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士大夫风俗
1、形容做事公正,没有私心的成语
大公无私。
清.龚自珍《论语》
释义:追求最大的公正,没有一点私心。
当官而行,不求利己。
唐.韩愈《为裴相公让官表》
释义:当官做事,不追求私利。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礼记.礼运》
释义:天下为公是上古人们遵循的道德。
奉公如法,则上下平。
《淮南子.兵略训》
释义:办事公平执法,从上到下的人都信服。
不私而天下公。
汉。马融《忠经.广至礼章》
释义:不狭私心秉公办事,天下自然也就公正了。
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
《淮南子.兵略训》
释义:做事公正而没有私心,说一句就能使千千万万的民众团结一致。
公则一致,私则万殊。
宋。魏了翁《论士大夫风俗》
释义:出于公心就协调一致,处于私心就会各有打算。
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尚书.周官》
释义:官员大公无私,百姓对官员的诚信就会回来。
国耳忘家,公耳忘私。
《汉书.贾谊传》
释义:为国家办事就要忘掉自家的事,办公事就要忘掉私
2、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士大夫是我国历史上对于古代官员的一种称呼,他们所处的职位是文官,因此不必像武官一样打兵打仗,只需要每天按时上朝,给皇帝提供治理国家的政策就可以了。在古代,这个职位就像现在的公务员一样,大都是为国家做事,他们也是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创造者。也正因如此,许多士大夫因为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而青史留名。
也正是因为士大夫的工作主要就是在朝堂之上出谋划策,因此朝堂之下,他们没有别的工作,娱乐的时间就比带兵打仗的将军要多得多。所以有的士大夫们除了每天早上上朝之外,还会在下朝之后去酒楼或者其他地方听听戏曲,潇洒快活。
当然,除了这些尽想着娱乐的士大夫,也有一些士大夫比较认真负责,他们在朝堂之上据理力争,为自己提出的政策辩驳,同时下了朝以后,他们也没有立马走开,而是请求皇帝再跟他们探讨政策的优劣,直到皇帝允许他们离开。士大夫们大都想要有一番作为,因此只能对朝堂之事多与皇帝接触,以谋更好的职位。
所以士大夫们的一天主要就是早上起早上朝,在宫殿外等待皇帝出现,等到皇帝出现,再根据上奏的折子进行一一讨论直到出了结果。上完了朝以后,大都已经到了午饭时间,有些大臣离得近,便会直接走路回家吃饭,有的大臣离得远,则坐马车回去。当然,也有一些大臣会被皇帝留下来用膳,不过大都是一些受皇帝重用之人。吃过饭后这些士大夫们还会回到自己的职位继续工作,到了晚上则都是休息时间,可以选择读书或者出去游玩。所以相对来说士大夫们的一天还是比较轻松的,主要还是看个人是否愿意一直在岗位上奉献自己。
3、为何说中国传统士大夫,有妾妇心态与审美情趣?
我们说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是有妾妇心态与审美情趣,这是因为中国古代一直以来奉行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古代不论是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实行了君主专制,可是在秦始皇没有同意六国之前,差不多那也是实行的君主专制,反正国家就是一切以皇上为主,一切听人皇上的差遣和侯令。我们的古代,实行的大一统,着大一统不仅是在土地上的,也是在经济,文化,政治,甚至是思想上的而大一统。而士大夫的命运则是完完全全就掌握在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皇帝手中。说白点就是皇上让你往西,你绝对不敢往东。
古代的读书人基本上都是把能够在朝廷上做官作为自己的一生的抱负。我们知道古代的读书人要想做官,基本上都是要通过科举考试的,而这科举考试也是很难的,就是说即使你是非常的有才华,你也不一定能够通过科举考试的。而士大夫们历经了千辛万苦,才从许许多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做上了官,那肯定是老老实实的做,不敢有任何的闪失,生怕自己一个闪失,就把皇帝给惹怒了,而自己的这辈子也就这样的完了。
所以士大夫在面对皇帝,即面对自己的工作这一方面,确实时充当着妾妇的角色的。因为士大夫们对于皇帝有种患得患失的感觉,生怕自己在那个方面有一个不注意,自己就会招来杀生之祸,或者是被皇帝贬官。
而这个就和妾妇们非常相似了。因为妾妇们也是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得到自己丈夫的欢心,如何才能得到丈夫的宠爱。她们对自己的丈夫也是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的,因为她们的丈夫不是她一个人的。
4、士大夫在古代是怎样的?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师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者,则群聚而笑之。”《石钟山记》:“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训俭示康》:“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五人墓碑记》:“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 “士大夫”是战国出现的一个新概念。 在此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后。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仍用“大夫士”。《荀子·礼论》载:“大夫士有常宗。”《吕氏春秋·上农》载:“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大夫士与士大夫表面看去只是前后颠倒了一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士大夫指的是阶层,它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分而言之,无论在春秋以前或战国,大夫都指有一定官职和爵位的人,社会地位比士高。为什么从战国开始,士常常冠在大夫之前呢?这是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士大显身手的结果。一些出身士的人,靠着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出现了一批布衣卿相。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的大夫与春秋时期也不大一样。春秋时期的大夫,大部分是靠宗亲分封而来的,并且是世袭的。战国时期的大夫正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和爵位,大夫中多数不再是靠宗亲分封,一般的也不再世袭,它们中的多数是由士升上来的。"士大夫"是上述情况在观念上的反映。从时代看,这一概念在战国中叶以后才流行开来。从内涵上考察,士大夫主要包含如下两方面内容:
5、何谓封建士大夫精神
我的补充:【杂论】 士大夫精神:不为五斗米折腰,《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君子:有教养、有德行的人;固穷:安守贫穷。指君子能够安贫乐道,不失节操。天地情怀 ,你可以分三部分论述, 天,地,人,何为天,何为地,人在天地中是个什么状态。这所涉及的是中国古时文人的终极价值,这是士大夫精神的根本所在。 它宽宏大量,不为五斗米折腰。它有着大无畏的精神,为他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这便是士大夫的高善的品质。还有这样几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魏晋乱世,所以黄老之术盛行的原因在此。另有文天祥之流的忠烈之士,心忧天下,以节死国;更有秦桧这样的奸佞小人,实是儒学教育的败类。 【宋朝士大夫精神】 一个改革家,特别是一个失败了的改革家,在他的生前身后,往往会非议甚多,以致盖棺难以论定。然而,主持宋代第一次重大改革“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则是个例外。朱熹评论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刘宰评论他:“本朝人物,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范仲淹的改革同道韩琦评论他:“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宋代最大的改革家王安石评论他:“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前贤渺远,近哲可师。在宋代,乃至后世,这个失败的改革家,则成为士大夫精神世界中的圣人。 【概述】 士大夫精神是文以载道,这个道,就是精神的所在(这是韩愈说的我认为可以)。因为士大夫阶层要比孔子学说早的很,以至于我们经常把孔子的对士大夫的说法当成经典,是有些不合时宜的,因为他可能去除掉一些本是士大夫一些人本的概念和功利主义,因为这不符合儒家的“仁政”及尊卑上有的观念。再者道家的也不能很好的说明士大夫的精神,道法自然固然是好但不符合士大夫的功利主义及阶级思想。可以说士大夫阶级是儒家,道家及其他学说研究的基本模型,它们从不通的视角理解和观察这阶层的思想及动态来完善他们的基本学说。 有些人说这不确切,我说是不确切因为这只是我的思考结果。那么我说下我是怎么思考到这的。首先,我从士大夫阶层的发展来看,士大夫阶层最繁盛的时候应该在战国中叶,那么战国中叶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原本是只有靠贵族才能平步升云的士发展成为一个阶层哪? 那就是在战国中叶发生了,"天下之枢"--韩魏与合纵、连横斗争,这是什么样的"天下之枢"的斗争;军事地理学上的“枢纽区域”.也叫做“锁钥地带” ,指的是处于交通要道,在对立作战的双方或数方中间的“兵家必争之地” 。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夺取、控制了这一地域,可以阻挡敌方的进击,使自己能够向几个战略方向运动兵力,获得战争的主动权。战国中期的枢纽区域,由位居中原腹地的韩、魏两国构成、下面韩、魏两国的特点: 处于东亚大陆的中心,控制了当时中国几条重要的水陆交通干线、如通往东西方的陆路有:甲、豫西走廊,西端的重镇阴晋、陕、焦、曲沃属魏,宜阳和东端的成皋,荥阳与管属韩。乙、晋南豫北通道,其西端的少梁(临晋)、蒲坂、皮氏,东端的宁、共、汲属魂,中段的上党、轵道分属韩、魏。连接南北方的大道则由燕赵南下,进入魏地的邺、朝歌,渡过黄河,经韩之管城(今河南郑州)、国都郑(今河南新郑),直赴楚国的方城。魏都大梁,居豫东平原,所以交通便畅,无往而不利。“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摘自:《战国策·魏策一》。]。联系全国两大经济区域——关中与山东的水路,是由渭水入黄河,历三门、孟津,到达韩之荥阳、魏之延津。黄河中游河段两岸多是韩、魏领土,几处重要渡口如陕津、武遂、河阳、白马俱在其内。荥阳又是黄河与济水的分流之处。自魏惠王开凿鸿沟运河,将济水与沙水、泗水、淮水联结起来,河淮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运交通网,韩之荥阳与魏之大梁都是总绾几条河道的枢纽。从那里出发,既能溯河而上,进入秦境;又可以沿黄河济水或鸿沟诸渠,到达山东与江南。如《史记·河渠书》所言:“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泅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渠淄济之间。”因为韩、魏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交通方面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两国家的兵力又不够强大,所以引起了政治家、军事家的瞩目,成为战国中叶几大强国争夺、控制的热点,被认为是“中国之处而光下之枢也”。 其次是综合实力略弱于齐、秦、楚等强国。洪迈《容斋随笔》卷曰“魏承文侯、武侯之后,表里山河,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而惠王数伐韩、赵,志吞邯郸。挫败于齐,军覆子死,卒之为秦困,国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数世不振,讫于殄国。”张议则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摘自:《战国策·魏策一》。]。韩的疆域在七雄中最小,而且多山,土地瘠薄,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国家亦因此贫弱、张议为秦连横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摘自:《战国策·韩策一》。]。 再次,韩、魏两国因位于天下之中,四面受敌,尤其是被齐、秦、楚三强包围,在军事上处在十分不利的状态,使本来不足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例如《韩非子·存韩》曾言:“大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战国策·魏策一》载:“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漕廋,不下十万。魏之地势,故战场也。魏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吴子·料敌》亦载魏君日:“今秦胁吾西,楚带吾南,赵冲吾北,齐临吾东。燕绝吾后,韩据吾前。六国兵四夺,势甚不便,忧此奈何?”韩魏的较弱国力与地理特点造成了它们在群雄割据混战中的被动,在军事战略上,不得不注重守备,较多地采取防御的做法,《商君书·兵守篇》曾详细论证了这个问题[注:《商君书·兵守篇》:“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四战之国好举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四兴军,故曰国危,四战之国不能以万室之邑舍巨万之军者,其国危。故曰:四战之国务在守战。”。],总结说:“四战之国务在守战、”从史实来看,若无大国支持,韩、魏尚不具备与其它强国(齐、秦、楚)对抗的能力。公元前318年,以三晋为主的五国合纵攻秦遭到失败,就表明了这一点。 另外,由于韩魏四面临敌,国力较弱,在复杂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得不注重审时度势,结交和依托强国,以求生存发展、韩魏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数十万兵力,使之对周围邻国的安全及争霸扩张具有重大影响;与其联盟,力图控制和利用韩魏,被当做这些国家军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故此,韩魏所在的枢纽地带是这一历史阶段列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心,并成为“合纵’、连横”思想的发源地。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多出于韩魏,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如张仪、公孙衍、范睢、姚贾,苏秦与苏代、苏厉兄弟(周人,国土被韩包围)。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亦称:“春秋以降,诸子并立。……故河北、关西,无复纵横之士。韩魏、陈、宋,地界南北之间,故苏、张之横放(原注:苏秦为东周人,张仪为魏人),韩非之宕跌(非为韩人),起干其间。”这既取决于当时险恶多变的国际形势,也和当地居民善于机巧权诈的风俗对政治的影响有关[注:《汉书·邹阳传》:“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战国策·秦策三》载秦王曰:“寡人欲亲魏,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 从上诉所看,这个斗争是很激烈以至于各个国家雇佣很多的说客、门生这就相当于现在的智囊了,他们要研究纵横捭阖的权术建功立业。看看那些接六国之相印的人,和恐士大夫的精神的缺失与否。当然,士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他的思想政治观点的表现就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值得引以自豪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儒道墨法诸子纷纷粉墨登场,然而,历经岁月的沧桑和历史的汰选,“士”这一阶层也逐渐发生变化和重新组合,其中,儒法两家渐露峥嵘,成为当时“士”的主要思想信仰和精神支柱,这就是儒法合流。儒家在精神上统治人民,法家作为权谋,二者结合,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同时“士”又掌握着统治大一统的幅员辽阔的中国所必不可少的信息的工具--------文字,统治阶级要使自己的政权得以长期延续,吸收他们进入统治集团是必然趋势,这样,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一个阶层--------士大夫阶层就出现了。当然,这只是士大夫的雏形,他的最早成型与武帝的“独尊儒术”,这使得那些信仰儒家的士者统一起来。成熟于明时的“科举制度”,规范了它。 今生,随着科举制度在清末的没落,伴随着士的阶级也就走到了尽头,他的存在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也是创造者,在他为中华历史长河中谱写千年来的旋律在近代也慢慢消声,现代人所追寻的士也只是先人们的影子罢了。我尊敬士这一族,因为他们的贡献,我痛恨这一族,因为他们的得失。
6、宋史柴中行传”翻译
【译文】
柴中行,字与之,余干人。绍熙元年(1190)考中进士,被授予抚州军事推官。权臣韩..胄禁道学,考校文字,转运司传檄文,让柴中行自己讲伪学的错处,柴中行奋笔写道“:我从小读程颐的书才考中进士,如果认为是伪学,不愿考校。”
柴中行调任江州学教授,母亲去世除去丧服后,他被广西转运司召用为干官,统帅要荐举他,派自己的门客试探柴中行,柴中行严肃地说:“身为大帅,而称别人为恩主、恩相,我感到这很可耻。不要玷污我!”他负责昭州政事,免去丁钱,减少苗斛,赈济贫困。转运司委托柴中行去巡视属郡民情,他由桂林属县经柳、象、宾州进入邕管,询问百姓的疾苦,先处理各种事情而后汇报,除去盐息使远地百姓受惠。嘉定初年,柴中行被差遣为主管尚书吏部架阁文字,升为太学正,博士。百官轮次奏事,他首先论说君主的威严被侵夺那么国势就轻;其次论说士大夫寡廉耻、少骨气,应该培养天下刚毅果敢的风气;最后论说权臣当政,包庇成风,现在旧习仍在,应采用先朝严惩赃吏的法令。他认为太学是风教的先锋,童子科复试胄子舍选,有恃势营私的,柴中行向长官提出,守法无私。他升为太常主簿,转为军器监丞。
柴中行出朝任光州知州,他严格保伍法,精练兵卒,增辟屯田,城壕营寨、器械粮草,全都齐备,治理政务的成绩是淮右之首。又逐条规定离边境最近、离边境稍近的地方,有紧急事应上奏朝廷,大概说:“边防兵应像蛇一样,首尾相应。草寇合兵进犯,那么邻道来救援,草寇分兵袭击,那么邻郡来救援。援兵多,虽危险但不会失败。”又说:“淮、襄的土豪丁壮,过去用兵时,对那些倾财效力的人,朝廷没守信用,不给以赏赐,应该立即加以补救,也可以使他们情绪激昂,为国效死力。”
柴中行升为西京转运使兼提点刑狱。他认为襄阳是自古以来必争之地,守备尤其应该周密。当时任边帅的人政令烦苛,日夜同老百姓争利,柴中行规劝他们,他们不听。当时天大旱,柴中行除去全部酒税,指斥征税官,给酷吏处以黥刑,随后就下雨了。官府收取盐钞赢余过重,赋税日益增多,商人不愿意经营,官府收入日益减少,盐钞日益滞积。柴中行在交通要道出告示,表示盐税一钱不增,商人又集中在这里。柴中行改任直秘阁、襄阳知府兼京西统帅,仍任转运使。江陵戎司移驻到襄州,兵政久已松弛。柴中行向朝廷汇报,考核军队虚实,旧额有军人二万二千,现存的才半数,立即招补缺额。从此朝廷把节制的权力归到帅司。强烈弹劾李珙的不法以惩戒贪官,阐明扈再兴有功以勉励宿将,上关朝廷,下关将帅。
柴中行升为江东转运司判官,不久改为湖南提点刑狱。豪强家习于杀人,或者收养亡命之徒,横行江湖,柴中行把他们都绳之以法。华亭县令贪虐,执法的吏人交相推荐他,柴中行笑着说:“这是想阻止我按规定处理他呀。”最终还是处治了他。柴中行入京为吏部郎官。因为他立志要启迪君心,上奏说喜欢升官、苟同、欺罔,是士大夫风俗的三个弊病。选择曹官的法则被破坏,官吏互相攀援为奸,柴中行遇事都持平公正,不为权势所屈服,因此选官公平。
柴中行被提升为宗正少卿。他上疏说“:陛下刚秉政就把刚德定为治国的根本,改变风俗就用刚德除去权奸,如今可以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但是刚德实在是人主的大权,不能总拿出来而不收回,先前的教训,是可以很好地借鉴呀。”又说“:朝廷用人,表面上显示包容,而暗地里掩饰情迹,内定要任用得宠的人,而表面上故意突出他,让他有机会表现,听到和看到的虽然很好,实际没什么可以使天下人心服的。先前改变风俗,元气已被挽回了。近年想求得清静,十分厌恶人们进言,于是大臣奏事,不是观望就是迎合,不是徘徊就是退避,而当面和陛下争辩的风气不多了,这是掌权大臣的责任。”
柴中行兼任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四月,天降大雨冰雹,雷电交加,边境告急,以致失地丧师,淮甸震动。柴中行马上奏明朝内外有二条失误,朝廷有十条忧患,大概是:“今日的事,是因为君主把天下事都委托给一个宰相,这个宰相又把治理天下的策略只和几个心腹商议,而满朝官员只能相视以目,不敢进言。甚至边境地区有什么请求,很久也不报上来,如果有什么失误,谁来负责?”
柴中行被调为秘书监、崇政殿说书。他透彻地论述说“:往年把道学看作伪学的人,想把讲求道学的人流放到远方,堵塞言路,使忠义的人闭口不言,天下的风气怎能再被破坏成这样呢?”又说“:要想获得人心,不如除去贪吏;要想除去贪吏,不如使朝廷清明。大臣守法则小臣廉洁,身居高位的人以身作则,那么州县小吏凭什么敢胡作非为?”又论说治理内政和外患,分辨君子和小人,大概是:执政、侍从、台谏、给舍的选用,和任命三衙、京尹,都是朝廷的大事,因此选用的人一定是君主亲自提拔的,这样大权不交给臣下。现在或是私谒,或是请见,或是在几个月之前就先定下来,或者是满朝官员不认识。附会的人被任用,争相做妇人做的事,对天下国家的利害安危,不只自己不敢说,而且也不许别人说。大臣被附会的邪说所贻误,边境守臣中真正逃跑的被他们遮掩而认为是受到诬陷,真正怯懦的被他们赞扬成是勇敢,金帛堆在陛下面前,是非混淆,来欺骗国家,欺骗陛下。希望明确诏告大臣,去掉私心,开诚布公。”
柴中行升为秘阁修撰、赣州知州。他治盗有方,赣州地区很清静。他请求辞官回家祭祀,得到允许,因言论被罢官。理宗即位后,柴中行以右文殿修撰的身份主管南京鸿庆宫,理宗赐给他金带。柴中行去世。柴中行著有《易系集传》、《书集传》、《诗讲义》、《论语童蒙说》。
7、唐代士大夫的文化特征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阶级或阶层或集团。近年来,与士大夫相关问题的研究有许多,但恰恰对士大夫本身的研究不多见。特别是有关宋以前士大夫的研究,成果更少。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以下简称为《史稿》)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在书中,作者对士大夫有一个简单定义,即:士大夫是“官僚与知识分子这两种角色的结合”。“知识分子”有时也用“文人”代替。《史稿》认为,在经过复杂的政治文化变迁——主要是儒生与文吏的融合——之后,“帝国时代的儒生官僚士大夫阶级,以及由其承担的士大夫政治,就演生出来了”。《史稿》进而分析了士大夫在汉以后的发展变化,指出在中古时期,士大夫“几乎成了士族的同义语”,“随着士族的衰微和社会流动的活跃,科举制度破土而出”,士大夫官僚政治“发展到更成熟的形态”
对这种“士大夫”在不同历史时期含义的差别,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也有简洁说明。书中说:在7—12世纪这六个世纪中,“那些自称‘士’、‘士人’或‘士大夫’的人支配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然而,士的身份随时代而变化。在7世纪,士是家世显赫的高门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体;在10和11世纪,士是官僚;最后,在南宋,士是为数更多而家世不太显赫的地方精英家族”
包弼德的定义不太精确。首先,他将“士”、“士人”、“士大夫”混为一体,没有区分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第二,所谓“高门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体”,所指也不太明确。到底是“高门大族”呢还是“精英群体”
虽然如此,包氏指出“士”(在他看来“士”就等同于“士大夫”)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含义,对理解“士大夫”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含义还是有启发和帮助的。
现在学术界都在讲“研究范式”、讨论在研究中应使用西方概念还是东方概念的问题。我以为,要研究中国历史,首先还是要立足于中国人在历史著作中使用的概念,要认真探讨历史著作中所用词汇的真正含义并作为研究其他问题的起点。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宗旨。换句话说,本文是从分析词汇入手去研究唐代的“士大夫”问题,重点在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而并非去研究有关士大夫的全部问题。
由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拥有了比前人更大的便利。本文主要以两《唐书》为中心来进行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电脑来检索“士大夫”在两《唐书》中的使用情况。
但《宋史》使用“士大夫”一词远多于两《唐书》应该是无庸置疑的。这说明士大夫阶级在宋代已经形成并成熟;“士大夫”一词在宋代已经是一个概念相对清楚、含义比较明确的称谓了。《新唐书》作于宋代,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影响。因此让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新唐书》使用的“士大夫”一词要多于《旧唐书》,而且是在两书共有的记载中,《新唐书》将《旧唐书》的哪些词改成了“士大夫”;同时,又将《旧唐书》的哪些“士大夫”改为其他词。这些改动构成了“士大夫”一词在唐宋间的词义变化,当然它也就是士大夫阶级所具有的内涵发生变化的直接反映。
按“士大夫”指“高门”或“士族”,是南北朝旧义。《颜氏家训》卷四《涉务第十一》有云:“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这里的“士大夫”显然指门阀士族。到唐代特别是唐前期,如上所分析的那样,“士大夫”仍然指士族高门。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例:《隋唐嘉话》卷下有云:“代有《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见录。”这里的“士大夫”指“士族”就更明显了。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士大夫”一词中“士族”的含义越来越淡薄,到宋代,一般就不再用“士大夫”来指称“士族”即“旧地”、“高门”了。
同时,在唐代特别是唐前期,“士大夫”一词还没有“承担舆论评判责任群体”的含义。那么此时,指称那些承担舆论评判责任群体的是什么词汇呢?除去前面提到的“士友”、“议者”、“时人”等外,使用更多而且更固定的词汇,我想应该是“士君子”。
8、宋代士大夫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宋代士大夫文化的主要特点:1.轻财急谊,并不吝啬,援助族人、乡里中的穷人;2.调停纷争,据理调停族人、乡里的种种纷争,不必上诉地方官;3.轻视功名利禄;4.志在性理之学;5.合乎礼教。如有官职,则应有能力处理不法行为,作风清廉。
理想的“士大夫”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但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上承唐末五代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思想领域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改变五代沦丧的士风,重振纲纪,光大儒家的道德理性主义.
9、士大夫风格是什么?
士大夫作为古代士人,他们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权利。在他们行为处事中,自然造成了一种风格,既带有古代文人特有的酸劲,也带有为官者所具有的权势。因而,它们是多方性格的揉合,也是结晶。
古代为官者都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因而,在它们身上体现了一种以天下为已任的雄心壮志,表现出--豪情满天,风流倜傥。
一旦人生或官场不得意,那么,只好独善其身了。也就是楼上那位仁兄所言,---清高(即为人清白正直,又带有孤癖)。如陶渊明---淡泊明志,清闲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