城民俗十大怪（10）：死后带累下一代——忌血葬

旧时，无论什么地方的人，对葬仪都是极其重视的。作为一种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葬仪，总有一些迷信的说法和做法，可谓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只是，不管多么怪异，大家都普遍尊奉一个共同的信念：入土为安。按照佛教的说法，只有入土为安，才能投胎转世。所以，在轰轰烈烈的葬仪之后，一定要将逝者尽快葬下去，这是第一要务。过去，如果一个人混得悲惨，都会聊以自慰地说，“只求一把黄土埋起来”；如果一个人十恶不赦，大家就会诅咒他“死无葬身之地”。
可是，桐城这个地方偏要反着来，人死以后忌血葬，要在野外找一个避风且风水好的地方将棺木厝放起来，用稻草盖上防雨雪，俗称“厝基”。乍一听，一定以为桐城是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因为有些少数民族喜欢在临江河的山崖绝壁间凿眼、钉桩厝放棺木，称“悬棺葬”；有些少数民族将棺木厝放在山洞里，称“洞穴葬”；藏族人将尸棺厝放在高台，称“天葬”。
问题是，无论是悬棺葬、洞穴葬还是天葬，都属于一种“安葬”，即最后的安置。因为这些少数民族不作兴土葬即埋葬，虽然没有入土，但已经“安”了。而桐城则不同，棺木厝放在野外只是临时措施，三年五载以后，还是要再行安葬的。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桐城人是信奉土葬的，也是相信入土为安的，为什么迟迟不入土埋葬呢？这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
“厝”，暂时放置，待葬或改葬。那么，为什么现在不速葬呢？现代的人解释说，只有厝放三年以上，才会投胎转世。这完全是把话说反了，没有说到点子上。暂时不安葬，估计有几方面的原因：
（1）过去的人穷，安葬不起，就暂时厝放一下，等待家族中死的人多了，凑在一起合葬，这样可以减少费用；
（2）过去战火纷飞，很多人逃荒时客死它乡，暂时厝放一下等待回家安葬。古徽州也有厝放的习俗，只是他们条件好些，不是厝放在野外，而是厝放在特制的寝楼里。
（3）过去有丁忧三年的习俗，为了尽孝道；
（4）一时没找好墓地或一时买不起墓地；
（5）安葬多在远处，而厝放一般都在家门口，可以为晚辈祭祀或哭坟提供方便。这几种力量的合力，使厝放成为一种习惯，而当习惯已经养成，即使这五方面的力量一个都不存在，它已经作为一种风俗根深蒂固了。

3、芙蓉墩镇的历史沿革

芙蓉墩镇下含原芙蓉镇和原湖西乡。
芙蓉镇：因辖芙蓉墩得名。解放前夕，属双峰镇，陶狄、安复等乡。解放初，属四区（太平区）的定山乡，一区（城关区）的城郊、芙蓉、凉亭等乡。1953年成立34个初级社，1956年转为9个高级社。1958年成立芙蓉公社。1984年改为芙蓉乡。1993年撤乡建镇，改为芙蓉镇，面积83平方千米，人口2.2万。辖五联、芙蓉、太字、江中、江河、三联、凤凰、凉亭、凤形9个行政村。
湖西乡：位于彭泽县西南部，芳湖南岸。芙（蓉）太（平关）公路穿境而过。境内港汊塘堰密布，芳湖环绕西北，余家堰水库在境东南，主干渠长8000米。1950年为柘林、永乐、马桥等乡，1958年合改太平公社，1961年改湖西公社，1984年改社称乡。1997年，面积48.7平方千米，人口1万，辖湖西、柘林、红桥、长山、长垄、白莲、湖山7个行政村，乡政府驻王家湾许家，距县城18千米。
2001年芙蓉镇和湖西乡合并，因与省内万安县芙蓉镇同名，同年更名为芙蓉墩镇。2003年撤村并组，长垅村并入长山村、风形村并入凉亭村。共辖芙蓉社区、五联、太字、江河、三联、凤凰、凉亭、湖西农科所、柘林、红桥、长垄、白莲、湖山12个行政村。 彭泽县近100年以安徽桐城县和枞阳县移民居多。其中芙蓉镇尤甚。
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在民国初年。《桐城县志》（1995年版），在大事记栏中有这样记载：“民国二年（1913年）：实业界人士方履中，在东流、彭泽等地购置荒场、芦场，从家乡招农围垦十万亩，移民数万人。”（见《桐城县志》18页）。方履中（1864——1939年），字玉山，一字聘商。南乡（今属枞阳县）人，清未民国著名实业家，桐城派未期人物，在与英日商人侵占安徽省铜矿山的斗争中，是主要领袖。著作有《贞泯不泐》、《桐城名贤诗词辑》等。
在彭泽县主要是太泊湖 流域和方湖流域以及长江沿线，如芙蓉镇，芙蓉农场，棉船，马当，浪溪，太平以及红光等乡镇。在移民中以枞阳县人为多。枞阳县向来分南乡和东乡，因为方履中是枞阳县义津人，属南乡，所以其中又以南乡人（在彭泽听得最多的枞阳口音）居最，东乡人（棉船朝阳人口音）次之，桐城县的移民主要靠近枞阳县的地区如孔城等。
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是在1954年大水后和大跃进期间，又有几万人。这次是天灾人祸造成的。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是以第一次为基础的，是为寻找生活而投亲靠友，离开故乡。据《枞阳县志》所载：“1959年，县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97人，1960年下降到270人。”含蓄地说明了“大跃进”期间我县广大老百姓的悲惨遭遇。1959-1960仅仅一年左右时间，每平方公里人口减少27人。总面积为1808.1平方公里枞阳，总人口减少达48800人以上（就算自然出生率与普通死亡率能相抵消）。当然，这些减少的人口大部分饥病而亡，但也有少数背景离乡，其中移民最多的地方大概就是彭泽了。
第一批的移民已经历五代左右，第二批移民也有三代以上。他们中只有第二批还有一些活着，可也是风烛残年了。他们汗水伴随着泪水浇灌出丰收的沃野，为子孙开辟一片新天地。他们的后代在彭泽这块土地上幸福地生活着，但千万要记住先辈的勇敢和勤劳，更不要忘记先辈的艰苦和辛酸！ 彭泽的芙蓉镇，棉船镇，芙蓉农场几乎都说枞阳话.郎溪镇，太伯湖开发区，红光厂大部分说枞阳话， 马当镇一半说枞阳话， 龙城镇，黄岭镇，定山镇有一小部分说枞阳话 说枞阳话的大部分集中在比较发达的沿江地区。彭泽县有许多“桐城佬”，而实际上多是枞阳人（枞阳当时即是桐城的东乡和南乡），这当然与方履中是桐城南乡人有关。
现彭泽县人口仅三十四万,但祖籍桐城(以枞阳多)就近十几万，如果再加上现已属安徽省望江县和宿松县(原属彭泽县行政区划)的桐城籍人(这些地方的桐城佬并不比彭泽的桐城佬少,以此类算的话),至少有不少于三十万桐城佬，其中至少二十万是“枞阳佬”，在离枞阳几百里的异地繁衍生息。近百年来,这些枞阳人至今还保留着枞阳的方言及风俗。

4、棉船的人口迁移

彭泽县近100年以安徽桐城县和枞阳县移民居多。
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在民国初年。《桐城县志》（1995年版），在大事记栏中有这样记载：“民国二年（1913年）：实业界人士方履中，在东流、彭泽等地购置荒场、芦场，从家乡招农围垦十万亩，移民数万人。”（见《桐城县志》18页）。方履中（1864——1939年），字玉山，一字聘商。南乡（今属枞阳县）人，清未民国著名实业家，桐城派未期人物，在与英日商人侵占安徽省铜矿山的斗争中，是主要领袖。著作有《贞泯不泐》、《桐城名贤诗词辑》等。
在彭泽县主要是太泊湖 流域和方湖流域以及长江沿线，如棉船，马当的杨柳.跃进.船形，浪溪的百圩，太平的永乐，芙蓉太字，以及红光等等。在移民中以枞阳县人为多。枞阳县向来分南乡和东乡，因为方履中是枞阳县义津人，属南乡，所以其中又以南乡人（在彭泽听得最多的枞阳口音）居最，东乡人（棉船朝阳人口音）次之，桐城县的移民主要靠近枞阳县的地区如孔城等。
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是在1954年大水后和大跃进期间，又有几万人。这次是天灾人祸造成的。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是以第一次为基础的，是为寻找生活而投亲靠友，离开故乡。据《枞阳县志》所载：“1959年，县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97人，1960年下降到270人。”含蓄地说明了“大跃进”期间我县广大老百姓的悲惨遭遇。1959-1960仅仅一年左右时间，每平方公里人口减少27人。总面积为1808.1平方公里枞阳，总人口减少达48800人以上（就算自然出生率与普通死亡率能相抵消）。当然，这些减少的人口大部分饥病而亡，但也有少数背景离乡，其中移民最多的地方大概就是彭泽了。
第一批的移民已经历五代左右，第二批移民也有三代以上。他们中只有第二批还有一些活着，可也是风烛残年了。他们汗水伴随着泪水浇灌出丰收的沃野，为子孙开辟一片新天地。如今他们的后代在彭泽这块土地上幸福地生活着，但千万要记住先辈的勇敢和勤劳，更不要忘记先辈的艰苦和辛酸！ 至今，彭泽的芙蓉墩镇，棉船镇，芙蓉农场几乎都说枞阳话.郎溪镇，太伯湖开发区，红光厂大部分说枞阳话， 马当镇一半说枞阳话， 龙城镇，黄岭镇，定山镇有一小部分说枞阳话 说枞阳话的大部分集中在比较发达的沿江地区，但说实话，如今在彭泽的枞阳人整体生活水平不如我们枞阳。彭泽县有许多“桐城佬”，而实际上多是枞阳人（枞阳当时即是桐城的东乡和南乡），这当然与方履中是桐城南乡人有关。 枞阳人移民彭泽这段历史，没有多少人关注，在《枞阳县志》中只有寥寥数字的表述。
历史，什么是历史？我说，这些被掩埋在黑暗中，掩埋在冰冷土地里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能哭会笑的历史。
现彭泽县人口仅三十四万,但祖籍桐城(以枞阳多)就近十万,如果再加上现已属安徽省望江县和宿松县(原属彭泽县行政区划)的桐城籍人(这些地方的桐城佬并不比彭泽的桐城佬少,以此类算的话),至少有不少于三十万桐城佬，其中至少二十万是“枞阳佬”，在离枞阳几百里的异地繁衍生息.
近百年来,这些枞阳人至今还保留着枞阳的方言及风俗,枞阳话在这里通行无阻.呵呵,他们的先辈当年背井离乡,把那些过去的不毛之地改造成万亩良田,多少人在临死之前还要把那一把骨头要运回家乡啊.哪一家在彭泽的枞阳人没有一段辛酸的往事？哪一家没有悲欢离合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次因为战争、饥荒、经济等各种原因造成的移民，而在中国历史著作这么丰富的国家中，正史却少有记载。
枞阳话是彭泽仅次于当地话的四大方言之一，枞阳人比较集中的棉船是彭泽当代名人最富集的地方。

5、宣城节日习俗资料word

桐城民俗十大怪（1）：正月初一玩虐待——吃两顿

大年初一是个喜庆的日子，大家都想痛痛快快地玩一天。可是，正因为是大年初一，是新年的第一天，大家都想图个吉利，不想在这一天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于是，就有了很多的禁忌。比如，不扫地、不倒垃圾，不泼水，以免把财气扫掉、倒掉；不与人争吵、不打骂小孩、不看病吃药、不借东西、不跌倒、不说丧气的话，表示这一年会过得和和气气；不杀生、不动刀剪、不做针钱活，以免血光之灾；忌午睡，男人午睡田畦崩塌，女子午睡厨房生灾变。
这些都还算通情达理的规矩，和别的地方差不了多少，虽然带来诸多不便，也还能做得到。比较特别的是，桐城民俗在这一天只吃两顿饭，早饭吃得特别的迟，晚饭吃得特别的早，中饭就免除了。
早饭吃得迟一点是可以的，因为前一天晚上守岁，大家多少都在熬夜，睡个懒觉是正常情况。问题是晚饭，吃得太早，不多时肚子就饿了。而且，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大家玩得正快活，突然又要吃饭，吃得下吃不下且不说，生活节奏完全给打乱了。尤其是小孩子，这顿晚饭一般是不吃的。大人们也不强求，反正过年的时候零食多少有一点。所以，吃两顿就吃两顿吧，也不是多大的问题。
最要命的是，吃完这顿特别早的晚饭，天还没有黑下来，就得早早地睡觉。小孩子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你说，明天又不要上学，大过年的玩得这么起劲，搞么事非要强迫人家睡觉呢？
原来，这与上面提到的图吉利有关。因为，农民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最大的幸福恐怕就是美美地睡一觉了。今天不是大年初一嘛，为了图个吉利，为了表示这一年会作威作福的，一定要早早地睡个大头觉。岂不知，这种寓意上的幸福，却给实际生活带来了不幸福。不过，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寓意是压倒一切的，不能给你睡觉你不睡呀！
那么，吃两顿的规矩与早睡的规矩，是个什么关系呢？我估计，最先有早睡的规矩，因为早睡用不着吃三顿，而且过年的时候大家胃口都不好，然后就有了吃两顿的规矩。但是，由于吃饭在前，睡觉在后，让人们误以为早睡是因为避饿。只是，你也不想一想，这大过年的，大家故意挨饿搞么事，这不是有病嘛！

桐城民俗十大怪（2）：三月初三吃野菜——蒿子粑

三月初三这一天，桐城乡人多食用香蒿和米粉做成的蒿子粑，驱邪粑鬼。这个民俗非常非常的特别，不仅别的地方没有，甚至连安庆其它县市也没有听说。
三月三倒是个传统节日，只是各地的说法各不相同。一说，伏羲和其妹女娲抟土造人，繁衍后代，后人由农历二月二到三月三为太昊陵庙会，善男信女云集陵区朝拜人祖；又说，三月三是王母娘娘开蟠桃会的日子，有一首北京竹枝词这样描述：“三月初三春正长，蟠桃宫里看烧香；沿河一带风微起，十丈红尘匝地飏”。在少数民族中，三月三也较为盛行：黎族称三月三为“孚念孚”，为预祝“山兰”(山地旱谷)和打猎丰收的节日，也是青年男女自由交往的日子，人称谈爱日；畲族以三月三为谷米的生日，家家吃乌米饭；瑶族以三月三为“干巴节”，是集体渔猎的节日；侗族多于此日举行抢花炮、斗牛、斗马、对歌、踩堂等活动，亦称“花炮节”；壮族多于三月三赶歌圩，故又称歌仙节。在道教中，三月三日是道教真武大帝的寿诞。
以上这些说法，与桐城人吃蒿子粑似乎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搞清楚蒿子粑问题，必须紧紧抓住“上巳节”这个核心。上巳，就是三月上旬的巳日，岁在初春，具体日期并不固定。阳春三月是山花烂漫、春潮涌动之时，同时却也是春虫蠢动、百病入侵之时。所以，上巳节又称为鬼节。《后汉书·礼仪志上》记载，“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因为洗洁的行为过于单调，后又增加了临水宴宾、游春踏青的活动内容。至曹魏时，为了操作方便，上巳节的日期始固定为三月初三，后代沿袭至今。
用什么来宴宾呢？一方面，应当是延年益寿、强身固体的健康食品；另一方面，应当是因地制宜、各取所需的时令食品。所以，在汉人当中，三月三总要吃点什么，吃的东西多少与驱病有关，但具体的食品各不相同。比如，南方有的地方磨米面做“打鬼粑” “缠脚面”食用；台湾、福建地区“采鼠麹草，合米粉为粿以祀其先”(《台湾府志》)；在我们桐城，发明了蒿子粑。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三月三是上巳节，这一天要吃点能驱病的时令食品，于是桐城人吃起了蒿子粑。问题是，蒿子这种植物到处都是，为什么别的地方的人不做蒿子粑？这的确是个待解的问题。
做蒿子粑是有讲究的。米粉可以是籼米，也可以掺一点大米。蒿子不能放得太少，否则就不成蒿子粑了。但是，蒿子的植物纤维比较粗，一定要摘其嫩头，而且不能放得太多。为了口味好一点，一定要多放一些腊肉，素的、肥的都要有。蒿子粑是吃油大王，不能舍不得油。而且，蒿子粑有一个特点，新鲜做出来的反而不好吃，放几天后用油焊着吃味道更佳。
每到一年三月三，桐人齐吃蒿子粑。野味！

桐城民俗十大怪（3）：一生三次素穿戴——毛身衣

桐城风俗，在出生、结婚、死亡的时候，要穿生布褂子和裤子，衣边不用针线缝，俗称毛身衣。
生布，就是没有下水的棉布，桐城人称作老布。旧时，因为生活苦，几乎家家户户都纺棉纱。纺车和其它地方差不多，是手工摇动的座式木轮车。纺棉纱是个细活，看上去简单，实际上很难。一根根细纱完全靠手指的内力从手中捻出来，否则不是过粗就是捻断。摇纺车的速度也很讲究，不急不遽，需纺纱者自己操作，别人不可替代。
棉纱纺好后就可以织布，这不是每家都能做的事，往往一个大村庄只有个把巧妇能为。实际上，织布是个体力活，需要脚踏，需要手拉，不知道为什么过去这是个女人做的活。通常的习惯，大家自己将棉纱纺好后，送到织户家织布，需要给人家几个辛苦钱。也有自己不纺纱的，直接去买布；也有光纺纱卖给织户，不要棉布的。不管怎样，都不会给现钱，到年底的时候，有钱给钱，没钱给一点粮食也是可以的。
一生三次穿毛身衣，这是值得后人倍加欣赏的伟大发明。出生、结婚、死亡，这是人生的三大转折，每一次转折都意识着全新生活的开始。用什么寓意全新的生活？白色、原始、朴素也！你看这毛身衣，用纯天然的棉纱制成，不曾下水，不缝衣边，是何等的原始呀！初生婴儿穿上毛身衣，意味着酸甜苦辣人生的肇始；待婚青年穿上毛身衣，好去迎接婚姻生活的大考；乘鹤西游的老人穿上毛身衣，不啻是个等待轮回的处子。
这朴素无比的毛身衣，似乎是文都桐城人的专利，其它地方有此俗者极少。周边安庆其它的县市，可能也有的，但多半是跟桐城人学的。如果非要穷究其来源，最好到江西、两湖一带去找，桐城人差不多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假如真的找到了，建议桐城人都到那里去弄一件毛身衣穿穿，算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根。

桐城民俗十大怪（4）：三十六岁换裤带——送36岁

桐城有“送三十六”的民俗。无论男女，虚35岁时，亲朋好友馈赠白鸡一只，新裤带一根，白衬衫一件。大年三十晚上，男择岳家、女择娘家送来的白鸡炖食。如果讲究一点，白鸡需独食，将鸡毛埋于三叉路口。
《桐城县志》曰，此俗存于桐城西乡；又有相关资料说，此俗并不古老，大概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些说法是相当可疑的，实际上，“送三十六”的民俗很普遍，桐城几乎所有地方都有这个风俗，南方很多省份好像也有，特别是江西和两湖一带。
旧说，36是个很不吉利的数字，36岁是人生难过的一大关口。传统迷信认为，逢九不利，不管是明九还是暗九。明九就是数字中直接带九，比如19、29、39；暗九是九的倍数，比如18、27、45。36是暗九，当然不吉利。可是，为什么36岁特别不吉利呢？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1）36岁是人的本寿，古人认为36岁一个轮回，只有活够36岁才够本；（2）从生活经验可以判断，人到36岁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开始下降，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3）旧时人的寿命短，一般只能活到五九、六九，作为一个转折的关口，18岁、27岁明显太早，45岁或54岁则有点迟，它们不是人生的转折，差不多是人死的转折了。所以，选择36岁作为人生关口最合适。（4）道家有“四九天劫”的说法，虽然说的是490年，但毕竟是四九呀，很容易让人想起36。
既然36岁不吉利，就要想法子辟邪。不过，迷信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实质上是因需要而异。因之，各地“送三十六”的办法各不相同。在湖北宜昌，要拜神唱大戏；在湖南，要招呼亲朋好友做大寿；在江西，要送裤子。
桐城特别的地方在于两方面：其一，其它地方辟邪的日子一般都选择在36虚岁的生日，而桐城选择在35虚岁那年的大年三十；其二，其它地方也就是找个借口吃一顿，并不在乎吃什么，而桐城却偏要吃白鸡、换新裤带，大年初一还要躲起来不见人。
那么，桐城人为什么认为吃白鸡、换新裤带能辟邪呢？目前还没有正解。大概，白色是正色，又比较反光，能够把鬼蜮照晃眼而无法加害于身；吃白鸡而不是吃白猪，大概是因为鸡肉比猪肉贵；将鸡毛埋于三叉路口，是为了让鬼蜮到三叉路口后被白鸡毛晃得走错方向；换新裤带，是怕旧裤带年久失修扎不紧，让鬼蜮从衣缝中钻了进去。这叫层层设防，万无一失。呵呵，迷信嘛，有多少说得清楚的！

桐城民俗十大怪（5）：胎盘瓦罐树下埋——胞衣罐

桐儿出生后，将胎儿胞衣装入瓦罐中，埋在村旁最高大的树下，寓意“树高千尺，人高万丈”。
胞衣是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东西，怠慢不得。在那里，有着我们对混沌世界的些许记忆，有着我们一奶同胞的些许余温。伴随着人生的第一声啼哭，我们从胞衣中脱胎而出，代表着与母体分离的正式仪式，更代表着漫长人生的独立宣言。因之，大家都要将胞衣罐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永久地保存起来。
有人将胞衣罐放到村边大河的中心，流水潺潺，生命不息；有人将胞衣罐埋在自家的院子里，无论你走到何方，都没有离开自己的亲人；有人将胞衣罐深埋在屋后的竹林中，竹笋根根，仿佛祖宗；有人将胞衣罐挂在高树上，让小鸟充当天际的使者送出自己的第一份馈赠。
但无论在什么地方，有资格安置胞衣罐的一定是个男人，一个将小生命带来人世的男人。小小的胞衣罐，系着每一个父亲的责任，刻着生命代代相扣的传承。伴随着胞衣罐的脱手而出，这个男人一步一个脚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小时候，一个男人将我们的胞衣罐以自己的方式好生安置；不多年，我们也要将一个自己制造的胞衣罐安置在一个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地方。胞衣本出自女人，男人只是将它们连接了一下，使它们成为一串。
文都人格外聪明些，将胞衣罐埋在村旁最高大的树下，称埋藏胞衣罐的乡里为“原籍”。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发明了！那些远离故乡的游子，撮一把树下的泥土，一定能够闻到童年的气息；将这把故乡的泥土供在香案上，仿佛是在供自己的祖宗。桐城人的这一伟大发明，超越时间隧道，让我们随时可见自己的亲人。
只是，心在痛，因为胞衣罐在我们这一代算是断了根。自从小生命从一个叫医院的地方产生，胞衣就不见了踪影。不知道是流进了下水道，还是被熬成盘中羹，抑或成了某贵人的滋补养颜品。没有机会将自己制造的胞衣罐安置，仿佛根本就不是男人。

城民俗十大怪(6):椒椒叔叔一起来--嗷叔叔

叔叔是指父亲的弟弟，泛指比自己父亲年纪小的父辈。但是，全国各地对叔叔的称呼不尽相同，广东人叫“阿叔”，天津人叫“掰掰”，东北人叫“老叔”，江淮一带叫“×爷”或“×爸”，吴越一带则叫“戽喂”。这其中，最特别的是安徽桐城人，把叔叔称作“椒椒”。
为什么这样称呼呢？且听一段饶有兴趣的传说：清朝名臣张英一日拟写奏章,误将“叔”写为“椒”。康熙帝展阅,好奇心大发,遂询何故。张英为了自尊,谎称道:敝乡有一俗,称“叔”为“椒”。岂料康熙生疑，要派人前去探个虚实。张英闻讯惊恐万状,欺君之罪如何了得?便暗派侍从快马驰往老家桐城,让县令三日内遍喻县民,改“叔”为“椒”。待皇帝钦差抵桐遍询民众，结果众口一词。自此,“叔叔”的别称“椒椒”便在桐城流传至今。
这个故事编得不赖，可故事毕竟只是故事，不能当作正史看待。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不难发现，这个故事有很多的漏洞：把“叔”写成“椒”的可能性并不大，古代文人惜纸，下笔前都很认真；奏章写好后要仔细检查，重要的还要备份，弄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皇帝知道后，老实承认也没什么，撒谎可真是掉脑袋的欺君之罪；“叔”有好几种意思，奏章中的“叔”不一定正好是“叔叔”的意思；这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有的将主人公说成是张英的儿子张延玉；如果真是写错了，用家乡话来推托照样没有面子；这么个小事，就算皇帝真的知道是在撒谎，也断然不会派人暗访；民间的习惯称呼是很难改变的，就算当时应急改变，日后也绝对不会叫成习惯。
为了考证桐城“椒椒”的来源，需要注意下面两条 “硬证据”：其一，并不是桐城所有地方的人都这样称呼，个别地方有其它的叫法。在桐城，大多数人叫椒椒，但也有地方叫叔叔的；其二，全国并不是只有桐城一个地方这样称呼，江西贵溪和永修两地也是这样叫的。难道这两个地方的人都是从桐城迁过去的？事实上，桐城人大多反而是从江西迁移过来的。
这无意中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大多数桐城人是从江西瓦屑坝移民过来的，而瓦屑坝明显只是一个移民中转站，那些将叔叔称作“椒椒”的桐城人，是不是来自江西贵溪和永修呢？不管怎么说，这里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由于提供的相关信息太少，遍查方言资料，也无法得出“椒椒”的确切来源。在这里，姑且提供一个大胆的猜测：叔通菽，菽是一种豆类植物，以豆类喻指小，所以叔叔指比父亲小的人；椒是一种香料植物，指的是“花椒”不是辣椒（明末才从美洲传入），椒的果实比菽还小，同样可以用来喻指小，进而指代比父亲小的人。

桐城民俗十大怪（7）：酸甜苦辣搁一块——胡椒汤

从正月初一开始，桐城人给各种生灵过生日：一鸡，二狗，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九豆，十粟。其实也就是说说，并没有见过什么人真的给这些生物作寿。初二的狗不会多啃一快骨头，初三的猪也不会多吃一口米糠，至于马和羊，桐城基本上见不着，而豆谷之类，春节的时候正在冬眠呢。只有初七的人生日，一定是要好好过的。桐城的风俗，正月初七的晚餐，每个人都要吃酸辣汤，又叫胡椒汤，表示人生会遇到各种酸、甜、苦、辣之事。
可能是桐城不怎么产胡椒，也可能南方人不怎么爱吃胡椒，反正，这个酸辣汤很多人是不放胡椒的，但并不妨碍叫它胡椒汤。抛开寓意不说，单从口感上来讲，胡椒汤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比北方人做的什么辣糊汤要好很多。胡椒汤的主料是豆腐、淀粉、山粉，再放些腊肉、冬菇、冬笋、熟鸡肉、肉丝、鸡蛋、香油、鸡血、辣椒，味道算是盖了帽了。一看这些原料大家都清楚，酸辣汤其实既不酸也不辣，加上平时又很少能吃到，所以大家都逮到吃好几蓝边碗。
酸辣汤并不特别，四川、上海、北京、广州，几乎每个有人的地方都有。北方的偏酸一些，南方的偏甜一些，四川的偏辣一些。桐城酸辣汤的特色不在于口味，而在于文都人将这一锅浊汤赋予了特别的文化含义，让人回味无穷。记得有一首歌就叫《酸辣汤》，里面说“酸酸辣辣的感觉，味道十分好喝特别，让地球慢慢变火球，燃烧到温度最高点”。我不知道歌词是谁写的，但肯定不是桐城人写的。
那么，为什么人的生日安排在正月初七呢？民间传说，女娲造物时，前六天分别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第七日造出了人，因此，正月初七俗称“人日”，又叫“人胜日”、“人庆”等。怎么庆祝呢？各地的方式不一样：（1）戴人胜：女子用彩纸、丝帛、软金银等材料制成小人的形状戴于头上，或贴于屏风等处。（2）赠花胜：人们制作各种花胜(样式为花朵)相互馈赠；（3）吃七宝羹：人们用七种新鲜的节令蔬菜加米粉做成羹食用，称为“七宝羹”；（4）出游、登高：仕女出游与文人墨客登高赋诗，唐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诗云：“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看，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南蕃无所遇，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相比较而言，还是桐城人吃胡椒汤的发明最出彩，既一饱口福，还有文化上通俗易懂的讲究，可谓一举两得。

桐城民俗十大怪（8）：新娘原来是妖怪--砸新人

桐城有“砸新人”的习俗，寓意“越砸越发”。只要见到有迎亲的队伍从村庄边经过，都有好事者呐喊“砸新娘”，并随手抓起几把沙土或瓦碴子砸过去，以此要挟迎亲队伍的头人（一般是媒人）发喜烟喜糖。大人们砸新娘一般都是象征性的，而小孩子却不管那么多，乱砸一气，有时甚至会把新娘砸得花容失色。不过，新娘多少有所准备，事先带上一条方巾，不等沙土砸过来就将方巾把头遮起来。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为了防止被砸，新娘子前面举一个毛主席的石膏像，这样谁也不敢砸了，谁都怕把毛主席他老人家给砸坏了。但这个法子也只管了一阵子，后来小孩子还是照砸不误。那时大家日子都过得紧，新人并不是过一个村子都散糖果的，你不砸，她是不给的。
一般来说，“砸新人”有不成文的规矩，主要是三条：只有路过的才能砸，本村庄的一般不能砸；小孩子可以砸，大人一般不能砸，起码不能狠毒地砸；散过喜烟喜糖后不能再砸。其实，迎亲队伍自己也是矛盾的，如果砸狠了他们肯定不高兴，但如果一路上无人来砸，他们也很失落。且不说“不砸不发”，起码表示你这个队伍的人际关系不怎么样，招摇过市的都不惹眼，没有理答你。大喜的日子，稍微砸一砸，闹着玩儿，不管砸了谁，都不会生气恼怒的。所以。一些办事细心的人家，会事先给几个喜欢热闹的人打招呼，叫他们安排人来砸。
可能真的是为了闹着玩儿，“砸新人”的风俗非常普遍。东乡族的婚俗，闹新房时用枕头砸新娘，迫使她尽早掀开蒙面的布巾；戴厚英在《流泪的淮河》中描述，淮北人闹新房时用楝树果子砸新娘；在湖北孝感，迎亲时女方亲友用预先准备的树枣、萝卜条以至豆渣、饭团等轮番抛掷取乐，主要是砸新郎；在东北，新娘去夫家的时候，喜欢用五谷杂粮砸新娘。相比较而言，桐城的砸法显得比较原始，多少有点野蛮。
这不由得让人起疑：此俗何来？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别地一般在闹洞房的时候砸，桐城却在迎亲的路上砸；别地弄个东西随便砸一砸，桐城却弄个砖头石块实实在在地砸；别地砸一砸纯粹为了取乐，桐城却在取乐的同时取一点喜烟喜糖。《康熙桐城县志》曰，“同安郡其俗信鬼神，好遥杞，父子或异居，人性劲躁，包藏祸害，视死如归”。难道说，桐城人自古以来本性野蛮？
窃以为，非也。即便桐地自古民风强悍，《康熙桐城县志》也说，“自平成（南朝）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杞婚姻胥近于礼”。况且，别地的人骂桐城人，也只说阴险狡诈，断不会说野蛮粗俗的。
虽然不能确切地知道“砸新娘”的缘起，大体的发展线索还是可以猜出一鳞半爪的。（1）旧时的人有很强的地盘意识，从他们的地盘路过，多少要留下一点买路钱，否则就会被人讥笑为软弱无能。（2）旧时的人很迷信，红喜事从一个村庄过，这个村里的人以为你带走了喜气，必须把你的喜气给砸掉；白喜事从一个村庄过，这个村里的人以为你带来了晦气，你必须放鞭炮给吓走。至于“越砸越发”，不过是发展到后来的一个托词，好比一个人把东西打碎了，虽然心里很难受，嘴里却说“碎碎（岁岁）平安啦！”
实际上，与桐城相类似的“砸新娘”也还是有的，比如庐江与桐城交界的地方、宣城的一些地方。只是，这两个地方多少都与桐城相关，庐南自不必说，宣城在近代是有大量桐城移民的。大家知道，桐城人大多是从江西、两湖移民来的，估计这些区域十有八九会有此遗风。

桐城民俗十大怪（9）：煮鱼上桌不算菜

吃鱼好处多多，除了味道鲜美、众口可调，还能治病强身、延年益寿。过年的时候，吃鱼又被赋予特别的含义，所谓年年有鱼（余）、吉庆有鱼（余）是也。在大多数地方，大年三十晚上都要吃鱼，以讨一个吉利，所以鱼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过去有副常用的春联：“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旧时，一些文绉绉的知识分子是只吃鱼不吃肉的，因为这些所谓的君子“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而鱼被宰杀时是不会发出嚎叫的。
在桐城，大家也是喜欢吃鱼的，招待客人一般都是做三牲饭，即以鸡、鱼、肉为主的家常饭。就算是祭祀祖宗，带的也是三牲碗。过年的时候，照例是要煮鱼的，大年三十晚上煮鱼照例是要上桌的，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煮鱼上桌并不算一道菜，是万万不可以动筷子的。难道说桐城人就不想“年年有鱼（余）”，就不想过年的时候讨个吉利？非也！原来是因为桐城人的思维和常人不一样，常人为了追求“年年有鱼（余）”，觉得应当把这个“鱼（余）”吃掉，而桐城人认为，“鱼（余）”就应当“鱼（余）”着，吃掉就不“鱼（余）”了。
窃以为，两种理解无所谓谁对谁错，只是桐城人的理解有比较深的文化内涵。因为，过年吃鱼是正常的，现在你吃了，文化含义不饱满；而过年不吃鱼是反常的，文化标志性就非常强。只是，大过年的，连条鱼都吃不上，有点对不起自己的嘴巴和口水。由于不太人道，更有点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所以很多地方实行了适当的变通，要求相对宽松一些。在这些地方，只是大年三十晚上不吃鱼，正月初一到十五，请客要上两碗鱼,一碗可以吃，另一碗不可以吃，到底要吃哪一碗听主人招呼。不能吃的叫“碗鱼”，意思是装在碗里不能动的。后来，索性更宽松一点，大年三十也上两碗鱼了，反正吃了一碗还剩下一碗，不愁没“鱼（余）”。
可能，大年三十晚上不吃鱼并非桐城的专利，但这种民俗肯定不普遍。而且，即便同样是不吃，说法未必一样。比如，东北一些地方三十晚上也是不吃鱼的，但他们是因为鱼儿多刺，怕一年里老有拨不完的刺；旧时，北方有些地方不仅三十晚上不吃鱼，他们什么时候都不吃鱼，因为缺少外来的佐料，无法将鱼去腥。

桐城民俗十大怪（10）：死后带累下一代——忌血葬

旧时，无论什么地方的人，对葬仪都是极其重视的。作为一种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葬仪，总有一些迷信的说法和做法，可谓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只是，不管多么怪异，大家都普遍尊奉一个共同的信念：入土为安。按照佛教的说法，只有入土为安，才能投胎转世。所以，在轰轰烈烈的葬仪之后，一定要将逝者尽快葬下去，这是第一要务。过去，如果一个人混得悲惨，都会聊以自慰地说，“只求一把黄土埋起来”；如果一个人十恶不赦，大家就会诅咒他“死无葬身之地”。
可是，桐城这个地方偏要反着来，人死以后忌血葬，要在野外找一个避风且风水好的地方将棺木厝放起来，用稻草盖上防雨雪，俗称“厝基”。乍一听，一定以为桐城是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因为有些少数民族喜欢在临江河的山崖绝壁间凿眼、钉桩厝放棺木，称“悬棺葬”；有些少数民族将棺木厝放在山洞里，称“洞穴葬”；藏族人将尸棺厝放在高台，称“天葬”。
问题是，无论是悬棺葬、洞穴葬还是天葬，都属于一种“安葬”，即最后的安置。因为这些少数民族不作兴土葬即埋葬，虽然没有入土，但已经“安”了。而桐城则不同，棺木厝放在野外只是临时措施，三年五载以后，还是要再行安葬的。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桐城人是信奉土葬的，也是相信入土为安的，为什么迟迟不入土埋葬呢？这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
“厝”，暂时放置，待葬或改葬。那么，为什么现在不速葬呢？现代的人解释说，只有厝放三年以上，才会投胎转世。这完全是把话说反了，没有说到点子上。暂时不安葬，估计有几方面的原因：
（1）过去的人穷，安葬不起，就暂时厝放一下，等待家族中死的人多了，凑在一起合葬，这样可以减少费用；
（2）过去战火纷飞，很多人逃荒时客死它乡，暂时厝放一下等待回家安葬。古徽州也有厝放的习俗，只是他们条件好些，不是厝放在野外，而是厝放在特制的寝楼里。
（3）过去有丁忧三年的习俗，为了尽孝道；
（4）一时没找好墓地或一时买不起墓地；
（5）安葬多在远处，而厝放一般都在家门口，可以为晚辈祭祀或哭坟提供方便。这几种力量的合力，使厝放成为一种习惯，而当习惯已经养成，即使这五方面的力量一个都不存在，它已经作为一种风俗根深蒂固了。

6、白马庙的传说

白马庙
白马庙之所以香火旺、名气盛，还与一段动人的传说有关。明弘治年间的《桐城县志》中记述着这样一个故事：唐朝某年，桐城百日无雨，县令张孚卿心急如梦，跪叩西山求雨，其心之诚，竟感动上苍。当其驱驰一白色骏马前去云雾峰拜见雨神后，顿时普降甘霖，回衙路经龙眠河，不幸被暴发的山洪卷走，其妻为救夫也葬身河中。 雨过天晴，人们将张孚卿夫妇合葬于龙眠山口，建庙祭祀，即昔日境主庙。而其坐骑白马的尸体被冲到下游十余里的地方，人们念其功，亦厚葬之，并建白马庙祀之，撰联于庙门两侧：“惜民不惜身，万户张侯忠莫比；载德不载力，千秋良骥人难齐。”
另一传说相传早年间，陆老庄东的大塘内，住着一匹黑龙马。此怪乃西海龙王敖顺第九外甥，名鼍龙，唐时曾霸住“衡阳峪黑水河神府”，擒唐僧欲食之，被孙悟空告知敖顺差员将其擒拿关押在西海受戒，不知何时此怪逃脱，避之在此处，恶性不改，作恶多端，多次打败前来降雨的东海龙王的兵将，闹得不是久旱无雨，就是洪水泛滥。人们只好烧香敬佛，求助于玉皇大帝派神将来降除黑龙马。
一日，玉帝升堂与群神天官议事。金星李太白禀道：“早年关押在西海的鼍龙，不思悔过，作恶于江淮大地，民怨甚重，求玉帝派员前去除妖，降福于民众。”
玉帝道：“谁愿去降除？”
“小神愿领旨前往!”玉帝一看，从众神中走出一神将，此乃八部天龙马。此神系北海龙王敖闰之子，曾因犯不孝之罪欲斩，幸有南海观音向玉帝说情点化皈依佛门，驮圣僧西天取经，又驮圣经去大唐，终成正果，誉为八部天龙马。
玉帝道：“你此次下界，需在人间享受人间香火三年，方能顺利降那鼍龙。如违之，你的性命危也!”
白龙马道：“为民除害，此乃小神天职，我命是小，民众之命惟重。”
玉帝见白龙马诚心，十分高兴，遂令给白龙马令牌一枚，并言道：“如有困难，凭此令牌可直接回天庭调遣天兵天将或派驻下界的神将!”
话说白龙马神来到人间，变成一个英俊少年。他沿江淮两岸探访，所到之处，不是烈日似火，禾苗枯黄，就是洪水泛滥，百姓四处求神拜佛，怨声载道。见此景象，白龙马满腔怒火，他暗下决心：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立即除掉黑龙马。
白龙马神寻到陆老庄东的大塘边，手举令牌，高声叫道：“作孽的鼍龙，还不快快上岸，随我回天庭领罪!”那孽龙正在梦中，忽听有人高喊，大吃一惊，急忙上岸一看，见是白龙马神，便怒道：“好一个小白龙，你在天庭做仙，我在人间得道，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劝你少管人间闲事，快快离去。”白龙马神斥道：“你擅自逃出关押地，已经触犯天规，现又作恶于人间，罪不可赦。本神念你与我有亲戚关系，快束手就擒，免得你一错再错，毁了你的终身!”谁知，那鼍龙毫无悔意。
二龙话不投机，各亮兵器杀将起来。经过浴血奋战，白龙马神终于杀死了作恶多端的鼍龙。白龙马神由于没有在人间享受香火，使其在同鼍龙的奋战中无法发挥法力以致身负重伤，无法返回天庭。百姓们见状，纷纷为他喂水喂食，求医相治，进香求拜，仍不见好转。
一日，只见有一老妇来到此地，问众人为何烧香求拜。众人曰：“有一白龙，为民同鼍龙作战，负重伤无法救治，求南海观音救难。”那老妇上前扶摸着重伤卧地的白龙向众人道：“好一匹白龙马!”
众人大惊，心中正在纳闷：明明是一条白龙，怎么说是马呢？
正在这时，只见那卧地多日的白龙已变成一匹健壮的白马，站了起来，连连向那老妇点点头，并扬脖向蓝天长鸣。随后，离地缓缓升上天空，那老妇也随之现出金灿灿的光，众人急呼：“是观音菩萨显圣!”随之，人们纷纷跪在地上，向白龙马、观音远去的地方叩头致谢。
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十月十五。人们为了纪念白龙马神除害，便在他显身的地方建了一座庙，命名：白马庙。而且每年的农历十月十五这一天，四乡百里的百姓纷纷前来烧香祭拜，并在此举行骡马交易会，此风俗一直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