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风俗

1、楚辞的节日风俗

楚辞节日风俗
一、楚辞内容

楚辞利用楚地（今指湖南、湖北一带）的声韵方言，描写楚地的山川地貌、历史、人文风俗，具有浓烈的地域文化色彩。西汉末年，刘向将战国时期楚国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后来模仿屈原的汉代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作品汇编而成，共计十六篇，定名为《楚辞》。

楚辞主要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他人为辅。其中，屈原作品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作品有《九辩》，东方朔作品有《招隐士》《七谏》，王褒作品有《哀时命》《九怀》，刘向作品有《九叹》，其他有争议，没有定论的作品有《招魂》《大招》《惜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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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楚辞特点

楚辞公认是与《诗歌》并峙的一座诗的丰碑，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格式，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直接创造了骚体和赋体两种文学形式，其中大量使用“兮”字，构成了骚赋与其他文学作品最明显的外在标志。其中骚体，对两汉魏晋影响极大，包括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帝王作品，都是骚体的典型代表。《垓下歌》传世名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大风歌》传世名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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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楚辞文学贡献和世界影响

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极大，几乎每个文学领域，以及文学体裁都不同程度受到楚辞的影响。汉赋直接模仿楚辞的文学模式，比如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曹植的《洛神赋》这些经典文学诗篇。唐诗方面，楚辞拓展了诗歌的方向，比如招隐诗、游仙诗，政治咏怀诗，现实诗，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更是大放异彩，李白、阮籍的诗歌更是将浪漫主义发挥到极致。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从表现手法或写作题材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受了楚辞的影响。

2、对楚辞体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楚地的哪一特别风俗

楚辞[1] 体是战国中晚期产生于南方长江流域楚地，由楚国的诗人吸收南方民歌的精华，融合上古神话传说，创造出的一种新体诗。楚辞体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一次大的解放，也开启了我国史诗上的第二个春天。楚辞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篇幅和容量可根据需要而任意扩充。形式上的活泼多样使楚辞更适宜于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
楚国踞南，蛮夷之国，文化来源，与周同受殷商影响，楚庄王时，势力急张，以北进取，南北文化，水乳交融，中原高度的思想文化大大地为楚国吸收。到了战国，南北文化之汇更显，诗经移植于南方足可证，当时，楚国君臣上下，说起话来，诗经朗朗，此等移植，开始之时，多用于外交辞令，后来渗入楚文学，感染文人的思想。
《诗经》的作品主要产生在北方黄河流域，其中虽有某些不知名的文人作品，但多数是淬于中原地区的四言体的民歌，其写作年代大致为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此后诗坛却沉寂下来，直至战国中晚期。一种比《诗经》作品更富有个性，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结构宏伟，句式新颖，灵活的新型诗体出现了，这就是产生于南方长江流域楚地的“楚辞”。屈原是楚辞的奠基者和代表作家，是楚辞体诗歌的创始人。“楚辞”这一新文体的产生有以下原因。
首先，从楚辞体的艺术形式特色来看，它与楚地的原始神话和巫觋，工祝的有关宗教活动就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从屈原的作品《九歌》、《招魂》、《天问》等来看，无不在这方面有着鲜明的烙印。
其次，楚辞的产生与楚地的乐曲和民歌也有着密切关系，在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音乐和民歌被称为“南音”或“南风”。
从楚辞作品中看到，其篇章体制均是比较长大的，特别是与北土的乐歌《诗经》作品相比，更显示出其宏伟繁复。另外，将新型诗体楚辞与《诗经》作品相比较，除了上述的一些艺术形式上的特征有所不同外，最为明显的是句式，语调方面的不同。《诗经》作品主要为四言体，篇幅不大，以重章迭句的形式构成，屈原的楚辞作品则为长句，大量使用“兮”字语吻词，特别是后者，几乎成为楚辞体最明显的标志。

3、楚辞有什么特色？

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汉人有时简称它为"辞",或连称为"辞赋"。又由于楚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所以后人也有以"骚"来指称楚辞的。如萧统《文选》中的"骚"类、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辨骚》篇，就是对整个楚辞而言。从汉代开始，"楚辞"又成为屈原等人作品的总集名。 楚辞渊源于中国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它受着《诗经》的某些影响，但同它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还是在南方土生土长的歌谣。楚地早有歌谣，据刘向《说苑》记载，约公元前 6世纪有《越人歌》和《楚人歌》。《论语》载孔子曾听到《接舆歌》，《孟子》中也有《孺子歌》等等。可是这些楚地歌谣仅一鳞半爪地存于历史记载中，只是到了战国中期，屈原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出现于楚国文坛之后，楚辞才形成一代文学样式。 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出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一些楚辞作者。据《史记》记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和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秦兴，楚辞未有发展。汉初，楚的文学艺术得到复苏。这大概同汉皇室及大臣多楚人有直接关系。汉高祖刘邦就是楚人，他所作的《大风歌》等就是楚声，他的宠姬戚夫人会楚舞，他亲自为她唱楚歌。西汉前期几个皇帝都曾"征天下能为楚辞者"。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屈原作品受到重视，另一方面通晓楚辞的人也受到宠幸，如《史记·酷吏列传》载朱买臣"以楚辞与（庄）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此外不少人活跃在朝廷和诸侯王国内，以楚辞体从事创作。今存王逸《楚辞章句》中，还保存了西汉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等人的作品。他们虽然大多只是从形式上模拟屈原的作品。有的甚至"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朱熹《楚辞辩证》），但由此可以窥知当时楚辞受重视的程度。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辞约于西汉前期已成为屈、宋等人作品的总称。《史记》、《汉书》在记述西汉事时，或者以《春秋》与"楚辞"对举，或者把"六艺"与"楚辞"并列，都表明此点。西汉末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刘向领校中秘书，整理屈、宋诸作品，始编定《楚辞》。虽然东汉末郑玄、晋代郭璞等在注释其他典籍场合，引述屈原作品有时还以"离骚"来代称楚辞，但作为总集名称的《楚辞》，已流传于世。至于《楚辞》这一总集的篇目、卷数,王逸《楚辞章句叙》里曾提到:"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则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16卷,是为总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17卷，而各为之注。"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久已亡佚。只有王逸的17卷本《楚辞章句》流传至今，可以略见《楚辞》原本的大概。 第一个为楚辞作品作传的，是汉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他在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受武帝之命作《离骚传》，此书失传已久，只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离骚序》里还有片断征引。自刘安以后，为楚辞作注的人渐多。如班固、贾逵、马融等，但这些注都没有流传下来。 安帝元初初年，王逸作《楚辞章句》。这就是现存最古的《楚辞》注本。以后，历代学者又对《楚辞》作了大量研究，产生了许多专著。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诗》、《骚》并称，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特别是《楚辞》中的屈原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浓郁的情感、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它的比兴寄托手法，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且能开拓到篇章构思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楷模。而它对其后的赋体、骈文、五七言诗的形成，又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诚如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汤炳正）

4、《诗经》与《楚辞》关于理环境对形成两者不同的风俗有怎样的影响

诗经描述的北方生活，其描述方法也很直白，较为直接、坦率；离骚描述的楚地的风情，在描述上以想象为主，更多的有浪漫主义色彩。它们之间的不同，既表现了当时南北地区的思维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的后代风俗的形成。

5、从屈原作品中举例,说明"楚辞"所具有的地方特色.

楚辞大量地使用楚国的方言,如《离骚》中语气词“兮”“些”“羌”“只”等的运用,不但数量多,而且还成为语言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增强了楚辞的地方特色。特别是“兮”字的运用,及其在句中的不同位置,在诗的节奏变换和表情达意上,都具有一定的作用。楚辞运用了很多双声迭韵和联绵词,也增加了诗句音节的谐适美。在形式上,它打破了四六言格律,利用民歌的自然韵律。以五言为基础,每句有动词,文学意味深厚, 因此 , 它成为我国文学的主干

6、楚辞的特点是什么?

楚辞体的整体特点是结构宏伟、想象丰富、句式灵活,以屈原、宋玉等为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包括屈原《离骚》、《九歌》、《九章》等。
它采用楚国方言，运用楚地声调，记载的是楚国的地理，描写的是楚国的风物，“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因而富有楚地的地方特色。它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善于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和神话故事，表现思想感情，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句子参差不齐，形式活泼自由，多用“兮”字，语句曼长流利，灵活多变，有停顿，有延伸，委婉而多情致。
《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中原文化的影响，楚地民歌、巫风文化、楚国的地理风物、方言声调等的影响。
除此而言，“楚辞”的名称，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讲，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体诗。从总集名称来讲，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今存最早的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7、什么是楚辞？

《楚辞》的作者是屈原、宋玉、严忌、刘向、王逸。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相传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

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文学贡献

《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广的影响，几乎每个文学领域，各个不同的体裁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

郑振铎在《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一文中给予《楚辞》极高的评价：“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的作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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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

浅谈楚辞的产生
我国战国时代末期，在江汉流域的楚国，出现了一种瑰奇雄伟、深沉真挚、悲壮奔放的崭新诗歌，这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所开创的楚辞。作为一种诗体，楚辞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浓厚的地方色彩。它被称为“楚辞”，就是因为它“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宋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屈原以后，在楚国和汉代都有一些人用“楚辞”这种诗体来进行创作。大约到了西汉末年，许多“楚辞”作品就被编为一部总集。但是无论作为文体或诗歌总集的名称，“楚辞”一词永远是与屈原的名字分不开的。 楚辞连同它最伟大的作者屈原之所以产生于楚国，并非偶然，它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楚国建立于西周初期，当时“辟（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昭公十二年》）。经过楚国人民的长期奋斗，到了春秋时期，已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史记·货殖列传》），“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左传·宣公十一年》），得以纵横于江汉流域。春秋晚期，楚国就有了中原地区很少见的冶铁业，近年在河南淅川县发掘的楚墓中，发现了一支玉柄铁匕首，更说明楚国冶铁业的进步。经济的高度发展给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应该记住，远不是一切‘上层建筑’都是直接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发生联系只是间接的”（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因素”》）。楚国发达的经济，只是给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某种艺术形式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生根于传统文化，并受着社会、时代的制约。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 首先，发达而又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孕育着伟大的诗人，它是楚辞产生的土壤。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一样，在原始时代有着丰富多彩的神话。当中原地区的正统经典把古代遗留下来的美丽神话一概加以“历史化”时，地处南方的楚国仍然存在着许多瑰丽的神话；《汉书》就说，“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这样的风俗，在神话传说的保存和流传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楚辞《九歌》是经屈原加工过的楚国民间祭神的乐歌，其中就可以看出楚地的风俗是如何富有神话的意味和色彩。在《离骚》、《天问》、《招魂》等诗篇中，神话素材经过屈原的精心结撰，都产生了极大的艺术魅力。同时，神话传说扩大了诗人驰骋想象的空间，丰富了屈原创作的内容，为积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道路。 楚国山川佳丽，物产丰富，楚国人民，特别爱好音乐舞蹈；而巫风的盛行，更推动了音乐舞蹈的发展。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也说明，楚国人民比中原列国人民更为能歌善舞。这也直接影响了诗歌的创作。王国维就认为《九歌》是后世戏剧的萌芽；闻一多更改写《九歌》为歌舞剧。同时，自然风光不仅陶冶了诗人的性情、丰富了诗人的想象，而且还提供了诗人借以抒情的素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说：“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这确实是屈原得天独厚的地方。 其次，中原地区传统的和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与屈原和楚辞的产生也有密切关系。《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多方面描写了现实生活，表现了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艺术手法上，它大量运用比、兴，获得了显著的艺术效果。在南北文化的交流中，《诗经》给楚辞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楚辞中的比兴手法和面向现实的精神，显然继承了《诗经》的传统。 国、积极奔波，在统治者中寻找“知音”；而列国君主也愿意倾听他们的游说之辞。这一时代特色，使士所写的说理散文，词章宏丽，感情激越，富有说服力。为了更有说服力，这些散文也大量运用比喻、寓言，使文章更为曲折、生动。百家争鸣及其相应的散文发展，也给屈原的创作以很大的影响。诸子百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屈原作品中更有鲜明的反映。由于这种种原因，所以对屈原来说，象《诗经》那种简单的文体和质朴的语言，似乎已不能充分表达他的思想、抒发他的感情了。因此，他便以楚国民歌为基础，并提炼诸子散文的语言融入诗歌，开创了楚辞这一崭新的形式，在诗坛上开辟了一代新风。 中国古代著名文艺批评家刘勰说得好：“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而屈原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诗人，除了上述客观条件外，与他本身的主观努力分不开。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前278年①），名平，秭归（今湖北秭归）人，他相信自己有很好的禀赋。相传古帝颛顼高阳氏是楚国的祖先，而屈原的家族正属于楚王族的一支。屈原降生的那天，正当太岁逢寅（旧星历学称为摄提格，即《离骚》所说的“摄提”）的那年正月庚寅，年月日都符合“人生于寅”的观念，他父亲便给他取名为“平”，字叫“原”，与其生日相配合。平，平正，天的象征；原，广阔而平坦的地形，指大地。这样，屈原的名、字与生辰就包含了天地人三者统一的意义。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屈原看来，当然是幸运而又值得骄傲的事。但屈原并没有沉醉于这种幸运之中，他知道：“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抽思》），所以，他十分珍惜光阴，努力自修：“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离骚》）。坚持不懈地追求高洁的品格：“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桔颂》）。坚定执着地追求真理、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 屈原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古代的兴衰治乱进行了研究，屈原作品中常常称说古代圣君贤臣成功的事迹和暴君奸人失败的教训，而其中绝大部分还是北方的史事和神话。《史记·屈原列传》说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这当然是他辛勤努力的结果。 屈原热爱祖国、同情人民，他不仅忠于国家，而且对楚国的乡土山川、风物人情都有无比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有历史渊源，并且与楚国人民是相通的。楚民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它曾参与周武王伐纣的战争而受到周成王的封爵。但在后来，楚国却长期受到中原列国的歧视和敌视，被看作“披发左衽”的异族，被诬称为“荆蛮”。这就促成了楚国人民有比较强烈的国家观念和乡土感情，有一种自立向上的精神。生长在这块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土地上的屈原，把自己的命运与楚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历史发展到战国时代，出现了“大一统”的趋势，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要求。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是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必然过程。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富兵强，朝着平灭诸侯，统一全国的“帝王之业”的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行动。但是，“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战国策·燕策二》），在兼并过程中相当残暴，如秦赵长平之役，秦将白起竟把赵国战俘四十余万全部活埋。充满掠夺性和破坏性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战国策·秦策四》）。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他衷心希望楚国强大起来，要求楚王仿效尧、舜、禹、汤等圣君贤王修明法度、举贤受能；他以古代著名的贤臣良佐皋陶、伊尹等人为榜样，想依靠楚国的力量，用德政的方式统一整个中国。 屈原有如此伟大的人格、渊博的知识、非凡的才能、崇高的政治理想，所以，才由屈原的手创造了璀璨绚丽的诗篇，屈原才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韩愈《送孟东野序》），这正是“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的道理。 然而，上述种种对一个伟大诗人的产生、一个划时代的文学的开创固然缺一不可，而所谓“契机”也必不可少。“某个伟大而坚强的性格，由于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刺激的因素，往往默默无闻”（丹纳《艺术哲学》）。 这个“机会”，这个“刺激的因素”，就是楚国的动乱、衰败，就是屈原个人的极度不幸。这对楚国人民和屈原个人是非常不幸的，但对于屈原的创作又是不幸中之大幸。 屈原生活在大动荡的战国后期，诸侯各国面对强秦的威逼，产生了联合抗秦的“合纵”政策，而秦国则千方百计地分化“合纵”，即所谓“连横”。著名纵横家苏秦在当时曾下过结论：“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刘向《战国策·叙录》）。屈原清醒地认识到“合纵”或“连横”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楚国的存亡。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力主联齐，并几次出使齐国为之奔波。然而，“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战国策·中山策》），以楚怀王为代表的腐朽势力，根深蒂固，占了绝对优势。他们“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怀沙》）。不仅屈原遭到他们的嫉恨、迫害，而且联齐抗秦的主张也被抛弃。这样，形势必然朝着屈原所预感到而又极不愿出现的方向发展，楚国得罪了盟邦齐国，在与秦的战争中又屡屡失利。这使屈原十分痛苦，但他仍坚信自己的主张，绝对不肯妥协，因而也就遭到进一步的迫害和打击。在楚怀王、顷襄王时竟先后两次被放逐，“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受尽痛苦的煎熬。在流放中，楚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屈原看到了昏庸的怀王竟被骗到秦国以致客死他邦；看到了郢都被秦攻陷。这对热爱楚国、把自己的命运与楚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屈原来说，怎能不悲痛万分？他“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他“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兮而九逝”，他经受不住这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终于在悲愤、绝望中，自沉于汨罗江，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报任安书》）。愤怒出诗人，正是由于放逐、亡国等巨大的痛苦，才使屈原“发愤以抒情”（《惜诵》）。 惊心动魄的现实，使屈原对生活有着更深刻的感受，这正是造就屈原的“刺激因素”；也是产生楚辞的直接原因。从屈原的作品看，除了祭神的《九歌》大约作于他政治失意前外，其余都是他在被放逐后用血泪写成。其中有对祖国的讴歌，对人民的同情；有对楚王的大胆揭露，对佞臣的无情抨击。他驰骋想象抒发着强烈的爱国激情。这些悲壮奔放的感情结晶，也就构成了楚辞的主体。 屈原的楚辞，标志了战国时代诗歌的艺术成就，并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它一问世，文人们便“惊其文采，竞相仿效”（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但很多人仅仅看到楚辞这新奇的形式，而不知道华丽的文辞只有在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后才能放射光芒。脱胎于楚辞的汉代辞赋，文辞虽华美富丽，铺排渲染，但内容空泛，因此毫无生命力。而楚辞则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刻的思想内容，成为伟大而不朽的光辉诗篇。①关于屈原的生卒年，历来说法不一，今取郭沫若说。
骚体诗，就是指《离骚》一类的诗。骚体，亦称楚辞体，在《汉书·艺文志》属“诗赋”一类。它起于战国时的楚国，是屈原创立的。屈原以及其他诗人用这种文体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类作品富于抒情成分和浪漫气息，篇幅、字句较长，形式较自由，句尾多带“兮”字。这也就是骚体诗的基本特征。 这种“骚体诗”，较之于屈原以前的诗歌形式，究竟有些什么不同呢？ 一是句式上的突破。屈原以前的诗歌句式，基本上是四言体。这种句式，比起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传说中尧舜时代的三言句式，无疑是一大进步。就它所具有的艺术表现力来说，《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民歌，可以说是达到了它的高峰①。 但是，这种四言句式，毕竟节奏短促、单调呆板，容量也有限。在表现比较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时，它的束缚和局限，就突出地显露出来了。倒是国风中的那些杂言体，如《伐檀》、《行露》等，以及楚国、吴越民间流传的《徐人歌》、《越人歌》、《沧浪歌》等，由于字句参差、节奏自由，在抒发思想感情上显出了长处。 屈原在早期写作《橘颂》时，所采用的还是这种四言体。但到了他受谗被逐，胸中积满了悲愤和痛苦，想要将它化为诗涛喷注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四言体的束缚了。他大胆地学习民间的“俗歌俚句”“不拘于四言”②的经验，有意识地采用民歌中常常出现的五言、六言、七言的新句式，保留咏唱中的语气词“兮”，创造了一种以六言为主、掺进了五、七言的大体整齐而又参差灵活的长句句式。《惜诵》就是屈原突破四言体式而创造的第一首“骚体诗”。 初看起来，“骚体”句式只比四言句式多了二、三个字，但它的作用却是小看不得。这二、三字的增加，使全句的容量一下扩大了许多。而且正如前人在分析七言长于五言时说的那样，由于“每句多两字，故转折而不迫促”，更适宜于“言情出韵”③。因此，屈原“骚体”长句句式的创造，实在是对四言体的一个重大突破。 二是章法上的革新。屈原以前的诗歌，如《诗经》里的国风，一般都采用分章叠唱、反复咏叹的形式；许多诗，只在每章中变动几个字，来表现场景的推移或感情的递进（如《芣苡》、《将仲子》等）。这种形式，与诗歌合乐有关，是乐章形式的反映。它有便于记唱和加强情绪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使全诗的容量相应缩小了。 屈原所创制的“骚体诗”，虽然也合乐，但章法却已大为不同。他放纵自己的思涛，在诗中自由奔泻；或陈述，或悲吟，或呼告，或斥责；情之所至，笔之所到，全不拘古诗的章法。正因为如此，后世有些注楚辞者，想要按说《诗》的办法，也给屈原的诗分一下章次，结果都不免碰壁④。宋人钱果之就看出了屈原的这一革新，明确指出：“古诗有节有章”，屈原之赋却“有节无章”。 屈原“骚体”不拘于古诗的章法，却有自己的章法。他的诗，有发端，有展开，有回环照应，甚至还采用“乱曰”的形式结尾，对全诗内容或主旨进行概括和总结，其脉理是极其分明的。这显示出屈原诗歌既具有“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的创造精神⑤，又具有“以意运法”、“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的“神明变化”的特点⑥。 三是体制上的扩展。屈原以前的诗歌，一般都是直抒己怀的抒情诗。它们往往即眼前景，就身边事，述胸中志，表现一时、一地的某种感触和心境。反映在诗歌体制上，大多只是十多行、数十行的短章。《诗经》中也有一些表现王朝先祖建功立业的史诗（如大雅《生民》、《绵》，鲁颂《阔宫》等），或反映当代政治、军事重大事件，表现朝廷近臣忧虑国事的抒情诗（如大雅《桑柔》、《抑》、小雅《六月》、《正月》等），以及某些农事诗（如豳风《七月》等），在体制上出现了向中、长篇演进的趋势。但总的来说，诗三百篇以短章为其基本体制，即使是规模最宏伟的《閟宫》，也只九章一百二十一句，四百八十四字。 屈原的“骚体诗”，特别是《离骚》，虽然仍属抒情诗，但其所表现的，就不是一时、一地的感触和心境了。他要在极其广阔的规模上，展现自己大半生追求理想美政的历程，和在这一斗争中所经历的欢乐、忧虑、痛苦和失望。这样繁复的生活内容和丰富的思想感情，在短短十几句、几十句的篇章中，是怎么也容纳不下了。为此，屈原一面从《诗经》中那些已经突破了抒情短章体制的诗歌吸取成功的经验，一面又将战国以来纵横家们铺陈排比、恣肆不羁，非把所思所虑说得云诡波谲、淋漓尽致才罢的游说之辞的特点，运用到抒情诗的创作中来，从而把旧诗的体制大大扩展，造出了一种气势宏伟、有着极大容量的长篇体制。屈原的主要诗作《天问》，虽还采用四言句式，体制上却已实现了对于古诗的大突破⑦，达到了三百八十多句、一千五百余言。而此后的《离骚》，则长达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九字，奠定了我国古代诗歌的长篇体制。 四是多种形式的交互为用。“骚体诗”的基本形式和特点，已如上述。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新的诗体，在屈原手上并不是凝固不变、单调划一，而是极其灵活、极富于变化的。屈原适应不同内容的表现需要，无论在句式上，还是在体式上，都不断有新的变化和创造。 从句式上来说，《离骚》所用的就是“骚体诗”的基本句式，即六言长句，但又掺合了五、七言甚至八言，使之参差多变，在节奏上比较舒徐，适合于抒发诗人那沈郁顿挫、悱恻缠绵的感情，表现出回肠荡气的情韵。而《九歌》，则直接采用了民歌中常见的半句加“兮”（如《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的句式，节奏轻快、跳跃，适合于表现娱神歌舞的欢乐、婉转的情调。在《怀沙》以及《抽思》、《涉江》的“乱词”中，屈原又采用了四字一顿、句末加兮的短句句式（××××，××××兮），节奏短促相承，语气劲捷有力，表现出强烈感情的突然迸发。 从体式上说，屈原不仅有“长篇抒情体”《离骚》，表现他那时间上跨度较大、空间上又无往而不及的身世遭际和浪漫主义神游；并在情节结构上创造了客主诂难、问答的形式（“女嬃”劝告、“灵氛占卜”等），使之在“铺叙中有峰峦起伏”、“长而不漫”⑧，有如“黄河百里一曲、千里一直”⑨。而且还创造了《天问》这样“镶琦卓诡”、一问到底的“问难体”，《招魂》这样排比铺张、“艳绝深华”的“赋体”，《九歌》这样由多首短章串联而成的“组歌体”，《橘颂》这样托物寄兴的“咏物体”。如此多变的体式，交互为用，使得屈原的诗歌，呈现出“变动无常，淜浡不滞，体既独造，文亦赴之”⑩的缤纷多姿的奇特景象，真是云蒸霞蔚、璀灿夺目，毫无汉代效颦者的那种板滞、沉闷和单调。 正是由于屈原这富于革新勇气的创造，我国文学史上一种既区别于先前的《诗经》，又有别于后起的五、七言诗的诗体出现了。它的出现，给春秋以来的诗歌体式带来了一次大解放。明人吴景旭说：“经之后、赋之先，天地间忽出此一种文字”，“总览斯文风格，凿空不经人道，自应别名一体，以‘骚’命之可也。”⑾李维桢也称赞屈原“以一人之手，创千古之业。”⑿对屈原来说，这样高度的评价，可谓当之而无愧！
①后世曹操四言诗较之于《诗经》，颇有创新。
②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③见施补华《岘佣说诗》。
④如朱熹说《楚辞》，即每首分章。其《楚辞集注·离骚》说开首四句曰：“此章，赋也……”即是一例。
⑥沈德潜《说诗晬语》。
⑦笔者以为《天问》之作早于《离骚》。拙作有《对〈天问〉写作年代的推测》，载《争鸣》82年4期；《离骚作于顷襄八、九年考》，载《复旦学报》82年1期。 ⑧沈德潜《说诗啐语》。
⑨刘熙载《艺概·诗概》。
⑩陈第《屈宋古音义》。
⑾吴景旭《历代诗话》。
⑿《楚辞集注》明李维桢《序》。

9、楚辞的起源

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都有自己的特点。与此同时，楚国又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吸收了中原文化，也发展了它固有的文化。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就是“楚辞”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首先，发达而又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孕育着伟大的诗人，它是楚辞产生的土壤。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一样，在原始时代有着丰富多彩的神话。当中原地区的正统经典把古代遗留下来的美丽神话一概加以“历史化”时，地处南方的楚国仍然存在着许多瑰丽的神话；《汉书》就说，“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这样的风俗，在神话传说的保存和流传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楚辞《九歌》是经屈原加工过的楚国民间祭神的乐歌，其中就可以看出楚地的风俗是如何富有神话的意味和色彩。在《离骚》、《天问》、《招魂》等诗篇中，神话素材经过屈原的精心结撰，都产生了极大的艺术魅力。同时，神话传说扩大了诗人驰骋想象的空间，丰富了屈原创作的内容，为积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道路。
楚国山川佳丽，物产丰富，楚国人民，特别爱好音乐舞蹈；而巫风的盛行，更推动了音乐舞蹈的发展。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也说明，楚国人民比中原列国人民更为能歌善舞。这也直接影响了诗歌的创作。王国维就认为《九歌》是后世戏剧的萌芽；闻一多更改写《九歌》为歌舞剧。同时，自然风光不仅陶冶了诗人的性情、丰富了诗人的想象，而且还提供了诗人借以抒情的素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说：“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这确实是屈原得天独厚的地方。
其次，中原地区传统的和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与屈原和楚辞的产生也有密切关系。《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多方面描写了现实生活，表现了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艺术手法上，它大量运用比、兴，获得了显著的艺术效果。在南北文化的交流中，《诗经》给楚辞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楚辞中的比兴手法和面向现实的精神，显然继承了《诗经》的传统。
谋臣智士积极奔波，在统治者中寻找“知音”；而列 国 君主也愿意倾听他们的游说之辞。这一时代特色，使士所写的说理散文，词章宏丽，感情激越，富有说服力。为了更有说服力，这些散文也大量运用比喻、寓言，使文章更为曲折、生动。百家争鸣及其相应的散文发展，也给屈原的创作以很大的影响。诸子百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屈原作品中更有鲜明的反映。由于这种种原因，所以对屈原来说，象《诗经》那种简单的文体和质朴的语言，似乎已不能充分表达他的思想、抒发他的感情了。因此，他便以楚国民歌为基础，并提炼诸子散文的语言融入诗歌，开创了楚辞这一崭新的形式，在诗坛上开辟了一代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