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难波风俗

1、源氏物语丰子恺经典语录有哪些？

丰子恺只是翻译了源氏物语，而且用的翻译底本还不是紫式部的原本，即便丰老想用紫式部的版本翻译，这个版本也只残留了十几卷，而且还有残。下面是丰子恺译本中的有关古歌的一些内容，若想知道其他的可以再提出来。

《桐壶》

“珠帘锦帐不觉晓”
见《伊势集·诵亭子院长恨歌屏风》。下句是“长恨绵绵谁梦知”。

《帚木》

古歌‘夫妇之床不积尘’

《古今集》中亦有和歌云：“乐见今朝蟢子飞，想是夜晚我郎来。”

催马乐《我家》全文，“我家翠幙张，布置好洞房。亲王早光临，请来作东床。肴馔何所有？此事费商量。鲍鱼与蝾螺，还是海胆羹？”

《夕颜》

《古今和歌集》：“陋室如同金玉屋，人生到处即为家。”

和歌：“惊涛拍岸荒渚上，无家可归流浪儿。” 见《和汉朗咏集》。

《紫儿》

“犹不许相逢”，此古歌载《后撰集》，歌云：“焦急心如焚，无人问苦衷。经年盼待久，犹不许相逢。”

“不识武藏野，闻名亦可爱。只因生紫草，常把我心牵。”，武藏野地方多紫草．故紫草称为“武藏野草”。此古歌见《古今和歌六帖》。

催马乐《葛城》全文：“闻道葛城寺，位在丰浦境。寺前西角上，有个榎叶井。白玉沉井中，水底深深隐。此玉倘出世，国荣家富盛。”见《续日本纪》。

昔日日本儿童习字之初，必书《难波津之歌》。歌云：“辽阔难波津，寂寞冬眠花；和煦阳春玉，香艳满枝枒。”难波津是古地名，今大阪。

“我在常陆勤耕田……”的风俗歌，风俗歌《常陆》云：“我在常陆勤耕田，胸无杂念心自专。你却疑我有外遇，超山过岭雨夜来。”

《末摘花》

“天天白浪飞”，此古歌见《后撰集》，歌云：“好比末松之名山，我袖天天白浪飞。”

“百鸟争鸣万物春……”，此古歌下一句为“独怜我已老蓬门”。见《古今和歌集》。

“依稀恍惚还疑梦……”，此古歌下一句为“大雪飞时得见君”。见《古今和歌集》。

《红叶贺》

“春潮淹没矶头草”，此古歌下一句是“相见稀时相忆多”。见《万叶集》。

‘但愿天天常见面’，此古歌下一句为“犹如朝夕弄潮儿”。见《古今和歌集》。

“林下衰草何憔悴，驹不食兮人不刈。”，此古歌载《古今和歌集》。

‘试听杜宇正飞鸣，夏日都来宿此林’，此古歌载《信明集》。

‘犹如津国桥梁断’，此古歌按《细流抄》所引，下一句为“衰朽残年最可悲”。

“为了心爱者，情愿穿湿衣”此古歌载《后撰集》。

催马乐《山城》之歌：“……好个种瓜郎，要我做妻房。……想来又想去，嫁与也何妨……”。

催马乐《东屋》之歌全文：“（男唱）我在东屋橹下立，斜风细雨湿我裳，多谢我的好姐姐，快快开门接情郎。（女唱）此门无锁又无闩，一推便开无阻当。请你自己推开门，我是你的好妻房。” 。

催马乐《石川》云：“石川高丽人，取了我的带。我心甚后悔，可恨又可叹。取的什么带？取的淡蓝带。深恐失此带，恩情中途断。”时人信为男女幽会时倘带被人取去，则恩情中绝。

古歌“若有人问答不知”，古歌：“若有人问答不知，切勿泄露我姓氏！”见《古今和歌集》。

《花宴》

“不似明灯照，又非暗幕张。朦胧春月夜，美景世无双。”此古歌见《千里集》。

催马乐《贯川》全文：“（女唱）莎草生在贯川边，做个枕头软如绵。郎君失却父母欢，没有一夜好安眠。（女唱）郎君失却父母欢，为此分外可爱怜。（男唱）姐姐如此把我爱，我心感激不可言。明天我上矢蚓市，一定替你买双鞋。（女唱）你倘买鞋给我穿，要买绸面狭底鞋。穿上鞋子着好衣，走上官路迎郎来。”源氏欲以此多情女子对比冷淡的葵姬。

“山樱僻处无人见，着意留春独后开”此古歌见《古今和歌集》。

《葵姬》

“竹丛林荫处，”，和歌：“竹丛林荫处，驻马小河边；不得见君面，窥影也心甘。”见《古今和歌集》。

“心如钓者之浮标，动荡不定逐海潮。”，此古歌见《古今和歌集》。

‘悔汲山井水，其浅仅濡袖。’，此古歌见《古今和歌六帖》。

“若非剩有遗孤在，何以追怀逝世人？”，此古歌见《后撰集》。

“秋日生离犹恋恋，何况死别两茫茫”，此古歌见《古今和歌集》。

‘年年十月愁霖雨’，此古歌按《河海抄》所引，下一句为“不及今年落泪多”。

‘恋情倘染色，虽浓亦可观。我今无色相，安得请君看？’，此古歌见《后撰集》。

“豆蔻年华新共枕，岂宜一夜不同衾？”，此古歌载《万叶集》。

《杨桐》

古歌:“擅越此神垣,犯禁罪孽深。只为情所钟,今我不惜身。”见《拾遗集》。

古歌：“妾在三轮山下住，茅庵一室常独处,君若恋我请光临，记取门前有杉树。”见《古今和歌集》。

古歌：“杨桐之叶发幽香，我今特地来寻芳。但见神女缥缈姿,共奏神乐聚一堂。”见《拾遗集》。

‘奔驰天庭之雷神，亦不拆散有情人。’，此古歌载《古今和歌集》。

“沉浮尘世间,徒自添烦恼。何当入深山，从此出世表。”，此古歌见《古今和歌集》。

“破晓望残月，恋慕负心人。”，此古歌见《古今和歌集》。

‘安得年光如轮转，夙昔之日今再来。’，此古歌见《伊势物语》。

‘好似美锦在暗中’，古歌：“深山红叶无人见，好似美锦在暗中。”见《古今和歌集》。

‘霞亦似人心，故意与人妒’，古歌：“欲往看山樱，朝霞迷山路。霞亦似人心，故意与人妒。”见《后拾遗集》。

“采薪及果蔬，汲水供佛勤。我因此功德，知解《法华经》。”，此古歌乃大僧正行基所作，见《拾遗集》。

“久仰松浦岛，今日始得见。中有渔女居，其心甚可恋” ，此古歌载《后撰集》。日文“渔人”（或“渔女”）与”尼姑”发音相同，都称为ama。故此处之渔女暗指尼姑。松浦岛是渔人所居之处。下面的诗根据此古歌。

催马乐《高砂》大意：“高砂峰上花柳香，好似贵家两女郎。我要两人作妻房，好似两件绣罗裳。不可性急徐徐图，定可会见两姑娘，貌比初开百合花更强。”

《花散里》

‘绿与篱垣两不分’，古歌：“树头花落变浓荫，绿与篱垣两不分。”见《细流抄》所引。

“候鸟也知人忆昔，啼时故作昔年声。”，此古歌见《古今和歌六帖》。

《须磨》

“离情别绪无穷尽，日夜翘盼再见时”，此古歌见《古今和歌集》。

“袖上明月光，亦似带泪颜。”，古歌：“相逢诉苦时，我袖常不干。袖上明月光，亦似带泪颜。”见《古今和歌集》。

“行行渐觉离愁重，却羡波臣去复回。”，此古歌见《伊势物语》。

眼泪就象桨水一般滴下来，古歌：“今夕牛女会，快桨银河渡。桨水落我身，点滴如凝露。”见《古今和歌集》。

“寂寞度残生”，出自“若有人寻我，请君代答云：离居须磨浦，寂寞度残生。”见《古今和歌集》。

“忆君别泪如潮涌，将比汀边水位高！”，此古歌见《古今和歌六帖》。

‘摆脱离忧伊势去，小舟破浪度今生。’此诗根据风俗歌“伊势人，真怪相，为何说他有怪相？驾着小舟破巨浪。”

“相思到死有何益，生前欢会胜黄金。”，此古歌载《拾遗集》。

“须磨浦风”，行平中纳言的歌：“须磨浦风越关来，吹得行人双袖寒。”见《续古今和歌集》。

“请曲谅”，古歌“当时心似舟逢浪，动摇不定请曲谅，”见《古今和歌集》。

“远浦渔樵”，古歌“当年岂料成潦倒，远浦渔樵度此生。”见《古今和歌集》。

“一样泪流两不分”，古歌：“或喜或悲同此心，一样泪流两不分。”见《后撰集》。

“交游过分亲”，古歌：“对景即思人，交游过分亲。只缘相处惯，暂别亦伤心。”见《拾遗集》。

《明石》

“汀水骤增”，古歌：“居人行客皆流泪，川上汀边水骤增。”，见《土佐日记》。

“昔居淡路岛，遥遥望月宫。今宵月近身，莫非境不同。”，此古歌见《凡河内躬恒集》。

“黄昏秧鸡来叩门，谁肯关门不放行？”，此古歌见《河海抄》所引。

‘山僧’、‘松风音’，古歌：“山僧听惯松风音，闻琴不知是琴声。”见《花鸟余情》所引。

“欲抑不能抑”，古歌：“暗藏相思情，勿使露声色。岂知心如焚，欲抑不能抑。”见《古今和歌集》。

“今宵大喜袖难容”，古歌：“昔日有喜藏袖中，今宵大喜袖难容。”见《新勅撰集》。

“未曾相识难言恋”，古歌：“未曾相识难言恋，唯有芳心暗自伤。”见《孟津抄》。

“方知戏不得”，古歌：“欲试忍耐心，戏作小离别，暂别心如焚，方知戏不得。”见《古今和歌集》。

“良宵花月真堪惜，只合多情慧眼看”，此古歌载《后撰集》。

“我心倘背白头誓，天地神明请共诛。”，此古歌见《河海抄》所引。

“山盟海誓如磐石，海水安能漫过山？”，此诗引用古歌：“我生倘作负心汉，海水亦应漫松山。”见《古今和歌集》。

“我身被遗忘，区区不足惜，却怜弃我者，背誓受天殛。”，此古歌见《拾遗集》。

《航标》

“人似孤舟离浦岸，渐行渐远渐生疏。”，此古歌见《古今和歌六帖》。紫姬暗伤自己失宠。

“刻骨相思苦，至今已不胜。誓当图相见，纵使舍身命。”，此古歌见《拾遗集》。“舍身”与“航标”，日语读音相同，都读作miotsukushi。难波地方海中航标特别有名。此古歌乃就目前所见“航标”而咏为恋爱“舍身”之意。犹如中国诗“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亦因“晴”与“情”同音而指东说西也。以下源氏与明石姬唱和的诗，也都根据此古歌。

《蓬生》

“恐是我身命独乖”，古歌：“莫非人世古来苦，恐是我身命独乖？”见《古今和歌集》。

‘世间苦’、‘窜入深山’，古歌：“欲窜入深山，脱却世间苦。只困恋斯人，此行受挠阻。”见《古今和歌集》。

东歌，“敬告贵人请加笠，树下水点比雨密”，此古歌见《古今和歌集》。东歌是东国的风俗歌之意。

‘你家门前的树木虽非杉树......’，古歌：“妾在三轮山下住，茅庵一室常独处，君若恋我请光临，记取门前有杉树。”

‘庭院中的松树，虽非源氏公子手植......’，古歌：“莫怪种松人渐老，手植之松已合抱。”见《后撰集》。

《松风》

“彼此已熟识”，古歌：“彼此已熟识，蓦地生离别。试问此别离，可惜不可惜？” 见《河海抄》所引。

“修短不可知”，古歌：“我命本无常，修短不可知。但愿在世时，忧患莫频催。” 见《古今和歌集》。

“大限不可逃”，古歌：“大限不可逃，人人欲永生。子女慕父母，为亲祝千春。” 见《伊势物语》。

“浦上朝雾”，古歌：“天色渐向晓，浦上多朝雾。行舟向岛阴，不知往何处。” 见《古今和歌鱼》。

“君家何太远”，古歌：“君家何太远，欲见苦无由。暂见也难得，教人怎不愁？”见《元真集》。

‘......连苍松也已非故人了’，古歌：“谁与话当年？亲友尽凋零。苍松虽长寿，亦已非故人。” 见《古今和歌集》。

“我乡名桂里，桂是蟾宫生。为此盼明月，惠然来照临。”，此古歌见《古今和歌集》。

‘便唱着神乐歌《此马》之章，跳起舞来。’，神乐歌《此马》全文，“吁嗟此马，向我求草。卸其衔辔，饲以草料。亦取水来，自彼池沼。”

《薄云》

“轗轲多苦辛”，古歌：“地僻君难到，迁地以待君。待君君不来，轗轲多苦辛。”见《后撰集》。

“再来哭诉有何言”，古歌：“痛数薄情终不改，再来哭诉有何言？”见《拾遗集》。

“好似梦中渡雀桥”，古歌：“世间情爱本飘摇，好似梦中渡雀桥。渡过雀桥相见日，心头忧恨也难消。”见《河海抄》。

“今岁应开墨色花”，古歌：“山樱若是多情种，今岁应开墨色花。”见《古今和歌集》。

“回思往事袖更湿”，古歌：“罗袖本来无干日，回思住事袖更湿。”见《拾遗集》。

“旧恨余烬犹未消”，古歌：“旧恨余烬犹未消，惟有与汝永缔交。”见《源氏物语注释》所引。

“春天只见群花放，不及清秋逸兴长。”，见《拾遗集》。

“秋夜相思特地深”，古歌：“无时不念意中人，秋夜相思特地深。”见《古今和歌集》。

“樱花兼有梅花香，开在杨柳柔条上”，此古歌见《后拾遗集》。

“谁教君心似此愁？”，古歌：“情如泡沫原堪恨，谁教君心似此愁？”见《古今和歌六帖》。

《槿姬》

“此誓神明不要听”，古歌：“立誓永不谈恋情，此誓神明不要听。”见《伊势物语》。

“请君出看憔悴身”，古歌：“我今行过君家门，请君出看憔悴身。”见《住吉物语》。

“彼此不宜太亲昵”，古歌：“彼此不宜太亲昵，太亲昵时反疏阔。”见《源氏物语注释》所引。

“没有父母亲而饿倒在地的旅人”，古歌：“片冈山上有旅人，又饥又渴倒地昏，可怜的旅人！你是否没有父母亲？你是否没有好主人？可怜的旅人，又饥又渴倒地昏。”见《拾遗集》，是圣德太子所作。

“惯说他人老可憎，今知老已到我身。”，此古歌见《源氏物语注释》所引。

“犹忆一言‘亲之亲’。”，古歌：“若念亲之亲，应即来探视。若不来探视，非我子之子。”见《拾遗集》。 “亲”在日文中是指父母亲。亲之亲，即祖母，指前文桐壶帝戏称她为“老祖母”。

“愁苦无时不缠身”，古歌：“相思若从心中起，愁苦无时不缠身。”见《河海抄》。

“若有人问答不知，切勿透露我姓氏！”，此古歌见《古今和歌集》。

《少女》

“荻上冷风吹”，古歌：“何时最凄凉？无如秋之夕。荻上冷风吹，荻下寒露滴。”见《藤原义孝集》。

“风之力盖寡……”，陆士衡《豪士赋》中有句云：“落叶俟微飙以陨，而风之力盖寡。孟尝遭雍门而泣，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将坠之泣，不足繁哀响也。” 见《昭明文选》第四十六卷。

“满身染上荻花斑”，催马乐：“诸公听我言，我欲换衣衫。行过竹林与野原，满身染上荻花斑。”

“雾浓深锁云中雁，底事鸣声似我愁？”，此古歌见《河海抄》所引。此人称为云居雁，即根据此古歌。日文“云居”即 “云中”之意。

“犹如密叶重重隔”，古歌：“犹如密叶重重隔，爱而不见我心悲。”见《拾遗集》。

催马乐《安名尊》词云：“猗欤美哉，今日尊贵！古之今日，未有其例。猗欤美哉，今日尊贵！”此乃宴会赞歌。“安名”是赞叹之词。

“今我思畴昔”，古歌：“橘花开五月，到处散芬芳。今我思畴昔，伊人怀袖香。”见《古今和歌集》

2、日本先后进行了哪两次改革？这两次改革对日本有什么影响？

截止2019年5月，两次改革名称为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

1、第一次是大化改新（发生于646年）

大化改新影响：

大化改新，日本的社会政治变革运动，发生于646年，此年为大化元年。这一事件史称乙巳之变，革新派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从经济到政治方面进行了改革，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并诏书公布改新的内容，律令严格划分良贱的身份制。

大化改新 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势力，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标志着日本从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的过渡。

2、第二次是明治维新（始于19世纪中期）

明治维新影响：

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崛起，通过学习西方，“脱亚入欧”，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但明治维新具有不彻底性，在各方面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

后来，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 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使之摆脱了民族危机，从此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2)大阪难波风俗扩展资料

大化改新评价：

关于大化改新后的社会性质，史学界主张不一。日本学者大都认为改新后的律令社会是奴隶社会的继续。因为大化改新后阶级关系没有没生变化，公民的沉重徭役负担，其性质与部民的负担并无不同。中国学者除部分人赞成日本学者的观点者外，也有部分认为大化改新是确立封建制度的改革。

日本的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起源于日本本土但了吸收唐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都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下的土地分配制度和租税制度。改新后国家对农民的关系是土地所有者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土地，并以租庸调的形式向公民征收国税和课以徭役，公民被束缚在口分田上，以臣属关系依附于国家。

这种生产者对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关系是封建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是有别于奴隶制的关键所在。班田农民除了有终身使用权的口分田外，还拥有对山林池沼的使用权，每年除了交纳固定的租税和徭役外，交租后剩余的产品可以占为己有。由此及见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大化改新后，虽然奴婢仍然存在，但其数量占当时人口的1/10左右，大部分集中在畿内。奴婢在社会生产中已不起主导作用，多数从事非生产性的家庭杂务。当时社会生产者的主要担当者是班田农民。大化改新是一场古代日本以学习和模仿古中国唐朝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3、谁能告诉我日本的历史？

日本历史 >>> 历史简述（一）：日本国的起源、古代

（1）日本国的起源
约公元1世纪，日本各地共有100多个小国（其中有的与东汉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这些小国逐渐得到了统一。

到了公元4世纪，在关西地方建立了比较大的国家，据说最终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是当今天皇家族的祖先。当时，日本国的范围包括本州西部、九州北部及四国。

于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国家才得以统一。所以很难对日本国诞生的确切年代作出准确的判定。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并即位，即位日相当于现在的西历2月11日，因此就把这一天定为“建国纪念日”。

（2）古 代
绳文时代
从洪积世起，日本列岛上就有人类的祖先生活，日本人种及日语原型的形成则被认为是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绳文时代。当时，人们数人或10人一户居住在竖坑式草屋，以狩猎、捕捞、采集为生，构成了没有贫富与阶级差别的社会。

弥生时代
公元前3世纪，水稻种植和金属器具使用技术由朝鲜传入九州北部。稻作技术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它扩大了生产，产生了贫富等级之差，使农村共同体趋向政治集团化。农耕带来的信仰、礼仪、风俗习惯也逐渐传播开来，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原型。

古坟时代
公元4世纪中期，大和政权统一了割据的小国。随着国家的统一，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古坟扩大到各个地方。这个时期是中国许多知识、技术传入日本的时期。4世纪，大和政权吸收了大陆的高度物质文明；到了5世纪，来自朝鲜半岛的外来人（归化人）带来了铁器生产、制陶、纺织、金属工艺、土木等技术，同时已开始使用中国的汉字。6世纪，正式接受儒教，佛教也传入日本。

7世纪，圣德太子致力于政治革新，并以“ 大化改新 ”为契机，着手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做法仿效了隋、唐，而且此时更加积极地摄取大陆文化，至9世纪末期先后共派出10多次遣隋使和遣唐使。

奈良时代
公元710年，日本定都平城京（现在的奈良市以及近郊），迎来了律令国家的兴盛时期。但是，此时农民贫困、游民增加，由于庄园扩大而导致公地公民制的实质上的崩溃等，矛盾开始暴露出来。

这个时期由于国家极力保护佛教，因此，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美术开始繁荣起来。如7世纪初期开创日本佛教文化的飞鸟文化；7世纪后期独具一格的白凤文化；8世纪中叶在唐代鼎盛期文化的影响下以写实手法体现人类丰富情感的天平文化等等。

与佛教美术相媲美，这个时期的文化方面的金字塔是《万叶集》。《万叶集》收集了8世纪中叶前约400年间，下至庶民上至天皇所作的大约4500首和歌，如实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朴素的生活情感。此外，现在还保存着的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古事记》（712年）、最古老的敕撰历史书《日本书纪》（720年）、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年）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遗产。

平安时代
8世纪末，日本将都城移至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市），试图重建律令体制。但由于公地公民制的崩溃，国家陷入了财政困难。894年派出最后一批遣唐使后便告终止，就此不在大量摄取大陆文化。

10——11世纪，藤原氏垄断政权，以庄园为经济基础，势力最为强盛。但是，由于地方政治的混乱，导致治安混乱，武士集团强大起来。到11世纪末，为对抗藤原开始实行“ 院政 ”（指日本平安时代后期上皇、法皇代理天皇执政），于是，武士进入了中央政界。

平安时代以本国文化为特色。9世纪时受唐朝影响，密教和汉学方面的弘仁、贞观文化还十分繁荣。但是10世纪后与大陆的直接交流断绝后，便产生了日本独特的贵族文化。其代表有第一部敕撰和歌集 《古今和歌集》 （10世纪初）、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11世纪初）、随笔《枕草子》（公元1000年前后）等等一批文艺作品。

日本历史 >>> 日本历史简述（二）：中世纪、近世纪

（3） 中世纪（12-16世纪）
镰仓时代
12世纪末，源赖朝受封征夷大将军，并在镰仓建立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幕府政权。从此诞生了武士政权，由此产生了武家政治和公家（指朝廷公卿，贵族）政治的对立。13世纪后期，幕府的武士统治开始面临困难，镰仓幕府逐渐走上灭亡的道路。

在文化方面，以过去的贵族文化为基础，摄取宋朝时传入日本的禅宗文化，培育了生动、写实、朴素、独特的武家文化。在宗教方面，由法然、亲鸾、日莲等著名僧人创建了镰仓佛教，获得了各阶层的信仰。12世纪传入日本的禅宗受到了关东武士的重视，艺术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倾向。文学方面出现了以源平合战为背景的小说《平家物语》（原作诞生于13世纪初），是日本古代军记物语的杰出代表。

室町时代
14世纪的前半期，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稳定了京都的室町幕府以后，2个多世纪内在政治、文化方面，武家都压倒公家，处于优势。由于室町幕府是聚集了各有力大名而建立的，因此幕府本身的统治能力薄弱。应仁元年（1467年）一月，应仁之乱爆发，全国各地的大名纷纷而起，室町幕府摇摇欲坠，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战国大名成了统治当地土地、人民的强有力的独立政权。
在文化方面，无论是贵族还是武家的文化，都受到禅宗的影响。14世纪末期以金阁寺为代表的北山文化，15世纪末期以银阁寺为代表的东山文化都十分发达。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来到日本，传入了枪炮和基督教。那是文化方面充满生气的时代。

（4）近世（16-19世纪中叶）
战国时代 （室町末期及安土·桃山时代）
应仁之乱后，日本各地大名纷纷崛起，战火纷飞，民不聊生。16世纪中叶，一位决心以武力统一日本、结束乱世的枭雄出现，他就是织田信长。永禄三年（1560年），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以两千人马击败今川义元四万大军，名声大振。尔后逐步统一尾张、近畿，并准备进攻山阴、山阳。在此期间，信长修筑了气势宏大的安土城。因此，信长的时代被称为“ 安土时代 ”。

天正十年（1582年）， 本能寺之变 爆发，信长身亡。织田家重臣羽柴秀吉先后击败明智光秀、柴田胜家，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地位。此后经过四国征伐、九州征伐、小田原之战，逐步统一日本。后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一职。丰臣秀吉的时代被称为“ 桃山时代 ”。

庆长三年（1598年），丰臣秀吉在伏见城病逝。丰臣家裂分为近江（西军）和尾张（东军）两派。身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于庆长五年（1600年）发动关原合战，大败西军，建立德川政权。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战国时代结束。

江户时代
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将军，在江户（现东京）建立幕府政权，此后260多年，德川家统治全国。这段时期被称作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严格控制天皇、贵族、寺院神社，并费尽心计统治着支撑幕藩体制的农民。元和九年（1623年），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职，下令锁国。除开放长崎、界作为对外港口外，一律禁止外国人来日本，也禁止日本人远渡海外。由于闭关自守，幕藩体制迎来了安定时期。但是，随着产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自给自足的经营体系崩溃，18世纪起幕藩体制开始动摇。
庶民文化是这个时期的特色。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期的元禄文化是以京都、大阪等上方（日本关东地方人称京都、大阪为上方）地区为中心的武士和商人的文化。人偶净琉璃、歌舞伎、浮世绘、工艺等一片繁荣。19世纪初期的化正文化移至江户，小说、歌舞伎、浮世绘、文人画等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商人文化。

日本历史 >>> 日本近代史

近现代（19世纪后期至今）

明治时代

江户幕府末期，天灾不断，幕府统治腐败，民不聊生。且幕府财政困难，使大部分中下级武士对幕府日益不满。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锁国达200余年的日本国门。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人逐渐认识到，只有推翻幕府统治，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才是日本富强之路。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展开了。在这场推翻幕府统治的运动中，萨摩、长州两藩武士起着重大的作用。1868年1月3日，代表资产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倒幕派，在有“维新三杰”之称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的领导下，成功发动政变，迫使德川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交出政权，并由新即位的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这就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日本从此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1868年（明治二年），明治天皇迁都江户，并改名为东京。之后从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日本国力逐渐强大。后来在甲午中日战争（日本方面称“日清战争”）及日俄战争中打败中国北洋舰队，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

大正、昭和时代

与明治时代取得的历史性进一步相比，大正天皇被称为“不幸的大正”。大正天皇在位15年，政绩还不如明治，而且他一生为脑病所困，最后被迫让权疗养，由裕仁亲王摄政。

1926年，裕仁登基，年号“昭和”，即昭和天皇。昭和时代前30年，对于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人民来说，是黑暗的30年。这时的日本政府致力于侵略扩张。1931年（昭和6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日军挑起“芦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昭和16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不仅给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痛苦的困难。这是日本历史以及中国关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1945年（昭和20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美军占领日本，改日本专制天皇制为君主立宪制，天皇作为日本的象征被保留下来。

1972年（昭和47年）7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开始执行“多边自主”外交。同年9月田中访华，于9月29日与周恩来总理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正式建交。1978年8月中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问日本，宣布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中日两国关系从此趋于正常化。

1989年（昭和64年，平成元年），昭和天皇病没。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号为“平成”。

4、鉴真及其弟子6次东渡的曲折坎坷,向后人昭示了一个怎样的道理？鉴真东渡到日本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哪些

唐朝时，封建经济繁荣，国势强大，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为了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博大精深的文化，自唐太宗贞观年间至唐末期，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并成行的就有13次之多（有一次仅达百济），还有一次是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赴唐的日使，久未归国，派使团前往迎接），两次是"送唐客使"（送回唐朝的专使）。使团中有许多留学生，还有留学僧，其中不乏好学之士和学识渊博之人。
中国人也不断东渡日本进行中日文化交流，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俗姓淳于，生于唐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逝于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他是扬州江阳县（今江苏省扬州）人，14岁时进扬州大云寺，从闻名天下的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在名师的指引下，鉴真的学业突飞猛进。三年后，他离开大云寺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龙兴寺学戒律，并受"菩萨戒"。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他云游四方求学，到过洛阳、长安。景龙二年，他20岁时，由律宗法师弘景主持，他受了"具足戒"。此后，他不断钻研佛教经义，对律宗有很深的研究。733年，他被誉为江淮一带的授戒大师，在佛徒中的地位很高，成为一方的宗首。

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鉴真回到扬州大明寺宣讲戒律，听他讲经和由他授戒的弟子达四万多人，这时，他已是学识渊博、威望很高的佛学大师了。他还不断组织僧人抄写经书，多达33000多卷，他还设计建造过寺院80多所，日本来到大唐的留学僧也都仰慕他的佛学造诣。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来到大唐。随团前来的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受日本圣武天皇之命，约请鉴真东渡。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冬十月，荣睿、普照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表达日本仰慕之意，并说：佛法虽然流传到日本国，可是还没有传法授戒的高僧，请"大和上东游兴化"。鉴真问寺内诸僧，有谁愿意应此远请。众僧默然。良久，才有一僧名祥彦者说："彼国太远，生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生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克，是故众僧缄默。"鉴真听后说："为法事也（为了宏法传道），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也。"鉴真去意已定，从此，就开始了东渡日本的准备。

第一次东渡日本，鉴真和弟子祥彦等21人从扬州出发，因受到官厅干涉而失败。第二次东渡他买了军船，采办了不少佛像、佛具、经疏、药品、香料等，随行的弟子和技术人员达85人之多。可是船出长江口，就受风击破损，不得不返航修理。

第三次出海，航行到舟山海面又因触礁而告失败。

公元744年，鉴真准备由福州出海，可是在前往温州途中被官厅追及，强制回扬州，第四次东渡又没有成功。

748年6月27日，鉴真进行第五次东渡，他从扬州出发，在舟山群岛停泊三个月后横渡东海时又遇到台风，在海上漂流了14天后，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县。在辗转返回扬州途中，弟子祥彦和日本学僧荣睿相继去世，鉴真本人也因长途跋涉，暑热染病，双目失明。

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十月十五日，日本第10次遣唐使归国前夕，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大伴古麻吕和仕唐多年、历任唐光禄大夫、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等也准备回国，他们同到扬州延光寺参谒鉴真。藤原大使说："早闻大和尚曾五次东渡日本欲去传教，今日得见，万分荣幸，若大和尚仍有此愿，弟子等有船四艘返日，应用物品俱备，不知肯同行否？"鉴真虽已66岁高龄，且双目失明，但为了传教授戒，为了中日人民的友好及文化交流，便应允了日方恳请。

鉴真欲再度赴日的消息在扬州传开后，有关寺院为阻挠此行，严密防范。这时正好鉴真弟子仁干从婺州（今浙江金华市）来扬州，密知师父将要远行，遂暗中约定由他备船在江头接候。十月二十九日晚，鉴真及弟子工匠等24人从扬州龙兴寺潜行至江头，迅即登船启程，出大运河入长江，直趋苏州黄泗浦（今江苏省常熟县黄泗，即黄歇浦）与日本遣唐使船队会合。

鉴真带去的物品有如来、观世音等佛像8尊，舍利子、菩提子等佛具7种、华严经等佛经84部300多卷，还有王羲之、王献之真迹行书等字帖三种。

临行前，恐官府发觉，经卷有失，于十一月十五日鉴真一行分乘第二、三、四船。直到十一月十六日船队启航前鉴真才上了大伴古麻吕的第二船。驶入东海后，船队被强劲的东北风吹散，第四船杳无踪影，剩下的三只船只有奋力拚搏向前航行。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一、二两船同到冲绳岛，已在多弥岛（今日本种子岛）的西南。第三船昨夜已停泊在同处。十二月六日，海上刮起人们渴望的南风，三只船相继起航顺风前进，而藤原大使与阿倍仲麻吕所乘的第一船触礁（着石）无法行动。鉴真所乘的第二船发向多弥去，七日到达益救岛（今日本屋久岛）。停泊候风10天，并等待其余船只。第一船修复后，继续航行，因遇偏北风暴而漂至安南 州（今越南境内），全船180余人，死难170多人，仅大使藤原清河与阿倍仲麻吕等10余人幸免于难。第三船后来也航返日本。十二月十八日，第二船自益救岛出发续航，十九日遇到暴风雨，不辨东南西北，鉴真等又历经磨难，于十二月二十日中午抵达日本九州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日本鹿儿岛县）。十二月二十六日，鉴真等一行在日僧延庆的引导下进入日本太宰府，并于次年（公元754年）二月一日，航达日本遣唐使船队的始发港难波（今日本大阪附近）。二月四日鉴真到达日本首都奈良，受到日本举国上下盛大的欢迎，皇族、贵族、僧侣都来拜见。

三月，吉备真备以敕使身份向鉴真宣读了天皇的诏书："大和尚远涉沧波，来到我国，朕不胜欣慰，自今以后，授戒传律都由大和尚担任。"四月初，在东大寺设戒坛，由鉴真登坛主持，先后为太上皇圣武天皇、皇太后、皇子及400余位僧人授戒。756年，孝谦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统理日本僧佛事务。758年卸任，被尊称为"大和上"，恭敬供养。759年，鉴真率弟子仿扬州大明寺格局设计修建了唐招提寺，至今仍存，被视为日本国宝，对日本建筑艺术有重要影响。以后，鉴真在此授戒讲经，把律宗传至日本，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鉴真虽双目失明，但能凭记忆校对佛经。他还精通医学，凭嗅觉辨草药，为人治病。留下一卷《鉴上人秘示》的医书，对日本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带到日本的中国佛经印刷品和书法碑帖对日本的印刷术、书法艺术有很大影响。

763年鉴真在日本招提寺内圆寂。寺内至今还保留着鉴真的坐像，这也是日本的国宝。这是鉴真的弟子忍基和思托用中国的干漆夹 法为他塑的。鉴真在日本10年，他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受鉴真弟子思托等的委托，在鉴真圆寂后的16年，日本奈良时代（公元710-784年）的著名文学家真人元开写了《唐大和上东征传》。书中详尽描述了鉴真六次东渡航海的艰苦历程，使后人了解了唐朝时中国、日本的造船术和航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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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本跟我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古代中日两国中，有哪些有好往来的事例？？？

1.中日邦交最早记载是汉朝. 汉朝初期，与东瓯、闽越、南越等国关系尚友好。后伴随着国力的增强，这三国的越人国家先后被灭。武帝时期，汉朝多次派使节经略西南夷，并在这些地方设立益州等郡。到东汉时期，汉朝与这些地方联系更加紧密。汉朝与朝鲜和日本也有密切联系。东汉光武帝时期，古日本倭奴国王遣使来汉，汉赐一枚“汉倭奴国王”金印，至今是日本的国宝。 2.邦交最高最密切的时期是隋唐时期。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公元7世纪至9世纪的隋唐时期,以日本官方派出20余次遣隋唐使为表征,两国的交往出现一个高潮.日本派出"遣隋唐使"的动机不排除学习隋唐先进文化的因素,但从理性的角度深层次地分析思考,日本"遣隋唐使"是岛国心态的日本为了打破封闭和孤寂,发展本土文化、扩展生存空间和加强对外联系方面需要的物化表现形式. 遣唐使 时间: 公元七世纪初至895年 朝代: 唐代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四世纪中叶，大和朝廷大体上统一了日本列岛，日本国王曾多次向中国南朝政权遣使朝贡，并请求授予封号。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当时日本正是圣德太子摄政，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先后向中国派出了四次遣隋使(公元600年、607年、608年、614年)，这是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统一国家正式交往的开始，也是日本统治者采取主助积极态度，派遣大型文化使团直接吸收中国先进文明的开端。遣隋使可以说是后来遣唐使的先驱。 公元618年，唐朝灭隋，建都长安(今西安)。唐帝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声威远扬，对日本和亚洲各国都有巨大吸引力。而日本通过四次遣隋使，朝野上下对中国文化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的热潮。623年。遣隋留学僧惠齐、惠日等人在留学中国多年后回国，同天皇报告大唐国是法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建议派使节赴唐学习。为了实现更加直接有效地学习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政府决定组织大型遣唐使团、派遣优秀人物为使臣，并携带留学生、留学僧去中国。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但是有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末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页正名副其质的逍唐使是十二次。 这十几次遣唐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公元630一669年，共任命七次。使团规模较小，船只一、二艘，成员一、二百。航线走沿朝鲜半岛沿岸的北路，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唐朝的制度。 中期：公元702一752年，是极盛时期，共任命成行四次。使团规模扩大，每次达五百多人，分乘四舶，收获成果也最大。航线大多是经南方诸岛的南岛路。为了全面深入学习盛唐文明，实现全盘唐化，有大批留学生、留学僧长期留唐。 后期：公元759一874年，是渐衰期，共任命九次实际成行仅六次。此期唐朝经安史之乱逐渐衰败，因此日本学习唐朝的热情有所降低，使团规模缩小，留学生、留学僧留唐时间也减少成一、二年。航线主要是直接横渡东海的大洋路。 遣唐使团的规模初期约一、二百人，仅一、二艘船，到中、后期规模庞大，一般约五百余人，四艘船，最多是838年第十八次竟达651人。使团成员包括大使、副使及判官、录事等官员，还有文书、医生、翻译、画师、乐师等各类随员和工匠水手。此外，每次还带有若干名留学生和学问僧。 日本朝廷选拔的使臣大多为通晓经史、才干出众而且汉学水平较高、熟悉唐朝情况的第一流人才。甚至相貌风采、举止言辞也不同凡响，就是随员也至少有一技之长，至于留学生与学问僧也均为优秀的青年，有的在留学前已在国内崭露头角，学成归来一般均有一定建树。日本政府之所以精选这样强大阵容的遣唐使团，就是为了更好地吸学生活，赐物几乎与副使相同。遣唐使一旦安全回国，立即奏报朝廷，进京后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使臣奉还节刀，表示使命完成，天皇则为使臣晋级加官，赏赐褒奖，并优恤死难者。 遣唐使团在中国受到盛情接待。唐朝有关州府得到使团抵达的报告后，马上迎进馆舍，安排食宿，一面飞奏朝廷。地方政府派专差护送获准进京的使团主要成员去长安，路途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负担。遣唐使抵长安后有唐廷内使引马出迎，奉酒肉慰劳，随后上马由内使导入京城，住进四方馆，由监使负责接待。按着遣唐使呈上贡物，唐皇下诏嘉奖，接见日本使臣，并在内殿赐宴，还给使臣授爵赏赐。 遣唐使臣在长安和内地一般要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处参观访问和买书购物，充分领略唐朝风土人情。遣唐使归国前照例有饯别仪式，设宴畅饮，赠赐礼物，珍重惜别。唐朝政府除优待使臣外还给日本朝廷赠送大量礼物，表现了泱泱大国的风度。最后遣唐使一行由内使监送至沿海，满载而归。 逍唐使的贡献首先是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遣唐便在长安如饥似渴地考察学习，博览群书，回国后参与枢要，仿行唐制，如“大宝法令”即以唐代律令为规范制定的。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番人才。818年，峰峨天皇根据遣唐使菅啻原清公的建议，下诏改走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大日本史》卷123)连历法、节令、习俗也尽量仿效中国。 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艺术水乎。遣唐使每次携回大量汉籍佛经，朝野上下竞相赞写唐诗汉文，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的诗集在日本广泛流传。留唐学生僧人还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遣唐使还输入唐朝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 甚至围棋等技艺和相扑、马球等体育活动也是从唐朝传入的。遣唐使团中常有日本画师、乐师以至围棋高手赴唐访师学艺、观摩比赛。 遣唐使于公元895年废止，其原因除了唐朝政局动荡不安以外，还有经过二百多年的吸引移植唐代文化，以基本上完成改革。并在基础上开始萌生俱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因此对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而且每次遣唐使耗费巨大，加上路程艰辛，也令使臣视为畏途。而唐朝赴日贸易也不断增加，也弥补过去靠遣唐使解决对唐货的需求。因公元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已任命而未出发的第十九次遣唐大使的奏请，于次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 3．密切的原因是因为中国那时候是世界的中心，长安是世界的心脏，天堂。李世民是世界的天可汗。 唐代日本派赴中国的使节团。唐朝代隋以后，日本沿袭遣使入隋的旧制，继续派出遣唐使。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第一次遣使，最后一次在838年(即日本承和五年，唐开成五年)。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唐干宁元年)又准备派遣，已经任命，由于菅原道真谏阻，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从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余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达长安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使团成员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随行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五百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遣唐使在难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过濑户内海，从博多(今日本福冈)出发。从 7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约四十年间，航线采取北路，即沿朝鲜半岛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再由陆路西赴洛阳、长安。这条航线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难情况较少。以后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半岛，与日本关系一度不甚融洽。于是遣唐使船在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60年代这一百年间，改取南岛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向西北横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无边的东海上，难以靠岸，危险较大。北路和南岛路都需航行三十天左右，甚至更长时间。8世纪70年代以后，直到停止遣唐使前，航线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径向西南，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的苏州、明州一带登陆，转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所需时间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三天可达，但风涛之险基本上与南岛路相同。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曾长期在中国留学；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山上忆良、小野篁、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后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橘逸势被唐人目为秀才。入唐的医师、乐师、画师，和各行业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业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时也从唐人获益。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正仓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遣唐使对唐的赠品，和唐朝的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入唐留学生姓名可考的只二十余人，而随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见于文献的达九十余人。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与佛教相关联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空海所着《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圆仁留唐十年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的文艺批评、文字学和历史的重要文献。 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时派遣“送使”同去。由于航行艰险，他们往往居留下来，归化日本。如沈惟岳、袁晋卿等，见于日本史书的有十余人，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的，最著名的是东渡传授戒律的鉴真。随遣唐使船到日本的，还有天竺、西域、南海的人，不少受波斯、印度影响的唐朝文物，也输入日本。丝绸之路东端延至日本，遣唐使也是有作用的。 日本派遣遣唐使，财力负担很重。从任命使臣到出发，需准备两三年，包括造船，筹办礼品、衣粮、药物、薪俸、留学生和留学僧在唐费用等等。采取南岛路和南路时，还不掌握季候风规律，海上惊涛骇浪，随时会把船裂为两截。几乎往返途中总有船只遇难，只有一次来去平安。因此，遣唐使不仅出发前祷告神佛，航行中还祈祷佛教的观音、神道的住吉大神以至新罗神。受命为遣唐使虽是荣誉，也有人怕危险而畏缩不前。采取北路时，遣唐使平均约七年半一次，以后由十二年半到二十年一次。838年以后，经过五十五年才考虑派遣，最后终于停止。这固然与日本吸取唐文化趋于饱和，和唐朝之日益衰落有关，同时，也由于负担沉重和航行艰险。9世纪以后，往来中日之间的唐朝和新罗商船大为增多。唐朝商船掌握季候风规律，一般七月间乘西南风赴日，三、四月或八月乘东北风返回。这些商船航程需时较短，遇难可能较少，往来的间隔也较短。因此出现不少短期勾留的还学生，如日僧惠萼在 9世纪中叶曾三次来往中日之间。遣唐使虽然停止，并没有妨碍中日文化继续交流。

6、日本的几个时代，急求！

日本历史上的几个时代
约公元1世纪，日本共有100多个小国，其中有的与东汉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这些小国逐渐统一。

到了公元4世纪，在关西地区建立了比较大的国家，据说最终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是当今天皇家族的祖先。当时，日本国的范围包括本州西部、九州北部及四国。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国家才得以统一。

所以很难对日本国诞生的确切年代作出准确的判定。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第一代天皇 —— 神武天皇，於公元前660年建国并即位；即位日相当於现在的西历2月11日，因此就把这一天定为「建国纪念日」。

绳文时代

从洪积世起，日本列岛上就有人类的祖先生活；日本人种及日语原型的形成则被认为是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前彼的绳文时代。

当时，人们数人或十人一户居住在竖坑式草屋，以狩猎、捕捞、采集为生，构成了没有贫富与阶级差别的社会。回到最上

弥生时代

公元前3世纪，水稻种植和金属器具使用技术由朝鲜传入九州北部。

稻作技术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它扩大了生产，产生了贫富等级之差，使农村共同体趋向政治集团化。农耕带来的信仰、礼仪、风俗习惯也逐渐传播开来，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原型。回到最上

古坟时代

公元4世纪中期，大和政权统一了割据的小国。随著国家的统一，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古坟扩大到各个地方。

这个时期是中国许多知识、技术传入日本的时期。大和政权吸收了中国的高度物质文明。

到了公元5世纪，来自朝鲜半岛的外来人 —— 归化人，带来了铁器生产、制陶、纺织、金属工艺、土木等技术，同时已开始使用中国的汉字。

公元6世纪，正式接受儒学，佛教也传入日本。

公元7世纪，圣德太子致力於政治革新，并以「大化改新」为动机，著手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做法仿效了隋、唐，而且此时更加积极地引进中国文化，至公元9世纪末期，先后共派出10多次遣隋使和遣唐使。回到最上

奈良时代

公元710年，日本定都平城京（现在的奈良市），迎来了律令国家的兴盛时期。

但是，此时农民贫困、游民增加，由於庄园扩大而导致公地公民制的实质上的崩溃等，矛盾开始暴露出来。

这个时期由於国家极力保护佛教，因此，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美术开始繁荣起来。如公元7世纪初期开创日本佛教文化的飞鸟文化；公元7世纪后期独具一格的白凤文化；公元8世纪中叶在唐代鼎盛期文化的影响下，以写实手法体现人类丰富情感的天平文化等等，与佛教美术相媲美，这个时期的文化方面的金字塔是《万叶集》。《万叶集》收集了公元8世纪中叶前约400年间，下至庶民上至天皇所作的大约4500首和歌，如实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朴素生活情感。此外，现在还保存著的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古事记》（公元712年著）、最古老的敕撰历史书《日本书纪》（公元720年著）、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公元751年著）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遗产。回到最上

平安时代

公元8世纪末，日本将都城移至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市），试图重建律令体制。但由於公地公民制的崩溃，国家陷入了财政困难。公元894年派出最后一批遣唐使后便告终止，就此不在大量引进中国文化。公元10至11世纪，藤原氏垄断政权，以庄园为经济基础，势力最为强盛。但是，由於地方政治的混乱，导致治安极差，武士集团强大起来。

到公元11世纪末，为对抗藤原开始实行「院政」，即日本平安时代后期上皇、法皇代理天皇执政。於是，武士进入了中央政界。

平安时代以本国文化为特色。公元9世纪时受唐朝影响，密教和汉学方面的弘仁、贞观文化还十分繁荣。但是公元10世纪后与中国断交后，便产生了日本独特的贵族文化。其代表有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公元10世纪初著）、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公元11世纪初著）、随笔《枕草子》（公元1000年前后著）等等一批文艺作品。回到最上
镰仓时代

公元12世纪末，源赖朝受封第一代征夷大将军，并在镰仓建立幕府，从此诞生了武士政权，由此产生了武家政治和公家（指朝廷公卿、贵族）政治的对立。

13世纪后期，幕府的武士统治开始面临困难，镰仓幕府逐渐走上灭亡的道路。

在文化方面，以过去的贵族文化为基础，引进宋朝时传入日本的禅宗文化，培育了生动、写实、朴素、独特的武家文化。在宗教方面，由法然、亲鸾、日莲等著名僧人创建了镰仓佛教，获得了各阶层的信仰。

公元12世纪传入日本的禅宗，受到了关东武士的重视，艺术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倾向。文学方面，出现了以源平合战为背景的小说《平家物语》（公元13世纪初著），是日本古代军记物语的杰出代表。回到最上

室町时代

公元14世纪的前半期，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稳定了京都的室町幕府以后，两个多世纪内在政治、文化方面，武家都压倒公家，处於优势。由於室町幕府是聚集了各有力大名而建立的，因此幕府本身的统治能力薄弱。应仁元年（公元1467年）一月，应仁之乱爆发，全国各地的大名纷纷而起，室町幕府摇摇欲坠，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战国大名成了统治当地土地、人民的强有力的独立政权。

在文化方面，无论是贵族还是武家的文化，都受到禅宗的影响。公元14世纪末期以金阁寺为代表的北山文化，公元15世纪末期以银阁寺为代表的东山文化都十分发达。公元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来到日本，传入了枪炮和基督教。那是文化方面充满生气的时代。回到最上

战国时代（室町末期及安土、桃山时代）

应仁之乱后，日本各地大名纷纷崛起，战火纷飞，民不聊生。

公元16世纪中叶，一位决心以武力统一日本、结束乱世的枭雄出现，他就是织田信长。永禄三年（公元1560年），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以两千人马击败今川义元四万大军，名声大振。其后逐步统一尾张、近畿，并准备进攻山阴、山阳。在此期间，信长修筑了气势宏大的安土城。因此，信长的时代被称为「安土时代」。天正十年（公元1582年），本能寺之变爆发，信长身亡。织田家重臣羽柴秀吉先后击败明智光秀、柴田胜家，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地位。此后经过四国征伐、九州征伐、小田原之战，逐步统一日本。后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一职。丰臣秀吉的时代被称为「桃山时代」。庆长三年（公元1598年），丰臣秀吉在伏见城病逝。丰臣家裂分为近江（西军）和尾张（东军）两派。身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於庆长五年（公元1600年）发动关原之战，大败西军，建立德川政权。庆长八年（公元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战国时代结束。回到最上

江户时代

庆长八年（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将军，在江户（现东京）建立幕府政权，此后260多年，德川家统治全国。这段时期被称作「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严格控制天皇、贵族、寺院神社，并费尽心计统治著支撑幕藩体制的农民。

元和九年（公元1623年），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职，下令锁国。除开放长崎、界镇作为对外港口外，一律禁止外国人来日本，也禁止日本人远渡海外。由於闭关自守，幕藩体制迎来了安定时期。但是，随著产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自给自足的经营体系崩溃，公元18世纪起，幕藩体制开始动摇。

庶民文化是这个时期的特色。公元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期的元禄文化是以京都、大阪等上方（日本关东地方人称京都、大阪为上方）地区为中心的武士和商人的文化。人偶净琉璃、歌舞伎、浮世绘、工艺等一片繁荣。公元19世纪初期的化正文化移至江户，小说、歌舞伎、浮世绘、文人画等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商人文化。回到最上

明治时代

江户幕府末期，天灾不断，幕府统治腐败，民不聊生。且幕府财政困难，使大部分中下级武士对幕府日益不满。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锁国达200馀年的日本国门。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人逐渐认识到，只有推翻幕府统治，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才是日本富强之路。於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邉诱归_了。在这场推翻幕府统治的邉又校�_摩、长州两藩武士起著重大的作用。

公元1868年1月3日，代表资产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倒幕派，在有「维新三杰」之称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的领导下，成功发动政变，迫使德川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交出政权，并由新即位的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这就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日本从此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公元1868年（明治二年），明治天皇迁都江户，并改名为东京。之后从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日本国力逐渐强大。后来在甲午中日战争及日俄战争中打败中国北洋舰队，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回到最上

大正、昭和时代

与明治时代的取得的历史性进步相比，大正天皇被称为「不幸的大正」。大正天皇在位15年，政绩远不如明治，而且他一生为脑病所困，最后被迫让权疗养，由裕仁亲王摄政。公元1926年，裕仁登基，年号「昭和」，即昭和天皇。昭和时代前30年，对后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人民来说，是黑暗的30年。这时的日本政府致力於侵略扩张。公元1931年（昭和6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

公元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日军挑起「芦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公元1941年（昭和16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不仅给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痛苦和困难。这是日本历史以及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公元1945年（昭和20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美军占领日本，改日本专制天皇制为君主立宪制，天皇作为日本的象徵被保留下来。

公元1972年（昭和47年）7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开始执行「多边自主」外交。同年9月田中访华，於9月29日同周恩来总理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正式建交。

1978年8月中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问日本，宣布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中日两国关系从此趋於正常化。

1989年（昭和64年，平成元年），昭和天皇病殁。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号为「平成」。

7、雅乐寮的成立

关于它的成立，史料中初见于大宝元年（701）七月戊戌的条：
……又画工及主计、主税算师、雅乐诸师、如此之类、准官判任。《续日本纪》卷二
这里记述了雅乐寮中的画工、主计、主税的计算师之类都准（相当）于判任官。雅乐寮的这条记载与同年的新令，大宝律令所规制的雅乐寮诸师的官位，准于判任官的事实来看，雅乐寮在大宝律令成立前就应该已经存在了。
由于雅乐寮一词在八世纪前没有出现过，关于她的实体及其产生时期等问题只能从零星的史籍记载中得以判断。在六国史的《日本书纪》中留下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记载。天武天皇十二年（683）正月丙午中记有：
……是日，奏小垦田舞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乐于庭中。
这一条奏乐的记载表明，那天在演奏了日本古老的传统歌舞（小垦田舞）的同时还演奏了朝鲜的高丽乐、百济乐和新罗乐。这种将古来的乐舞与外来乐同演于一堂的形式可以看作雅乐寮的雏形了。其实当时国内外多种乐同演于一堂的情景在此以前的天武天皇二年（673）九月癸丑朔庚辰的条：飨金承元等于难波奏种种乐。赐物各有差。（《日本书纪》卷二十九）中已出现了。这就是在难波（现大阪南部）宴请朝鲜使节金承元一行时所演奏的“种种乐”。这里的“种种乐”显然是包含了日本的传统乐与朝鲜外来乐。因此可以肯定，在天武朝的宴飨中已形成了日本传统乐舞与外来乐舞共演的形态了。
另外，有关雅乐寮的人员的来源问题，在令中有如下记载：
歌人、歌女、笛吹、右三色人等男。直身免课役、女给养丁也。不限国远近。取能歌人耳。
这段文字告诉了我们雅乐寮的歌人、歌女以及器乐演奏人员是免除课役的。他们的来源不限国家距离的远近、只要能歌善乐者便录用取之。其实这种录取的方法在天武朝就已经形成。该朝四年（675）二月有一条对大倭、河内、摄津、山背、播磨、淡路、丹波、但马、近江、若狭、伊势、美浓、尾张等国的敕诏曰：“所选部百姓之能歌男女及朱儒伎人而贡上”。而在同天武天皇十四年（685）九月的敕诏中又有明确的记载：“凡诸歌男、歌女、笛吹者。即传己子孙令习歌笛”。在这两条的令诏中，前条的能歌男女及侏儒伎人被“贡上”之处虽然没有明言、但被安置在朝廷的某一机构内是毫无疑问的。而下一条“令其子孙习乐为职业乐人”的诏令中、无疑对将来职业乐人的世袭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可以推定，雅乐寮这一机构虽然是在701年大宝律令制成立后确立的，但其实际的形态及乐人的构成等至少在天武天皇四年就已经形成了。 前文所述、史书中雅乐寮一词最早见于大宝元年（701），翌年颁布了大宝令。有关雅乐寮的官职人员在律令中有如下的记载：
“雅乐寮头一人，掌文武雅曲正舞。杂乐。男女乐人。音声人名帐。试练曲课事。助一人。大允一人。少允一人。大属一人。少属一人。歌师四人。二人掌教歌人、歌女。二人掌临时取有声音堪供奉者教之。歌人四十人。歌女一百人。舞师四人。掌教杂舞也。舞生百人。掌习杂舞。笛师二人。笛生六人。掌习杂笛。笛工八人。唐乐师十二人。掌教乐生。高丽百济新罗乐师准此。乐生六十人。掌习乐。余乐生准此。高丽乐师四人。乐生二十人。百济乐师四人。乐生二十人。新罗乐师四人。乐生二十人。伎乐师一人。掌教伎乐生。其生以乐户为之。腰鼓生准此。腰鼓师二人。掌教腰鼓生。”（《令集解》卷四·职员令，89-90页）。
从以上的文字记载来看，日本的雅乐寮是一个由本土的传统乐舞和中国、朝鲜等外来乐舞所构成的综合性的音乐、舞蹈教习所。他们是由头、助、大允、少允、大属、少属等乐官与该国以及外国的乐师和乐人所组成的。为了便于理解，将以上的记载，从乐官与乐人两个部分进行归纳，列表一如下：
乐官
头：一人、助：一人、大允：一人、少允：一人、大属：一人、少属：一人。
乐人
歌师：四人、歌人：四十人、歌女：100人。
舞师：四人、舞生：100人。
笛师：二人、笛生：六人、笛工：八人。
日本以外的唐、朝鲜三国乐人：
唐乐师：十二人、唐乐生：六十人。
高丽乐师：四人、乐生：二十人。
百济乐师：四人、乐生：二十人。
新罗乐师：四人、乐生：二十人。
伎乐师：一人。伎乐生：乐户。
腰鼓师：二人。腰鼓生：乐户。 在日本当时的外来乐舞中除了唐乐和朝鲜三国乐外还包含了伎乐、度罗乐、林邑乐等，他们都是当时雅乐寮教习的对象。天平初年，度罗乐的乐人们曾达到了62人之多 。这个数字超过了当时最为旺盛，人数最多的唐乐人（令制初期60人）。但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度罗乐人便激剧减少，到大同四年（804）时只剩下二名乐师了。因此当时的外来乐主要还是以中国的唐乐与朝鲜三国的乐舞为主体的。如上表所示，令制时在人数上唐的乐师、乐生与朝鲜三国的乐师、乐生的总和相等（乐师12人，乐生60人）。与日本传统乐一样，外来乐进入了天平年间，乐人也开始逐渐消减。特别是乐生，从天平三年(731）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乐生从60个消减为39个，高丽、百济、新罗的乐生分别都从20名变化为8名、26名、4名。 这里可以看到高丽、新罗乐呈明显地下降中，百济乐却有增无减，显示出百济乐在当时的盛行与对日本宫廷乐的贡献。接着，一个多世纪以后唐与三国乐的乐生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并趋于稳定。在《类聚三代格》太政官符中，嘉祥元年9月22日的条中记载：
唐乐生六十人减二十四人，定三十六人；高丽乐生二十人减二人，定十八人；百济乐生二十人减十三人，定七人；新罗乐生二十人减十六人，定四人。
文中除了唐乐外，三国乐中高丽乐乐生的人数逐渐占居了绝对的地位。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她在中国的隋唐七部伎、九部伎、十部伎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得到充分地反映，显示出高丽乐的特色与成熟。后来她成了日本雅乐中与唐乐抗衡，代表朝鲜三国乐和渤海乐等的右方乐。从整体来看,乐师的人数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乐生，如上所述与日本传统乐相同，外来乐也朝着递减的方向变化，特别从九世纪初乐人开始逐渐减少，这一现象的发生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其一，是在八世纪后半日本的音乐机构大歌所的出现，那是一个以培养和训练日本传统乐舞为主的音乐机构，它的形成逐渐集中了日本古老传统乐的训练和教习。而雅乐寮则趋于专门训练外来乐。其次的一个直接原因于《日本后纪》延历二十四年（805）十二月壬寅的公卿奏文载道：
伏奉纶旨、营造未已。黎民或弊、念彼勤劳、事须矜恤。加以时遭灾疫、颇损农桑。今虽有年、未闻复业。宜量事优得存济者、臣等商量。伏望所点加仕丁一千二百八十一人、依数停却。又卫门府卫士四百人、减七十人、左右卫士府各六百人、每减一百人、隼人男女各四十人、每减二十人、雅乐歌女五十人、减三十人、仕女一百十人、减二十八人、停卜部之委男女厮丁等粮。
这一段文字说明了，八世纪初因遇到了一场重大的灾难、为了减轻百姓在经济上的重负、雅乐寮的歌女以及仕女、卫士、隼人等都进行了大批的减员。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天灾所引起的政策上的决定。 1、乐官
这里我们对唐·太乐署的乐官以及日本，雅乐寮的乐官的情况分别从《唐六典》和日本的《令义解》中引用必要的部分来看看两国间各自乐官的情况。
《唐六典》中的太乐署：
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一人从八品下……乐正八人从九品下……典事八人。流外番官。文武二舞朗一百四十人。……太乐令。掌教乐人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礼飨燕。……
《令义解》卷一，职员令中的雅乐寮：
头一人。掌文武雅典正舞……杂乐……男女乐人音声人名帐……试练曲课……事。助一人。大允一人。少允一人。大属一人。少属一人。
从以上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乐官有令、丞、乐正、典事、文武郎，除此之外，太常寺还设有一位具有音乐理论知识并在太常寺中占重要地位的音乐官吏-协律郎。他们比起日本的头、助、允、属四等乐官制来不仅人员繁多而且官制也复杂得多。下面将两国的乐官的官衔地位列表二对照如下。
雅乐寮　官位
（日本）
太乐署　官位
（中国）
雅乐头
雅乐助
雅乐大允
雅乐少允
雅乐大属
雅乐少属
从五位上
正六位下
正七位上
从七位下
从八位上
从八位下
太乐令
协律郎
太乐丞
乐正
从七品下
正八品上
从八品下
从九品下
从表一中明了地显示了唐的最高乐官官位是从七品下。而在日本的乐官中雅乐头为从五位上，这里如果单纯地从以上两国乐人的官职的对照来看可能有失偏颇，但从整体上关照，无疑日本的乐官的地位要比中国来得高。除了乐官以外让我们再看看一般乐工的情况。
2.乐工
在日本雅乐寮的乐工中主要有二类，音声人和乐户。音声人和乐户之语、概念及用法无疑是从中国传来的。但传到日本以后又变成什么样了呢?他们在宫廷音乐中发挥了什么功能?是器乐演奏家、声乐家、舞蹈家还是歌、舞、器乐兼于一身的乐人呢?这里我们首先来看看音声人。音声人的制度来自于隋唐时期的中国，传到日本后的音声人其意义与中国还保持一致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首先从日本方面的文献看看音声人的含意。
在前引《令集解》卷四职员令的雅乐寮条目中记有“男女乐人、音声人名帐”的字句。在这段文字后有一段注释中曰：“鼓笛等人称音声人”这里清楚地言明，日本的音声人指的是演奏笛等乐器的乐人，即操持器乐的乐工。但是在这段解释后接着又出现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谓舞人，音声人，谓歌人歌女笛工等也。
这句话如果直译为现代汉语的话，即“所谓的舞人音声人为歌人、歌女、笛工等。”这里将舞人和音声人统称为歌人歌女和笛工等。音声人究竟为何者，含意出现了混乱。对于这段句意该文又继续解释道：“音声度曲，各有大小者。然则曲课者。只为音声人也，于舞不入哉。”这里鲜明地指出，音声度曲为音声人，他们与舞,即舞人是两码事，是不容混淆的两个概念。那么，这段“谓舞人，音声人，谓歌人歌女笛工等也。”的文字可以理解为，舞人为歌人，歌女，而音声人为笛工等器乐演奏者。这样的理解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即在日本古代的传统音乐中歌和舞往往是同性质的东西，常常有歌有舞同演于一体，称歌舞乐。而音声为器乐，一般为歌舞的伴奏之用。《贞观仪式》卷四，“践祚大赏尝仪下”中记载：
“次国司率风俗、歌人等，且歌还付亦同参入国司立前，次音声人，次歌女，次男立庭中歌人先入幄。”在这一段的奏乐记载中，音声人与歌人男女是各自独立、依次并列于庭的形式，这样的排列也清晰地显示出他们之间的不同概念。这里的音声人既不是歌人又不是舞人，而必然是操持器乐的乐工。在《醍醐天皇御记》的延长四（926）年二月十七条中记载道：
召乐所管弦者四五人，令奏音声以助讴吟。
这里明确地将乐所的管弦乐人所奏的器乐为音声，以这些“音声”来伴奏歌声（讴吟）。相同的例子在《续日本后纪》卷六，承和四（837）年七月丙戍中也能看到：
天皇御后庭，命左右近卫府奏音声，令弄玉及刀子。
天皇近身的近卫士们所奏的“音声”显然是一种器乐乐队音乐，当天皇进入后庭时他们为了渲染气氛给耍杂人（弄玉及刀子者）表演增强气氛，奏左右两边的乐队音乐。
因此如上所述，在日本，音声人的概念应该是乐队的器乐演奏者。
那么，由中国传来的音声人是不是也同样是专指器乐演奏的乐工呢?对此再让我们追寻一下中国方面的根源吧。
音声人这一乐工的形式在中国的文献中约出现于隋末唐初之际。当时在中国的音乐制度中太常乐工大致可划分三类：雅乐、散乐和音声人。《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三曰：
唐改太乐为乐正、有府三人、史六人、典事八人、掌固六人、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散乐二百八十二人、仗内散乐一千人、音声人一万二十七人。……
上记的乐工为文武二舞郎、散乐、仗内散乐及音声人。文武二舞郎属雅乐佾舞的乐工。其次是散乐与仗内散乐，两者在用途上稍有差异外，性格上完全是一致的东西。因此在唐初的太常乐工当中大致分为雅乐、散乐和音声人三类。对此,《唐会要》卷三十三，散乐的条也记载道：
神龙三年八月敕，太常乐鼓吹、散乐、音声人并是诸色供奉。乃祭祀陈设、严警卤簿等用。
为了配合祭祀陈设及卤簿等，太常寺的乐人派出了鼓吹、散乐、音声人，他们“诸色供奉”、各显其艺担当起各自的角色。毫无疑问这里为了适应祭祀，陈设的是太常寺的雅乐；而卤簿乐则是鼓吹署的军乐。因此，太常寺的音乐如上所述应分为雅乐、散乐和音声人。因此这里的音声人应该是歌唱家和器乐演奏家的总称。
音声人一词之意到了中唐以后逐渐扩大、并变得模糊不清。《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中记载道：
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
同样在《通典》卷一百四十六，清乐的条目中又有
“昔唐虞讫三代，舞用国子。……汉魏以来，皆以国之贱隶为之，唯雅舞尚选用良家子。国家每岁阅司农户，容仪端正者归太乐，与前代乐户总名“音声人”。历代滋多，至有万数。”
的记载。音声人含意已大大地扩大了，它包容了隶属太常及鼓吹署的乐人、音声人、杂户等，即把太常寺所有的乐人“总号为音声人”。其实音声人的概念到了中唐后它的含意还在外延。《唐会要》卷三十四中：
“大中六年十二月，右巡视卢潘等奏：“准四年八月宣约，教坊音声人，于新授视察节度使处求乞自今已后，许巡司府州县等提获。如是属诸使有牒送本管。”仍请宣付教坊司为遵守。依奏。”
的这段记载提示出，原先从地方州县中选拔的乐工应该进太常寺的。通过右巡视卢潘等的上奏，教坊的乐工也可以直接从地方的州县中选拔录用。这种新的录用准则告诉我们，教坊乐工，当然同义于教坊音声人，它也包含了教坊中的散乐、俳优等内容。这样，音声人的概念已从纯粹从事音乐的乐工扩展到泛指一般的打杂、耍戏的俳优、散乐之艺人了。因此中国的音声人从产生到成熟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指由原来纯属演奏器乐和歌唱的乐人到泛指音乐机构中所有的艺人。
在以上中日两国的音声人乐工的比较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隋末唐初的音声人一词，或者它的形式被日本接受后，内质发生了变化，离开了中国的原貌，异化为日本式的内容。 这种将外来文化导入后随即“和样化”即日本化的根源究竟何在呢?对此，本文将继续对两国乐人产生的环境和土壤作进一步的探讨。

8、什么是遣唐使？

唐代日本派赴中国的使节团。唐朝代隋以后，日本沿袭遣使入隋的旧制，继续派出遣唐使。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第一次遣使，最后一次在838年(即日本承和五年，唐开成五年)。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又准备派遣，已经任命，由于营原道真谏阻，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从630年到894年，260余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达长安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12次。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使团成员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随行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初期使团共200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4艘，人数增至500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遣唐使在难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过濑户内海，从博多(今日本福冈)出发。从7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约四十年间，航线采取北路，即沿朝鲜半岛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再由陆路西赴洛阳、长安。这条航线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难情况较少。以后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半岛，与日本关系一度不甚融洽。于是遣唐使船在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60年代这100年间，改取南岛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向西北横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无边的东海上，难以靠岸，危险较大。北路和南岛路都需航行30天左右，甚至更长时间。8世纪70年代以后，直到停止遣唐使前，航线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径向西南，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的苏州、明州一带登陆，转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所需时间较短，一般10天左右，甚至3天可达，但风涛之险基本上与南岛路相同。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曾长期在中国留学；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山上忆良、小野篁、营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后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桔逸势被唐人目为秀才。入唐的医师、乐师、画师，和各行业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业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时也从唐人获益。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正仓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遣唐使对唐的赠品，和唐朝的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入唐留学生姓名可考的只20余人，而随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见于文献的达90余人。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与佛教相关联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圆仁留唐10年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的文艺批评、文字学和历史的重要文献。

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时派遣“送使”同去。由于航行艰险，他们往往居留下来，归化日本。如沈惟岳、袁晋卿等，见于日本史书的有10余人，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的，最著名的是东渡传授戒律的鉴真。随遣唐使船到日本的，还有天竺、西域、南海的人，不少受波斯、印度影响的唐朝文物，也输入日本。丝绸之路东端延至日本，遣唐使也是有作用的。

日本派遣遣唐使，财力负担很重。从任命使臣到出发，需准备两三年，包括造船，筹办礼品、衣粮、药物、薪俸、留学生和留学僧在唐费用等等。采取南岛路和南路时，还不掌握季候风规律，海上惊涛骇浪，随时会把船裂为两截。几乎往返途中总有船只遇难，只有一次来去平安。因此，遣唐使不仅出发前祷告神佛，航行中还祈祷佛教的观音、神道的住吉大神以至新罗神。受命为遣唐使虽是荣誉，也有人怕危险而畏缩不前。采取北路时，遣唐使平均约7年半一次，以后由12年半到20年一次。838年以后，经过55年才考虑派遣，最后终于停止。这固然与日本吸取唐文化趋于饱和，和唐朝之日益衰落有关，同时，也由于负担沉重和航行艰险。9世纪以后，往来中日之间的唐朝和新罗商船大为增多。唐朝商船掌握季候风规律，一般七月间乘西南风赴日，三四月或八月乘东北风返回。这些商船航程需时较短，遇难可能较少，往来的间隔也较短。因此出现不少短期勾留的还学生，如日僧惠萼在9世纪中叶曾3次来往中日之间。遣唐使虽然停止，并没有妨碍中日文化继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