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1、这幅扇面写了什么内容？

照片中的草书文字右起竖读为：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落款、印章不清楚。
希望能帮到你。

2、采诗说 献诗说 删诗说是什么

1、献诗说是《诗经》整理编纂过程的一种说法。此说始于东周。周天子为观察民风，了解民情，制定章典，曾建立了公卿列士献诗的制度。
2、采诗说即关于《诗经》作品来源和编订的一种说法。汉代人认为周代设采诗之官到民间采诗，献于朝廷以了解民情。《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周王朝是否实行过采诗制度，虽不能确定，但如无周王朝和各诸侯国乐官的参与，民间之诗很难汇集于王廷。
3、删诗说是关于《诗经》的编辑的一种重要的说法。这种说法影响很大，但是教材认为已经有很多有力的论据证明孔子虽然对《诗经》的完善、传播和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未曾删诗。《诗经》的最后删选编订者应该是周朝的乐官。

3、采诗的用典示例

唐 皮日休 《奉和鲁望樵人十咏·樵歌》：“若遇采诗人，无辞收鄙陋。”
宋 梅尧臣 《田家语》诗序：“因録田家之言次为文，以俟采诗者云。”
《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上》：“孟春之月，羣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於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於天子。”
汉 王褒 《四子讲德论》：“今刺史质敏以流惠，舒化以扬名，采诗以显至德，歌咏以董其文。”
章炳麟 《国故论衡·辨诗》：“ 五季 以降，虽四言之铭，且拱手谢不敏，岂独采诗可以观政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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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中说：“诗言志（诗是用来表达人的志意的），歌咏言（歌是延长诗的语言，徐徐咏唱，以突出诗的意义）。”所以心感受到哀乐，而用歌咏之声表现出来。诵读语言叫做诗，唱出声音叫做歌。所以古代有到民间采诗的官，做王的人（通过采集来的诗歌）以观察民间的风俗，知道施政的得失，用来考察自己（的行动）是否合于法则。孔子单纯采用周朝的诗歌，上到殷商，下到鲁国，总共三百零五篇，（编为《诗经》）。（《诗经》）遭到秦朝时焚书坑儒的灾祸，却能全部保存下来的原因，是因为诗歌是用来咏唱（因此便于记忆），不仅仅是写在竹帛上。汉朝兴起后，鲁国的申培为《诗经》做训诂注释，而齐国的辕固，燕国的韩婴都为《诗经》作注释。有时采取春秋中的意义，有时杂采各种说法，都并非原本的意思。虽然都不是原本的意思，鲁国的申培的训诂注释则比较接近原意。这三家都被任命为官方教育的教官。又有毛公（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所辑录和注释的《诗》，自称是子夏传下来的，河间献王非常喜好，但没有能够被列为官方正统。

5、“采诗官”这个职业在周代是做什么的，为何会令人羡慕？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着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的民间诗歌，同时也见证了那个时期的世间百态与社会风貌。举个例子：“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古代男子对美好女子的赞美与示爱；“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是对古代官员鱼肉百姓的不满；“吁嗟鸠兮，无与士耽”是古人对女子不要坠入情网的劝诫……

我们知道，《诗经》是由孔子编订的，那么诗篇的收集是出于谁人之手呢？其实，诗篇的收集涉及到一个古老的职业——“采诗官”。采诗官，顾名思义，就是收集诗歌的人。采诗官可谓是一个低调且神秘的职业——采诗官们大多数没有在史书上留下名姓，但却依然让人羡慕不已。“采诗官”一职究竟具有什么魅力？在本篇文章当中，就让笔者带诸位一同去揭秘。

采诗活动发生在周代，又名周代采诗。周朝设有专门采诗的官员，即采诗官。据史料《汉书·艺文志》记载：

诗言志，歌咏言……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在所有的涉及当时文化领域的职业中，采诗官无疑是最古老、最有品位的职业。三千多年前，周天子以礼乐治天下，百姓在当时以耕地种田为生居多，日子慵懒而闲适。为了对抗生活的单调，百姓将日常的喜怒哀乐通过诗歌表达出来。

那在当时那样一个年代，世间万物，皆可入诗，诗歌便是生活。孟秋七月，又到了采诗的季节。采诗官因此被朝廷派遣巡游民间各地，体察民俗风情，了解政治得失。采诗官们身背竹卷书，手摇木铎，行走在田园小径，游荡于山林之间，只为了解民生，收集民间小调。

在大多数采诗官的心里，百姓之事无小事，他们因此深受百姓欢迎。每每遇到友善的村民，采诗官都上前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遇到坏官当道，他们更是将当地百姓对他们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相鼠有皮，人而无仪。”可谓是古代的新闻记者。夜幕降临，他们一天的行程才匆匆结束，回到居室，将他们一天的收获雕刻编撰成诗。直至秋季过后，遍布中原大地的采诗官们才被朝廷召回，采来的诗，便交于朝廷的乐师，配上音律，形成诗歌，献唱给周天子，以供参考施政。就这样，一次民间调查就在游山玩水之间诗意而轻松地结束了。暮春三月，新一轮的采诗旅程又将开始，他们还多了一个新任务——去验证朝廷的施政是否有效。

采诗官虽任命于朝廷，但一年下来在朝廷停留的时间往往只有不到三个月。采诗官直属主管乐理的太师部门，他们收集回来的情况可以直接上陈给周天子，其中没有任何阳奉阴违弄虚作假之事，保证了民生情况的真实性。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采诗官们看似地位卑微，事实上却担负着当时国家新闻记者般的重任，同时为古代诗篇的收集撰写和后世流传考古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比起在朝廷兴风作浪的参政大臣，他们更愿意远离庙堂，当一个小人物，去体恤民生民情。但他们又不如隐居山林的诗人那番消极避世。这便是采诗官一职魅力所在——在入仕与出仕之间，它是一个最舒服的位置。当然这么舒服的职业并不是想当就能当的，采诗官被要求来自民间，并且要有文化！

历史迈入春秋战国时期以后，各诸侯国野心勃勃之势日益显露出来，战争终于爆发了，这无疑牵绊着采诗官的自由之身。战争的号角惊醒了采诗官们美丽的梦，也终将采诗官一职废除。后来，一位大呼礼崩乐坏的老者，将采诗官们的诗篇整理出来，写成《诗经》。

无奈采诗官一职短短几百年就被废除，后再无复用。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迫切地希望采诗官一职重新被确立。白居易在自己的诗《采诗官》之中写道：“言者无罪闻着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感慨采诗官对国泰民安的作用之大，又写道如今朝廷不愿听从谏言，乐府只能歌颂朝政而不敢表兴德之言的弊端——“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并强调应该参考先人从诗歌中发现朝廷的不足之处和百姓的疾苦。

如今看来，采诗官仍然是当代人眼中的“神仙”职业。它自由、有趣，富有诗意和浪漫气息，又不失意义。采诗官们体恤百姓，憎爱分明。如果穿越去周代，你愿意当一名采诗官吗？

6、求汉书艺文志序全文

总序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肴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易

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易传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杨氏二篇。蔡公二篇。韩氏二篇。王氏二篇。丁氏二篇。古五子十八篇。淮南道训二篇。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图一。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施、孟、梁丘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以下诸书不记其各家篇目）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书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费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诗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礼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

乐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以益微。（𥧲，师古注：“𥧲，渐也。”）

春秋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

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𣏌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论语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孝经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

小学

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音、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着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渐不正。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六艺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经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儒家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阴阳家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义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名家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鈲析乱而已。

墨家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纵横家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杂家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7、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什么？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雅”分“大雅”、“小[1]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
《诗经》共收集了311篇诗歌，其中6篇为笙诗，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现存305篇(既有标题又有文辞的)。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大量乐谱失传，仅存的歌词则编入《诗经》。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的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就只剩下诗歌了。
编集 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三种说法：①行人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诗经》305 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②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 8 岁 。 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 。 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 ，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③献诗说。 在周代的时候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刺，是有史籍考正的。当时因为天子为了“听政”和“考其俗尚之美恶”，而命诸侯百官献诗。
《国语·周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曚诵。”这主要是为了反映民情，考察政治得失，最终用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也正是《汉书·文艺志》里说：“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还有朱熹在《诗集传》也说过：“诗”是“诸侯采之贡于天子”。而且在《汉书·食货志》、《礼记·王制》、《晋语六》也有类似的记载。
体例分类 《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 ， 分为风 、 雅、颂三类。①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 。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 。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大致可推断出诗产生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②雅 。即朝廷之乐，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 ，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 即所谓正声雅乐 。《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 。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③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 ，《商颂》5篇 ，共40篇 。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 ； 《 国风 》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思想内容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 》、《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 》、《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 》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庸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 》、《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 ， 这显然又是“ 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 ，《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孔子言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另，“诗三百（诗经）”是中国从“春秋”到“清”的主要教课书之一。

8、观察朝政的得失在民间草根,这话是从哪个古人说的？

古人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很多网民称自己为‘草根’，那网络就是现在的一个‘草野’。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出自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的《论衡·书解》篇。东汉时期的学术形态是经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子学颇不相同。子学时代诸子之学为“私学”，各家都著书立说以干君主，希冀用世；而两汉经学则属于“官学”，经师大都为官员。他们不再独自立说，而是在注释经典说明圣贤思想的过程中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经师们重视“家法”“师法”，讲究渊源有自，矩蠖秩然。王充则很特立独行。他出身“细族孤门”而非世家大族，做过州县属官却因刚直不阿而仕路隔绝；他的学问不是经学，不由师授而深造自得，不囿于五经而直抒胸臆。他把自己的著作叫作“论衡”，意在用冷静的理性分析精神来疾虚妄，重实际，论定得失；他甚至敢于“问孔”“刺孟”，表现了无所畏惧的求真精神，被后世称赞为“非圣无法”。近代以来，“论衡”一词成为评定和批判的代称，这也是王充的一个贡献。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反映了王充长期处于社会基层的深切体会，也体现了产生于殷周革代之际的民本传统。殷人相信神权，认为自己享有天命，政权有上天保佑，“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但真实的历史是，东夷成汤革了夏桀的命，西岐武王革了商纣的命。“汤武革命”促使周人反思保有一个政权的根本或者说一个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所在。他们的结论是“惟命不于常”，“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皇天无亲，唯德是辅”。通俗地讲，就是没有永恒的天命，只有永恒的德性；帝或上天不会无原则地保佑一个政权，而只会保佑那些有“德”的政权；统治者的德性比天命更为重要。所以，为了“永命”，就必须认识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否则就会被革命，身为天下戮。殷周以来，“革命”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易传》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德”的施与对象是“民”，得民者得天下。以“德”为媒介，周人把天、天命转化为民、民心；主张欲知天意，须听之于民。《尚书》上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如何听之于民？古代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徇以木铎”是其中的一种，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咨询。《周礼》上说：“凡四时之征令有常者，以木铎徇于市朝。”《诗经》上说：“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刍荛即是割草打柴的平民。《诗经》中的《国风》反映了当时各地的风土人情，其来源之一即周王派使者到民间采风所得，这叫“木铎采诗”。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颜师古注释说：“采诗，谓采取怨刺之诗也。”《诗经·皇皇者华》正是一首描述使者咨政的诗，其中说：“载驰载驱，周爰咨诹。……载驰载驱，周爰咨谋。……载驰载驱，周爰咨度。……载驰载驱，周爰咨询。”由于历史上存在采风咨政制度，所以《左传》有“子产不毁乡校”的记载。子产说，人们在乡校中议论执政，“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表现了贤人为政的气度和胸襟。

9、诗经编订的彩师说出自哪一部书

《孟子·离娄下》。
采诗说出自《孟子·离娄下》是收集民歌采诗说即关于《诗经》作品来源和编订的一种说法。汉代人认为周代设采诗之官到民间采诗，献于朝廷以了解民情《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周王朝是否实行过采诗制度，虽不能确定，但如无周王朝和各诸侯国乐官的参与，民间之诗很难汇集于王廷。

10、请问有谁能帮我翻译下面的句子

子路请益，孔子答以“无倦”。请益，即是请孔子加以说明。颜渊篇颜子请问其目，也是请益的意思。无倦，即是先之劳之，永不懈怠。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为季氏的邑宰，因此请问为政之道。孔子答复仲弓：“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有司是邑宰之下各司其事的群属。办政治，必须先分配有司的职务，使其职掌分明，办事有序。赦小过，人民有小过失，可以饶恕。诸注以赦小过为赦有司的小过，恐非经义。贤才是有德有能的人，要特别举用他，始能将政治办得好。
仲弓又问：“焉知贤才而举之？”问意是如何知道贤才。孔子说，举你所知。你所不知，但有他人知道，“人其舍诸”，他人岂舍之乎。意思是他人会推荐给你。
为政在人，所以仲弓问政的意义归结在举贤才。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卫君是指卫灵公的孙子出公辄。辄的父亲蒯聩是灵公的太子，因罪逃往国外，灵公卒，由辄继为卫君。后来蒯聩回国，取得君位，辄则出奔，因此称为出公辄。
据左传记载，蒯聩在鲁定公十四年、因耻其母南子淫乱，涉嫌想杀南子，奔往宋国。鲁哀公二年春，卫灵公有意立公子郢为太子，郢辞之。同年夏，灵公卒，南子命公子郢继位，郢再坚辞，遂立蒯聩之子辄为卫君。是年六月，晋国的赵鞅助聩返卫国戚邑。鲁哀公三年春，卫石曼姑等帅师围戚。历史家称他们父子争国。其实是否出于父子本意还是疑问。此后蒯聩一直居在戚邑。至鲁哀公十五年冬，聩与浑良夫等潜入卫家，挟持孔悝，强迫与之结盟，聩遂立为庄公。明年春，辄出奔。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于鲁哀公六年自楚返卫，时在卫君出公辄四年。当时孔子弟子高柴、子路等皆仕于卫。世家在孔子返卫的第二年记载：“卫君欲得孔子为政”，下文即举“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这一章。
子路问孔子，卫君辄待夫子去辅助他治国，不知夫子将以何事为先。
孔子答以“必也正名乎”，未表示其他的意见。
正名的意思，马融以为“正百事之名”，郑康成以为“正书字”，史记以及宋儒以来的学者，大都主张正聩、辄父子之名分。但如解释正父子之名，则聩为父，应该继位为君，辄为子，应该退让。然而辄虽为子，事实上继位已久，何况灵公在世时已不视聩为太子，而有意立辄。诸注对此问题之解决，虽然所论都持之有故，但是否合乎孔子的意思，颇值得怀疑。
子路不以正名为是，所以说：“有是哉”，接之便指孔子的话为迂阔。他的意思是卫君辄在位已久，继续作君即可，“奚其正”，何必正名。
孔子纠正子路说：“野哉由也”，野字不能解释为鄙俗，应依孔安国注：“犹不达也”，不达就是对某事不明白，所以下句便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君子对于自己所不明白的事情，便须“盖阙”不说。
下面是孔子为子路解释必须正名的道理：
名不正，名与事实不相符，则言语错误，不能顺理成章。言不顺，则办事不能成功。办普通事犹不成功，何况推行礼乐教化之事。治国必须以礼乐来教化。普通事办不成，一切杂乱无章，则礼乐更不能兴起。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即是刑罚用之不当。刑罚不中，则人民感觉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这就天下大乱了。
最后是结语：所以，君子用一个名词，必使恰如事实，能以顺理的说得出来。能顺理的说得出来，必能行得通。君子说话不能随便。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稼是种五谷。圃是种菜蔬。
樊迟请学稼，又请学为圃，孔子不答复，只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而已。

待樊迟出去后，孔子为其余的弟子说明不用学稼的道理。

“小人哉，樊须也”，这里的小人，不是褒贬之辞，是指种五谷、治园圃种菜蔬而言，这些都是小人之事。所以小人是老农老圃的称谓。

在孔子时，政治不好，礼乐行不通，樊迟请学稼圃，意思是在讽劝孔子教民稼穑，这样对于民生也有益处。但孔子不以为然，而以办政治为重要，所以解释，在上位的人好礼，民众就不敢不敬，在上位的人好义，民众就不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好信，民众就不敢不用情。情是情实，用情，是以诚实相待。在上位的为政者能够如此，四方之民自然襁负其子而来归。何用自己耕稼。襁负是用布将小儿束负于背上。

“焉用稼”，是孔子勉励弟子们要研究修己安人的大学问，要致力于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不要分心去种谷种菜，因为种谷种菜的事情自有农业专家如老农老圃去作。而且农业是否振兴，要看政治是否改善，如果政治不好，则农业以及工商等业都兴不起来。所以改善政治实为发展农业的先决条件。由此可知，“焉用稼”一语并非忽视农人与农业。孟子滕文公篇辩论许子并耕之非，可以参考。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诵诗三百，就是现在诗经里的三百零五篇诗。三百是举其整数而言。孔子以为，读了三百多篇诗，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外交，如果把政事交给他，而他不能通达，派他到国外办事，在辞令方面，又不能专对，读诗虽多，又有何用。

毛诗序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书艺文志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都足以说明诗能通达政事的道理。

季氏篇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会诗，便会言语，用于外交，可以独自随机应对，达成使命。专对的意义，古注举庄公十九年公羊传说：“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其字，指的是当政的人。当政者本身行得正，办一切事都合规矩，自然能获民众拥护。所以说不令而行。但如当政的人本身行得不正，虽下命令，民众也不会服从。

皇疏：“其身正。如直形而影自直。其身不正。如曲表而求直影，影终不直也。”

颜渊篇孔子曾说：“政者正也。”本篇除此章外，又有“苟正其身”一章。足见政治领袖以本身守正为重要。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鲁是周公的封国，卫是康叔的封国，在周公兄弟九人中，康叔与周公最亲密，如左传定公六年，卫公叔文子说：“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

集解包注，周公康叔既为兄弟，康叔睦于周公，其国之政亦如兄弟。

皇疏，在周公初时，二国风化俱治如兄弟，至周末，二国风化俱恶，亦如兄弟。

朱子集注，鲁、卫本兄弟之国，而是时衰乱，政亦相似，故孔子叹之。

以上三种解释，可以并存参考。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古注鲁哀公的庶子也称公子荆，因此，这里用一卫字来区别。

孔子称赞卫国的公子荆善居室。依皇疏，善字作能字讲，即是能治其家而不奢侈的意思。

诸侯之子除继承君位称为世子者外，其余皆称公子。卫公子荆少居宫中，成年之后，结婚成家，父君给他一处采地，由他治理自己的家室，开始只有一些必需的用具，叫做“始有”，后来略有增加，叫做“少有”，后又因为积蓄更多，再为增加，叫做“富有”。他在始有时说“苟合矣”，在少有时说“苟完矣”，在富有时说“苟美矣”。这三个苟字作苟且讲，或作诚字讲，都不很恰当，依王引之经传释词，作但字讲较好，但字更能显示满足的语气，例如周易系辞传说“苟错诸地而可矣”，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小适大，苟舍而已，焉用坛”，其中的苟字都作但字讲，表示如此即可的意思。苟合矣的合字，依俞氏群经平议，与给字通用，给的意义是足，始有即感满足，后来苟完、苟美，完是完备，美是美好，随时都感满足。这样解释，更合乎经义。

贪求财富，永远不能满足，这是一般人的通病。卫公子荆处处知足，这是他的美德，所以孔子称赞他。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到卫国，冉有替孔子御车。孔子一看卫国有很多人民，便说“庶矣哉。”庶即是众多之义。

人民众多，就政治说，那是好事。如礼记大学说：“财散则民聚。”反之，如礼记檀弓说：“苛政猛于虎”，便不能多聚人民。

冉有一听孔子称卫国人多，便想了解为政之道如何好上加好，所以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要使人民富足。冉有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以为，人民富了，就要受教育，所以说：“教之。”

孔子在这里只提示先富民后教民。如何富民，则需治国者本于仁政因时因地而制宜。至于教民，自以五伦教育为根本。孔子祖述尧舜，尧帝教民就是教以人伦，孟子滕文公篇说得很详细。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古注皆作一周年解释，期音基。

孔子假设，如有人聘用他去治国，他预定一年可以治理就绪，三年便有成就。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这是孔子居在卫国时，有感而发。当时卫灵公已老，怠于政事，不能用孔子，孔子喟叹，说了这几句话。

世家“期月”作“月”，“而已”之后没有“可也”二字。论语此章“可也”的“可”字，是指初步的功效而言。孔子从前治理鲁国，孔子世家说，三个月即告大治。此就卫国的情形衡量，预计三年有成，到时候，自然使民众富足，而又受礼乐教化。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善人治国一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这两句是成语。诚哉是言也。这是孔子称赞的话。
竹氏会笺说：冉子所议实是国政，不是家事，有政亦是据实而对，但季氏专于鲁政，不议于公朝，而独与家臣谋于私室，则虽政亦事也。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一言而可以兴邦”，这是成语，鲁定公怀疑，一句话有这样大的功用吗。所以他问孔子：“有之欤？”
孔子对定公说：“言不可以若是”，一句话就把国家兴起来，大概不如此，但是“其几也。”几字当近字讲，较好。虽不能说一言兴邦，然说一句有道理的话，可与兴邦接近。例如有人曾说：“为君难，为臣不易。”为君，为臣，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办理大事，所以难为。如果为君者深知为君之难，而能慎重其事，则“为君难”这一言虽不立即兴邦，但也就近于兴邦了。
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一言丧邦，也是成语。孔子答意相同，举例则略有分别。例如有人曾说：“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此意是，我当国君唯一的乐趣，就是我所说的话无人敢违背。孔子举例后，再加以辨别。国君说的话，如果是善，也就是有道理，无人敢违，那当然很好，如果不善，而无人敢违，那样，虽然不会马上就亡国，但已接近亡国了。
言为心声，孔子解答鲁定公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指明为政者有知难敬事之心，要有去骄纳谏之心。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叶，音摄，原为一小国，后属于楚，由叶公治理。叶公是楚大夫沈诸梁，字子高。
叶公问政，孔子答复，为政之道，要使近者欢悦，远者来归。近者是本国人，远者是外国人，为政而能使近悦远来，必是施行仁政，感召国内外人民。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莒父的父，音甫，春秋大事表说，这是鲁国人的语音，如梁父，亢父，单父。郑康成注：“旧说，莒父，鲁下邑。”
子夏当莒父的邑宰，向孔子请示政事。孔子告诉他：“无欲速”，不要求其速成，“无见小利”，不要著眼于小利益。因为，欲速反而不达，见小利，则不能成就大事。
欲速不达，喻如治病服药，不能将几次的分量并为一次服下去，而且三分服药，七分调养，欲速则不能治愈。小利妨碍大事，喻如讲求霸业，则不能成就王道。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直躬，据经典释文引郑康成注，直是正直的人，躬是这人的名字，郑本躬作弓。淮南子汜论训高诱注，直躬是楚国叶县人。攘，说文：“推也。从手，襄声。”段注引曲礼郑注：“攘，古让字。”后来作夺取之义讲。又引论语此处之义说：“因其自来而取，曰攘。”
证父攘羊，事虽直，但违背天伦之理，其中有诈，实不可取。父子相隐，出于天然，事虽屈，而理至直，所以孔子说：“直在其中矣。”
皇疏：“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若不知相隐，则人伦之义绝矣。”又：“范宁曰，夫所谓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隐讳，则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今王法则许期亲以上得相为隐，不问其罪。盖合先王之典章。”昔日法律依礼而制定，即在维护人伦常道。合乎伦常之直是为有道之直。背弃伦常之直，其直诡谲，而不可信。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恭敬二字，依说文，都当肃字讲，此处应该稍有分别。竹氏会笺说，尚书无逸篇，疏引郑注，恭在貌，敬在心。刘氏正义引汉书五行志，内曰恭，外曰敬。论语此章从五行志解释比较好。
樊迟问仁，孔子答以居处恭三句。居是安居时，恭是心里保持恭肃。仁人必先诚于中，然后办事始能形于外，所以安居无事时要存恭肃之心。执事敬，办事笃实，毫不苟且。与人忠，待人忠诚，决不欺骗。这三者是为人之道，虽到文化落后的夷狄之地，也不可舍弃。
前篇颜渊问仁，孔子答，克己复礼为仁。而为仁的条目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条目都难实行。此章恭敬忠，比较容易学，学到了，就是仁。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贡在孔门中，长于言语，他问的事情，往往问在此而意在彼。此问，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孔子答，“行己有耻”，一己的行为，要有羞耻心来约束，“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出使外国，能完成外交任务，不使君命受辱，如此，“可谓士矣”。
子贡请问次一等。孔子说，宗族的人称他是孝子，乡里的人称他能行弟道。
子贡请问再次一等。孔子答，“言必信，行必果”，说话，必守信不移，做事，必坚持到底，“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这是不能变通的小人，硁硁然，像石头那样坚实，然而亦可以为再次一等的士。小人不比大人，大人如孟子离娄篇所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小人必信必果，而不与义配合，则不免于流弊，所以更次一等。但在春秋时代，世袭的卿大夫，或弑君，或弑父，连这样的小人也比不上。
子贡原来问士，以及一再的敢问其次，最后始问今之从政的人何如，也就是问那时候的士大夫何如，这才是他所问的本意。
孔子说：“噫”，叹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小器之人何能入算。
筲，郑注竹器，容一斗二升。斗与筲容量都很小，以此比喻一个人的器识浅陋。孔子时代的诸大夫就是斗筲之人。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集解郑注：“言巫医不能治无常之人。”皇疏又引卫瓘解释：“无恒之人乃不可以为巫医。”郑注将下句解为另一人，较好。卫注之意，无恒的人，不可以作巫医。郑注之意，巫医治不好无恒的人。
“子曰：不占而已矣”，集解郑注，易经所以占吉凶，无恒之人，易所不占。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与人相处，和平忍让，而其见解卓越，与众不同。小人所见平庸，与众相同，而其争利之心特别强，不能与人和谐办事，但能扰乱他人而已。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毛西河论语稽求篇，认为汉儒另有一解，说字当言说之义讲。他引先听斋讲录说：“君子厚重缄默，不轻说人长短。苟于义分不宜说，有相对终日不出一字者，似乎深沉不可测。而使人平易，绝无苛求。小人相对喋喋然，议论蜂发，非义分所当说亦说之。而一经使人，便苛求不已。”
程氏树德论语集释案语，说字疑当作言说或游说。他说，皇本于论语所有说字多从心作悦，独此章不改，毛氏此说似可从。但翟灏四书考异认为，说与事对待反覆，如读说字为言说音，则甚不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