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新郎纖夫詞

1、陳維崧比較著名的詞有那些

〔點絳唇〕《夜宿臨□驛》、〔醉落魄〕《詠鷹》、〔夜遊宮〕《秋懷四首》、〔夏初臨〕《本意》、〔沁園春〕《贈別芝麓先生，即用其題〈烏絲詞〉韻》、〔賀新郎〕《纖夫詞》、〔南鄉子〕《江南雜詠》、〔念奴嬌〕《讀屈翁山詩有作》、〔唐多令〕《春暮半塘小泊》、〔蝶戀花〕《六月詞》、〔賀新郎〕《贈蘇昆生》

2、清初詞壇的代表詞人是誰

詞起於唐代，興盛於宋代，衰於元代和明代。到了清代，作家輩出，詞論豐富。清代詞壇呈現中興局面。（1）雲間派雲間，是今上海市松江縣的古稱。雲間派形成於明末崇禎年代，活動延至清順治朝，前後40年左右。雲間派的領袖是陳子龍（1608- 1647年）、李雯（1608- 1647年）、宋征輿（1618- 1667年）以及陳子龍的弟子夏完淳（1631- 1647年）。他們標舉南唐、北宋，主張 境由情生，辭隨意啟，天機偶發，母音自成.（《幽蘭草？題詞》）陳子龍和夏完淳於1647年殉明犧牲，不入清詞苑。李雯，字舒章，上海華亭（今松江）人。入清後，由廷臣薦舉，授弘文殿撰文，中書舍人。著有《蓼齋集》，附詞一卷。李雯的詞多身世自傷之辭。宋征輿，字直方，一字轅文，上海松江人。清順治四年（1647年）進士，官至副都御史。著有《林屋詩文稿》、《海閭香詞》。
雲間派的分支西冷①派有 西冷十子 ，即陸圻、柴紹炳、張丹、孫冶、陳廷會、毛先舒、丁澎、吳百朋、沈謙、虞黃吳。他們既是詩人，又是詞人，在清初主浙中詞壇甚久。張丹著有《秦亭詩集》12卷，格調悲涼。詞名《從野堂詩余》，又名《秦亭詞》。沈謙著有《東江草堂集》詞3卷，《填詞雜說》1卷，《詞韻略》1卷。丁澎著有《扶荔詞》3卷，《詞變》1卷。
雲間派詞人還有周茂源、周綸、周維廉父子祖孫，以及計南陽、吳騏、張淵懿、田茂遇等等。張淵懿和田茂遇編輯《清平初選後集》10卷，清末石印本取名《詞壇妙品》，是雲間詞派的一個大型選本。
（2）柳洲詞派柳洲，指今浙江嘉善縣一帶，外延可至今屬上海市的金山、松江部分地區。柳洲詞人的作品由錢煐、戈元穎、錢士賁、陳謀道等匯編入《柳洲詞選》，共6卷。除去明朝的41人外，屬於清朝的還有117人。主要詞人是錢繼章、魏學渠、曹爾堪等人。
錢繼章，字爾斐、號菊農。明崇禎九年（1636年）舉人。著有《菊農詞》，立意新穎，風格清蒼。魏學渠是順治五年（1648年）舉人，官刑部主事。著有《青城詞》410首。曹爾堪（1617- 1679年），字子顧，號顧庵。順治九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升侍講學士。著有《南溪詞》。他的詞風格由清逸而趨向清雄。曹爾堪一門兄弟子侄中有多人擅詞，如曹爾坊、曹爾埴、曹爾埏、曹爾垣、曹鑒平、曹鑒章等。曹爾堪在康熙四年（1665年）與宋琬、王士祿三人在杭州唱和，各填《滿江紅》8首，合為24篇。後來南北詞人應聲而和者數以十計。稱為 江村 唱和，成為清初詞壇盛事①。
①西冷，地名，今杭州市的古稱。
（3）陽羨詞派陽羨在今江蘇省宜興縣。陽羨詞派以陳維崧為領袖。陳維崧與鄒祗謨、董以寧在順治七年（1650年）唱和，為陽羨派形成的起點，到蔣景祁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去世為終點，一共40多年時間。陽羨詞派否定 詞乃小道 的觀念，認為詞的本體功能與 經 、 史 相同；主張言為心聲，情貴乎真。他們或抒民生之哀，或嘆故國之痛。聚集在陳維崧周圍的詞人有上百人。既有明朝遺老逸民、忠烈後裔，也有清朝遷客謫宦、放廢之士。陽羨詞派中成就較大的詞人是陳維崧、萬樹、陳維岳、蔣景祁等。
陳維崧（1625- 1682年），字其年，號迦陵，江蘇宜興人。清初諸生，康熙十八年（1679年）舉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參與修《明史》。一生所作詞達1629闋之多，為古今詞家所未有。著有《湖海樓詩文詞全集》54卷，其中詞佔30卷。陳維崧早期詞 多為旖旎語 ，中後期詞風格豪邁奔放，接近宋代蘇軾、辛棄疾。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說： 國初詞家，斷以迦陵為巨擘. 迦陵詞氣魄絕大，骨力絕遒，填詞之富，古今無兩。 陳維崧的詞能夠反映社會現實，如《賀新郎？纖夫詞》反映了清廷強征壯丁服役的生離死別場面：戰艦排江口。正天邊、真王拜印，蛟螭蟠鈕。征發棹船郎十萬，列郡風弛雨驟。嘆閭左、騷然雞狗。里正前團催後保，盡累累，鎖系空倉後。捽頭去，敢搖手。
稻花恰稱霜天秀。有丁男、臨歧訣絕，草間病婦。此去三江牽百丈，雪浪排檣夜吼。背耐得、土牛鞭否？好倚後園楓樹下，向叢祠、亟倩巫澆酒。神佑我，歸田畝。
陳維崧的小令波瀾壯闊，氣象萬千，設想奇特，筆力健挺。如《點絳唇？夜宿臨洺驛》：晴髻離離，太行山勢如蝌蚪。稗花盈畝，一寸霜皮厚。趙魏燕韓，歷歷堪回首。悲風吼，臨洺驛口，黃葉中原走。
萬樹（1630- 1688年）字紅友，又字花農，號山翁。萬樹自己創作的詞《香膽詞選》6卷500首。他在詞學建設上最大成就是編纂成《詞律》20卷。
共收集唐、宋、金、元詞660調，1180餘體。
陳維岳（1636- 1712年），字緯雲，晚號苦庵，是陳維崧的三弟。著有《紅鹽詞》。陳維岳詞早年綺麗，後轉蒼涼。詞中充滿思念手足之情和對家國巨變的慨嘆。
蔣景祁（1659- 1695年），初字次京，改字京少（又作荊少）。蔣景祁自己作的詞有《梧月詞》和《罨畫溪詞》兩個詞集。陳維崧臨終之前將著作手稿託付給蔣景祁。蔣景祁編選了 天黎閣 本《陳檢討詞鈔》12卷以及詩文、駢體的選鈔。這是陳宗石匯刻《湖海樓集》之前的一個重要版本。蔣景祁在詞學建樹上最稱卓著的是他編選了大型詞選《瑤華集》22卷。全部選詞2467首，存人507家①。
①嚴迪昌：《清詞史》，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0-46頁。
（4）朱彝尊和前期浙西詞派朱彝尊（1629- 1709年），字錫鬯，號竹坨，晚號小長蘆釣魚師，又號金風亭長，浙江秀水（今嘉興市）人。康熙十八年（1679年）舉科博學鴻詞，以名布衣被徵召，中第一等第十七名，授翰林院檢討，參與修《明史》。康熙二十二年入值南書房，康熙帝准允其在紫禁城騎馬，還賜居景山之東。朱彝尊的詩歌與當時的王士禎齊名，被稱為 南朱北王.他是清初浙西詞派（又稱浙派）的開創者。他從順治十三年（1656年）居曹溶廣東布政使司幕下開始填詞，到康熙二年為初期，著《眉匠詞》；從康熙三年到康熙十七年為中期，著《靜志居琴趣》、《江湖載酒集》、《蕃錦集》，其中《江湖載酒集》最佳。他的詞《消息？度雁門關》抒發了故國之思：千里重關，憑誰踏遍，雁銜蘆處？亂水滹沱，層霄冰雪，鳥道連句注。畫角吹愁，黃沙拂面，猶有行人來去。問長途、斜陽瘦馬，又穿入，離亭樹。猿臂將軍，鴉兒節度，說盡英雄難據。竊國真王，論功醉尉，世事都如許！有限春衣，無多山店，酹酒徒成虛語！垂楊老，東風不管，雨絲煙絮。
康熙十八年起，至康熙三十一年歸里為後期，《茶煙閣體物集》基本上是後期之作。朱彝尊在康熙十年左右仍強調表意述志的主體抒情性。如在《紅鹽詞序》中說： 詞雖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為之。蓋有詩所難言者，委曲倚之於聲，其辭愈微，而其旨益遠。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之言，通之於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於時者所宜寄情焉耳。 但是到了康熙二十五年左右，朱彝尊為丁煒作《紫雲詞序》時，卻說： 詞則宜於宴嬉逸樂以歌詠太平，此學士大夫並存焉而不廢也。 他的詞學觀趨向保守了。朱彝尊所作詞現存500多首，收入《曝書亭集》。
前期浙西詞派作家與朱彝尊並稱 六家 的有：李良年著有《秋錦山房詞》；李符著有《耒邊詞》；沈皞日著有《柘西精舍詞》；沈岸登著有《黑蝶齋詞鈔》；龔翔麟著有《紅藕庄詞》。此外，還有汪森著有《小方壺存稿》、《桐扣詞》、《蟲天志名家詞話》，並與朱彝尊一起編《詞綜》30卷；周篔著有《采山堂集》；陸葇著有《雅坪詞譜》；前期浙西詞派中既有嘉興籍的沈進，烏程籍的沈爾璟，嘉善的柯崇朴、魏珅等浙西作家，也有順天（今北京）大興的邵瑸。浙西詞派標舉南宋，推尊姜夔、張炎，崇尚醇雅、清空，對廓清明代以來的纖仄綺靡之風是有功績的。但往往著意於詞調圓轉、琢句精美，而使內容失之於貧乏，越到後來，詠物之風越勝，浙西詞派就顯出頹勢來了。
①嚴迪昌：《清詞史》，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5-216頁。
（5）京華詞苑 三絕 京華詞苑 三絕 指曹貞吉、納蘭性德和顧貞觀，當時他們三人都在北京。
曹貞吉（1634- 1698年），字升六，號實庵，山東安丘人。康熙三年（1664年）進士，官禮部郎中。曹貞吉的詩詞均佳，詩風雄渾豪宕，詞風雄深蒼穩。
著有《珂雪詞》2卷。《四庫全書總目》評他的詞是： 大抵風華掩映、寄託遙深。古調之中，緯以新意。 曹貞吉論詞主張獨創，反對摹擬，寧失之粗豪，不甘為描寫。他寫的《滿庭芳？和人潼關》雄渾蒼茫，感慨戰亂，期待和平：太華垂旒，黃河噴雪，咸秦百二重城。危樓千尺，刁斗靜無聲。
落日紅旗半卷，秋馬急，牧馬悲鳴。閑憑吊，興亡滿眼，衰草漢諸陵。泥丸封未得，漁陽鼙鼓，響入華清。早平安烽火，不到西京。
自古王公設險，終難恃、帶■之形。何年月，鏟平斥堠，如掌看春耕。
納蘭性德（1655- 1685年），滿族詞人。原名成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其父明珠，累官至大學士、太傅。性德於康熙十五年應殿試，賜進士出身。選授三等侍衛，後晉為一等。他善書法，能騎射，工詩詞。他與一時俊異顧貞觀、朱彝尊、陳維崧、姜宸英、嚴繩孫、秦松齡等交遊甚厚。吳兆騫以科場事謫戍寧古塔，經顧貞觀懇請，性德請於其父，醵金贖之歸。著有《通志堂集》、《經解》。詞集初名《側帽》，後增補為《飲水詞》。今存詞350首左右。他善用白描手法，悼亡之詞情真意摯；邊塞行吟蒼涼清怨。如《長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
顧貞觀（1637- 1714年），字華峰，號梁汾，江蘇無錫人。康熙五年（1666年）舉人，官內閣中書，曾在宰相納蘭明珠家課館，與納蘭性德相厚。著有《彈指詞》3卷，《積山岩集》等。顧貞觀與納蘭性德合作選《今詞初集》2卷，包括清立國以來30年間184個詞人的作品。顧貞觀詞論追求清新自然，自抒性靈。他不願 學步古人 ，主張 變而謀新.他曾作《金縷曲？寄吳漢槎（吳兆騫）寧古塔，以詞代書，丙辰冬寓京師千佛寺冰雪中作》，是清代詞苑萬口流傳的名篇。第一首：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甘載包胥承一諾，盼鳥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懷袖。
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中評論說： 二詞純以性情結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寧告誡，無一字不從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
清初著名詞人還有吳偉業，著有《梅村詩余》2卷；金堡（今釋澹歸）
著有《遍行堂集》；宋琬著有《安雅堂集》、《二鄉亭詞》；龔鼎孳著有《香嚴詞》，又名《定山堂詩余》；余懷著有《玉琴齋詞》；女詞人徐燦著有《拙政園詩余》3卷；王夫之著有《鼓棹初二集》、《瀟湘怨詞》；毛奇齡著有《桂枝詞》6卷；屈大均著有《道援堂詞》，亦稱《騷屑》；彭孫遹著有《松桂堂集》、《延露詞》、《金粟詞話》；吳兆騫著有《秋笳集》8卷；王士禎著有《衍波詞》、《阮亭詩余》等等。

3、求一篇文學鑒賞古代詩歌論文

田園風光美 人民生活苦
——中國古代田園詩詞

一、
所謂田園詩，應是指歌詠農村田園生活的詩歌。人們通常把被譽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東晉詩人陶淵明的一些詩稱為「田園詩」，因而後世的文學家便把田園詩的范疇限於隱居鄉野詩人的作品，把其題材局限於寫農村田園的風光和隱士的鄉居生活。這樣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園詩的創作情況，但它既不能包括《詩經》及漢樂府中許多寫農村田園生活的作品，也無法概括唐宋以後田園詩內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田園詩創作公認的典範作品是范成大的田園詩作，而其代表作首推《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其中有許多內容是狹義的田園詩定義所無法包括的。如：「采菱辛苦廢犁鋤，血指流丹鬼質枯。無力買田聊種水，近來湖面亦收租。」再如：「黃紙蠲租白紙催，皂衣旁午下鄉來。長官頭腦冬烘甚，乞汝銅錢買酒回。」顯然這兩首詩中既未寫農村田園風光，也沒有隱士的形象，卻反映了農民的勞動生活和所受的剝削。誠然，寫這類題材並不始於詩人范成大，只是在此之前它習慣上不被文學家視為田園詩。范成大對田園詩的最大貢獻也許正在這里。他把以反映農村現實的詩作歸入田園詩苑，使田園詩上承《詩經》、漢樂府的傳統，也把傳統的田園詩從僅寫知識分子閑情逸致的狹窄樊籬中解放出來。
因此，如果以范成大的田園詩為標准來確定田園詩的疆域，田園詩應指以農村為題材，反映農村田園生活的詩歌。它既有寫農村自然風光和隱士生活的一面，也包括鄉村的民情風俗、農民的勞動生活、農村的階級剝削和壓迫等內容。這樣的認識，不僅更符合我國古代田園詩創作的事實，同時也大大提高了田園詩的思想價值，使它較之山水詩、詠物詩、愛情詩更能深刻地反映社會現實。

二、
《詩經》中一部分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作品是我國最早的田園詩。其代表作如《豳風•七月》、《周南•芣苢》、《魏風》中的《伐檀》、《碩鼠》，這些作品反映了奴隸制社會奴隸們從事農業勞動和艱苦生活的情況，並辛辣諷刺了統治者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也反映了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這些詩作大都出於社會下層人民之口。漢樂府中以農村為題材的田園詩不很多，但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其中如《江南》詩展示出江南農村美麗的自然風光和鄉村男女青年勞動生活的快樂，而《平陵東》則寫官吏公開劫掠農民的財物。這些早期田園詩作開創了田園詩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對後世的田園詩創作及整個詩歌創作都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陶淵明是我國文學史上最早出現的一位田園詩人。他接近農民，親自參加農業勞動，對農村生活有著深切的體驗。他的許多詩歌，表現對勞動和農村田園風光的贊美，道出了自己恬淡閑適的生活和情趣。由於他的詩風格質朴自然而形象鮮明，語言上也很有成就，因此對後世田園詩的創作影響極其深遠。

唐代是田園詩創作異彩紛呈、雲蒸霞蔚的時代。初盛唐時期，經濟繁榮，優裕的物質生活，使詩人陶情田園山水，他們或把隱居鄉野山林作為求官出仕的「終南捷徑」，或因官場失意，把過鄉居生活作為超脫宦海風波的方式或麻痹政敵的韜晦之計。這一時期還產生了王維、孟浩然的山水田園詩派。孟浩然以布衣終老，隱居故鄉的鹿門山。王維在仕途受挫後，買下宋之問的藍田輞川庄，亦官亦隱。他們的田園詩具備下列兩個特點：一是與山水詩融合，許多寫山村自然景觀及隱士生活的田園詩，與山水詩已無明顯的區別，充其量也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如《積雨輞川庄作》、《山居秋暝》、《新晴野望》、《過故人庄》等。二是王孟(尤其是王維)的詩較之陶淵明、謝靈運更重視意境的刻劃，從大自然恬靜的美景中顯示出詩人高蹈出世的情操和志趣。如王維的《渭川田家》、《桃源行》、《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等無不如此。王維的田園詩，意境既渾融完整，又多精工刻劃，語言也清新洗煉，可謂從內容到藝術上都融合了陶謝二家之長。由於王維崇尚佛老，故他的田園詩更靜穆，詩境更有層次，有更深的底蘊，頗能給人以美的享受，但他們很少寫農民，從不接觸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因而其思想價值不高。
李、杜二位大詩人在安史之亂前後的流離漂泊中與農民有了廣泛接觸，甚至定居鄉間。他們的詩中或寫農民的勞動生活，或寫農村的自然景物，或寫戰亂年代農村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李杜雖不以田園詩名家，但其田園詩作同樣閃爍著現實主義的光輝。同時代的詩人如儲光羲、韋應物、戴叔倫，也都不乏田園佳作。
中晚唐時期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的癰疽一直未能根治，戰亂、災荒、統治者的巧取豪奪給人民帶來不幸。「國家不幸詩家幸」，中晚唐時期卻成為現實主義田園詩作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的田園詩雖也有「雉飛鹿過芳草遠，牛巷雞塒春日斜」(杜牧《商山麻澗》)、「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王駕《社日》)那樣恬適、寧靜的鄉居生活，詩人筆下更多「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李紳《憫農》)、「愁聽門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絲」(唐彥謙《採桑女》)的血淚篇章。中晚唐的田園詩較少受陶、謝的影響而上接《詩經》和《漢樂府》。許多作品諷刺辛辣，見解深刻，具有較高的思想價值。這一時期的田園詩還有兩個特點值得一提，其一是善於向民歌學習。這些民歌原先是用於歌頌農民的勞動和愛情，故劉禹錫、白居易等仿效民歌的作品，較多以農村田園生活為題材。其二是與新樂府運動的密切結合，張籍、王建、白居易便是善於寫田園樂府詩的大家。如張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柳宗元《田家行》、白居易《杜陵叟》都是這類田園詩的傑構。
宋初的田園詩創作受中晚唐詩風影響，這與當時整個詩壇的情況是相似的，但在這一領域中西昆派詩人並未涉足。這是因為西昆派詩人大都是達官貴人，他們不僅沒有親身體驗躬耕鄉居的隱士生活，對民生疾苦則知之更少，因而宋初田園詩中看不出賈島、姚合、李商隱的明顯影響。這一時期寫作田園詩較多的是受白居易和晚唐皮日休、陸龜蒙、杜荀鶴影響的一些關心民瘼、政治地位不高的詩人。如王禹偁《田調》、《村行》，梅堯臣《田家語》、《陶者》，張俞《蠶婦》。這些詩還未打上宋詩議論化、散文化的烙印，也還未形成自身的明顯特點。
開創宋代詩風的蘇軾、黃庭堅及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田園詩作，則不僅一般具有關心人民疾苦的內容，而且帶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如蘇軾之《山村五絕》，便尖銳諷刺王安石變法中的弊端。由於鹽法太苛，百姓沒有鹽吃，有的甚至鋌而走險去帶劍販賣私鹽。其《吳中田婦嘆》更以「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尖銳諷刺了「青苗法」。黃庭堅之《上大蒙籠》、《勞坑入前城》詩中也說：「今日有田無米食」，「正苦無錢刀」也寫出「青苗法」實行中的弊端。這里顯然不難看出詩人自己的政治態度。與之相反，王安石的《後元豐行》則熱情謳歌新法實行十年後農業大發展，社會出現暫時的安定景象。毫無疑義，這是對新法理想化的歌頌。王安石變法使農村經濟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對農民生活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詩中出現如此政見旗幟鮮明的田園詩作，這在整個田園詩詞發展史上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以農村田園生活為題材的詞作，最早為張志和《漁歌子》，其後五代孫光憲《風流子》也以描寫田園風光為內容，都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但唐五代詞中以農村田園生活為題材的作品畢竟是很少的。我國詞史上第一個較多寫作田園詞的是北宋大詞人蘇軾，如他去徐州城東石潭謝雨途中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便是其代表作。它拓寬了詞的領域，使詞空前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社會生活。南宋詞人辛棄疾也是寫田園詞最多的大家。他自號稼軒，據其自己解釋，就因為「人生在世，當以力田為先」。他的田園詞作大都寫於退居帶湖、瓢泉時期。其中《清平樂•村居》、《鷓鴣天•代人賦》等均為膾炙人口的田園詞章。這類田園題材的詞作，較多使用白描手法，以質朴清新的格調，反映出農家生活的片斷和農民的音容笑貌。陸游一些寫漁父閑適自在生活的詞作，實際寄託著作者的理想。
陸游還和楊萬里、范成大以寫作田園詩著稱。他們都是年老告別官場以後長期退隱田園的。他們對農民所受的剝削壓迫寄予了滿腔同情，其中尤以范成大的田園詩作成就更高。它描述了江南農村生活的各個方面，展示了宋代農村的風土人情，有著濃郁的地方特色。難能可貴的是他把對農村自然景物的描寫與對封建剝削的揭露結合起來，並以濃墨重彩寫到農民的勞動和生活，賦予以閑適為其特徵的田園詩以更深刻的內容，使近兩千年來千匯萬狀的田園詩匯入一流。他的《四時田園雜興》歷來被推為田園詩的光輝典範，這是因為它不僅題材開闊，而且詩句清麗明快，形象鮮明生動，而成為田園詩發展史上的豐碑。
值得一提的是宋亡以後月泉吟社遺民詩人的田園詩。月泉吟社是吳渭、謝皋羽、吳思齊發起成立的。他們於丙戌年(1286)小春望日(十月十五)，以《春日田園雜興》為題，至丁亥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後收得2735卷，評選出280人。於三月三日發獎。其中頗多值得一讀的好詩。如此眾多的人參加同一題目的田園詩創作，這是我國田園文學史上的空前盛事。
金元時期的田園詩詞為數不多，但卻獨具特色：其一是詩與繪畫藝術的緊密結合，其二是多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金元時期是我國書法繪畫藝術迅猛發展的時期，大書法家、畫家趙孟〖FJF〗瞓〖FJJ〗奉太後懿旨作的《題耕織圖》二十四首，大畫家倪瓚的《荒村》、《東林隱所寄陸徵士》等作品均為詩畫結合的田園詩代表作。趙孟〖FJF〗瞓〖FJJ〗雖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但他被薦於朝之前顯然有過農村生活的經歷，對農事很熟悉，故這些田園詩歷歷如繪，頗有詩情畫意。倪瓚為元四大畫家之一，尤擅水墨山水畫，他的詩多取材於太湖一帶，田園與山水融合，意境幽淡蕭瑟，且詩中有畫。金元兩朝還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故田園詩中也多牧歌式的作品，這在少數民族詩人的作品中尤為常見。
明代是我國詩歌史上成就平庸的時代。田園詩詞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並未能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創新。但繼承《詩經》、漢樂府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的作品在明代田園詩中還是隨處可見的。從明初的高啟、於謙，到明末的張綱孫、陳子龍，都以飽含激情的筆觸寫下了反映人民苦難遭遇，能下千年之血淚的佳作。欽叔陽的《稅官謠》還以詩記敘了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崑山農民葛成領導的抗稅斗爭。這在明以前的田園詩中是很少見的。
清詩是繼唐詩、宋詩之後又一個高峰，其數量之大，使唐詩也瞠乎其後；其成就之高，也是可與唐詩媲美的。清代的田園詩，同樣具備這樣兩個特點。清詞是與宋詞並峙的又一個高峰，其數量之多，題材之廣，也遠出宋詞之上，其田園詞亦然。
清初戰爭不斷，農民除經濟上受沉重剝削外，還得為軍隊服勞役。施閏章《牽船夫行》、陳維崧《賀新郎•纖夫詞》對此都作了形象生動的描述。這段時期，農民、鹽民受苛捐雜稅的殘酷盤剝，以至嶺南一帶竟發展到人吃人的地步。宋琬《同歐陽令飲鳳凰山下》、吳嘉紀《絕句》、屈大均《雷女織葛歌》、《菜人哀》都反映了這樣的事實，令人讀之下淚。清初一些遺民詩人(如顧炎武)也寫過一些反映隱士生活的詩，但他們並未忘懷國仇家恨，隱居往往是抗清活動的思想准備。
隨著清政權逐步鞏固，經濟繁榮，物質生活也逐步富足起來，田園詩詞從題材到審美趣味也都隨之發生了變化，知足飽和，恬淡自適的田園詩詞又應運而生了。如朱彝尊《鴛鴦湖棹歌》一百首，王士禎《真州絕句》都是這一類的作品。其寫景優美，筆致清新，恬淡自然，與陶謝、王孟的田園山水詩格調相近。但清代是我國最末一個封建王朝，封建的生產關系已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清朝後期更為腐敗，統治者窮奢極侈，對農民的剝削壓迫加劇，加之自然災害，使農民的生活每況愈下。這樣的社會現實反映到詩詞中，使清代中後期的田園詩創作中又涌現出大批現實主義傑作。周弘《道旁嘆》揭露賑荒之弊，查慎行《村家四月詞》寫農民以人拉犁的苦況。蔣楛《河堤曲》以民謠形式，寫黃河泛濫給人民造成的災難。令人欣喜的是從田園詩中傳出的不僅是農民的痛苦呻吟，還傳出憤激反抗的呼聲。如趙執信《甿入城行》寫縣令以賑荒名義到農村催租逼稅，激起農民的反抗，這是古代田園詩中不多見的光輝篇章。

鴉片戰爭敲開古老中國的大門，西方文明與血和火一起闖入中華大地。但這一切並未給中國農民帶來福音，它只導致中國封建農村經濟的進一步解體，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近代田園詩人筆下的農村，已完全見不到恬靜與幽美，到處是飢荒、棄兒、流民……。魏源的《江南吟十章》寫蘇州農民將糧田改種花木，道出封建經濟的破產。陸嵩《鬻兒行》、姚燮《誰家七歲兒》、貝青喬《雜謠》便寫出荒時暴月，農民被迫逃荒討飯，小兒被遺棄或被賣掉換糧。鄭珍的《經死哀》、黃遵憲《鄰婦嘆》、周實《睹江北流民有感》都藝術生動地寫出封建社會末期我國農民生活的苦難。他們這啼飢號寒的吶喊，彷彿產婦分娩時陣痛的呼叫。幾千年的封建制度應該被埋葬了，一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就要在這痛苦的呼喚聲中誕生。

三、
我國田園詩詞源遠流長，歷來以現實主義為主要創作手法，藝術真實和歷史真實地反映了兩千多年我國古代社會的現實。其中許多作品，甚至比正史更具體深刻地反映統治者窮兵黷武、橫征暴斂給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出兵攻宋，朝廷因正規軍不足，下令徵集鄉兵。地方官為邀功而濫行征點，又適逢夏雨成災，梅堯臣在襄城知縣任上作的《田家語》、《汝墳貧女》兩詩就形象生動地反映了「點弓手」給人民造成的苦難。有些田園詩還能印證正史：《明史》記載於謙任山西巡撫時因平反冤獄，救災賑荒，興修水利，使人民安居樂業。於謙本人在《平陽道中》以「相逢盡道今年好，四月平陽米價低」真實地反映了這一實況。古代田園詩詞中的許多優秀作品是我國現實主義文苑中的瑰寶，至今仍有一定的認識意義和美學價值。
田園詩詞與民歌有著血肉的聯系，早期見之《詩經》、漢樂府中的田園詩自不待言，唐宋以來的田園詩詞與民歌也是密不可分的。它們的聯系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是田園詩大量見之於新樂府詩人如張籍、王建、白居易的樂府詩中。這些「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田園樂府詩顯然胎息於民歌。其二是模仿民歌曲調創作的田園詩詞。最典型的是中唐劉禹錫、白居易的《竹枝詞》(又稱《巴渝詞》)，便是四川東部一帶的民歌改詞而成。此外如《楊柳枝》等也都是向民歌學習的產物。民歌本屬社會下層人民(主要是農民)的口頭創作，因而這類受民歌影響而寫作出來的田園詩詞，大都能反映現實，針砭時弊，同情勞動人民的不幸遭遇。藝術上也大都獨具特色，新穎別致。
田園詩與山水詩在文學史上是一直被相提並論的，但山水詩的出現要比田園詩晚得多。《詩經》及兩漢的詩歌中沒有以山水為題材的，兩晉玄言詩中已有寫山水的成分，但山水詩的興盛是在宋齊時期。山水詩與田園詩的作者大都是同一類政治上失意或隱居山林以等待一朝交泰、飛黃騰達者，或是從官場退休林下、頤養天年的人。山水詩與田園詩的交叉發展如同珠江的支流北江和西江一樣，它們來自不同的源頭，在三水附近合流了，隨即又分開了，但分流而下的江水中已分不清哪些水來自北江，哪是來自西江。盛唐以後寫農村自然風光的田園詩與山水詩已沒有嚴格的界限，在一部分作品中甚至兼及這兩方面的題材。明清時期，這樣的作品已頗為可觀了。而另一部分反映現實的田園詩，則與山水詩一直並行發展，沒有相互融合。融合和分流是文學題材、形式發展的兩種方式，山水詩與田園詩的關系也正如此。但從藝術上來說，田園詩比山水詩的表現手法更為豐富，這是與其題材的多樣性是一致的。
總之，我國歷代的田園詩詞，是古代社會的一面鏡子，其中某些真實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可以成為文學體裁的歷史教科書。閱讀這些田園詩詞，使我們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社會，可以從中研究古代農村的經濟制度和階級關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補正史之不足。田園詩中大量寫農村田園風光的詩詞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能給人美的享受。對我國歷代的田園詩詞，我們應給予更多的重視。

4、幫個忙啊!!

論明詞的價值及其研究基礎
張仲謀

明詞以及明詞研究已經被忽略得太久了。明人論「當代」詞，已經自慚形穢，清代諸家詞話提到明詞，更差不多都是貶抑否定之詞。三百年來，為明詞發覆表微之舉，一為清代嘉慶年間王昶選編的《明詞綜》，一為近人趙尊岳於20世紀30年代輯刻的《惜陰堂明詞彙刊》。20世紀出版的數十種文學通史或斷代史，從未論及明詞。專體史如劉毓盤《明史》第九章以極少的篇幅論明詞，不過聊補闕典，而題為《論明人詞之不振》；王易《詞曲史》則稱明代為「入病」，而清詞為「振衰」，鄙薄明詞之意顯然。新中國建立以來的五十年間，唐宋詞領域的研究已到了「精耕細作」的地步，清詞研究也已取得相當的成就，而明詞仍然是一塊榛蕪未剪的荒地，偶爾有一些文章談及明詞，也有一些詞的選本選錄了一些明詞，但真正的研究卻還沒有起步。所以詞學專家劉揚忠先生才會多次對明詞研究的冷寂狀況深致慨嘆（註：參見嚴迪昌，劉揚忠，鍾振振，王兆鵬《傳承、建構、展望——關於二十世紀詞學研究的對話》，載《文學遺產》1999年第3期；劉揚忠《新中國五十年的詞史研究和編撰》，載《文學遺產》2000年第6期。）

鑒於上述情況，我於1996年申報承擔了江蘇省「九五」規劃項目《明詞史研究》，又於2001年承擔了全國高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委員會項目《明代詞學資料匯編》。現在《明詞史》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明代詞學資料匯編》也接近完成。對於明詞與明代詞學，做了一些初步的文獻清理工作，也形成了一些粗淺的認識。回過頭來反思過去的近百年間對於明詞的態度以及相應的誤解與偏見，才感到是多麼滑稽可笑而幾近於荒唐。熟悉或了解明詞的人幾乎沒有，而人人都無端自信地鄙薄明詞以為不足道。這種狀況在文學史學科崛起而至於繁興的20世紀竟然持續了近百年之久，既與社會戰亂與政治動亂有關，與學術界偏重顯學、趨熱避冷的學風似乎也不無關系。

在本文中，我想結合近年來研究明詞與輯錄明代詞學資料過程中的體會，談一些個人的看法。

一、明詞的文學價值

明詞的文學價值，可以從三個角度來觀照。

首先，從明詞的作家、作品及其藝術成就來看。盡管我們承認明代是詞的中衰期，上不如宋，下不如清，但這種因為過於宏現而失之粗糙的大判斷並不足以成為否定明詞的定讞。就明詞論明詞，名家與佳作仍是所在多有。晚明時期，由錢允治選編、陳仁錫箋釋，成書於萬曆甲寅（1614年）的《類編箋釋國朝詩余》5卷，收明初至萬曆時詞人凡27家及無名氏作品共461首。由顧璟芳、李葵生、胡應宸合選，刊行於康熙元年的《蘭皋明詞彙選》8卷，共選錄詞家231人，詞作605首。由王昶選編，成書於清代嘉慶年間的《明詞綜》12卷，共收錄明代詞人380餘家，詞作500餘首。20世紀30年代，由趙尊岳輯刻的大型詞集叢刊《惜陰堂匯刻明詞》（又稱《惜陰堂明詞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題為《明詞彙刊》），共收入明詞文獻268種，其中詞話1種，合集、倡和集3種，總集（詞選）6種，詞譜2種；其餘為明詞別集，計256種（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詞彙刊》，其「出版說明」中謂該書收「詞選五種」，當為6種；「別集二百五十七種」，當為256種），詞作達一萬余首。《全明詞》雖然遲遲未能出版，但據其主編之一張璋先生說，《全明詞》共收明詞作者1300餘家，詞作2萬余首（註：參見張璋《明詞不可抹殺》一文，載1984年12月25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欄）。根據《全唐詩》、《全宋詞》等總集的編集規律來說，應該說明代詞人詞作的數量還未見底。但熟悉宋詞的人會對這兩個數字作出反應，因為它和宋代詞人詞作的數量非常接近。這似乎不能說明什麼問題，但數量也能證明一定的問題。一代才人拋擲心力於此，其間不可能全無佳作。從明初的劉基、楊基、高啟、張肯、瞿佑，到明代中期的馬洪、楊慎、夏言、陳霆、陳鐸、王世貞，再到明代後期的施紹莘、茅維、易震吉、沈宜修、葉小鸞，一直到標志著明詞的輝煌終結的陳子龍、夏完淳，他們的作品都達到了相當的水平，足以證明「詞亡於明」或「明代無詞」的說法是武斷而不可信的。歷來輕忽明詞的人總不免陷入一種誤區，既以宋詞體現出來的審美規范去衡量宋代以後的詞人，以似宋或不似宋的類比思路去排斥一切與宋詞異趣的詞作。一旦走出這種思維誤區，以寬容的態度對待詞史發展過程中的異量之美，把明詞的特色與缺點剝離開來，就會發現明詞還是不容簡單否定的。至於作品例證，舉出一兩篇或三五篇作品似乎不足以說明問題，而大量的羅列又不符合論文的寫作規范。一個簡單的例證是，那首從楊慎的《廿一史彈詞》中摘出的《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因為被毛宗崗移植在《三國志通俗演義》的開頭，後來又被作為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的主題歌詞，而成了婦孺皆知的名篇，而這首作品在明詞中雖屬佳篇，卻稱不得傑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瀏覽一下《明詞綜》或夏承燾、張璋編選《金元明清詞選》中的明詞部分，至少也會感到明代無詞的說法是不足憑信的。

其次，從千年詞史的邏輯發展來看，明詞無可置疑地是其間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少了這一段，詞史也就喪失了連續性和完整性。明代前後長達270餘年，這是一個不小的時間段，不像五代或其他亂世之更迭那樣，不可能忽略不計。對上而言它是宋元詞的一脈相傳，對下而言它是清詞中興的前提基礎。因此，無論是從千年詞史的連續性、整體性考慮，還是要為宋元詞尤其是清詞提供尋源溯流、原始察終的「上下文」背景，明詞都是不可或缺也不可取代的。像李攀龍那樣在一部《古今詩刪》里刪去整個宋詩，把明詩直接唐詩，作為文人個體的偏嗜別擇也許無可厚非，但從文學史或詩史的角度來看，卻是可笑而且近於荒唐的。

從詞史的邏輯發展來看，明代詞及其詞學現象至少有三點值得注意。

其一，明詞的曲化現象。每一種文體的演化都須經過一個長期的歷時性過程。詞在以敦煌曲子辭為標本的民間曲子詞時期究竟存在了多長時間也許很難考定，因為我們至今還不清楚以燕樂系統為音樂背景的詞究竟起源於何時（隋代還是初唐、盛唐）？但由中唐文人詞到《花間集》、南唐詞、北宋詞、南宋詞，詞體的演進軌跡卻是十分清晰的。這其間，詞在形式體制方面的進化比較容易把握。由令詞到慢詞，由短章到長調，由單調為主到雙調為主，並進而形成相當數量的三疊詞調與少見的四疊詞調，當然還有調式的「移宮犯羽」和曲式的添減攤破等手段造成的大量新調的出現。更為復雜而較難分說的是詞在主題內涵風格情趣上的演化。在現代詞學論著中，人們往往用「ⅩⅩ化」的構詞方式來表述詞的演進趨向。如從主題情趣方面稱詞的文人化、士大夫化，從語體的格調方面稱詞的雅化，從音樂性與文學性的彼此消長的角度稱詞的文學化；另外還有從不同文體影響互滲角度指出的「以詩為詞」的說法，當然也可以稱之為詞的詩化。由本文的論題所決定，我對詞的詩化現象自然特表興趣，因為它與元明時期詞的曲化正好相映成趣。清代朱彝尊及浙西詞派推尊南宋詞，往往稱詞至南宋而極其變，相對於「詩到蘇黃盡」的說法，則大有「詞至姜張盡」之意。實際詞在經過兩宋的「黃金時代」之後，雖然留給後人推擴的餘地不大，在主題、意象、手法、風格諸層面，仍有發展變化，詞的曲化就是一端。

明詞的曲化是一種普遍現象，從明初的瞿佑，到明代中期的楊慎，再到明代後期的施紹莘、陳繼儒、卓人月等，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曲化現象。當然，詞與曲的影響互滲是雙向的。有人以曲為詞，也有人以詞為曲，詞的曲化與曲的詞化同時並存。但奇怪的是，以詞為曲往往受到好評或認可，而以曲為詞則難以被人接受，甚至被指為明詞的一大缺點或明詞中衰的原因之一。這里就涉及到文體演進規律的認識問題。錢鍾書《談藝錄》曾援引外國文藝理論，力斥「詩文相亂」之說為皮相之談。其說曰：「文章之革故鼎新，道無它，曰以不文為文，以文為詩而已。」（註：錢鍾書《談藝錄》29-30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文體嬗變中的「破體出位」乃是常見現象。如楚辭之流為漢賦，漢賦又一變再變至唐宋而為文賦，雖仍以賦為名，其實已與散文道通為一了。雖然古代文論中評量詩文常常是先論體制而後論工拙，然而那些體制不純或曰兩種詩文體雜交而成的名篇仍然備受稱道，甚至正因為「出格」才見其新穎別致，所謂「格外好」是也。

當然，這里有一個度的把握問題。如同「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一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鑒變化，而不可無視規范，廝踢蠻做。以曲為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取散曲清新淺切的特色，然而從總體效果來說必須仍然是詞而不是曲；若只是用詞調來作散曲，則徑用曲牌可也。相對於這個虛擬而實存的度來說，過則為缺點，不過則為特色。既然人們樂於稱道蘇、辛等人的「以詩為詞」，為什麼就不能容忍明人的「以曲為詞」呢？關於這一點業師嚴迪昌先生曾經指出：「詞曲混淆，固是明詞一弊，然而以散曲某種自然清新、真率大膽的情韻入詞，實在是別具生趣，不得視以為病的。文體相淆，無疑會消解特定文體，容或不倫不類；從情韻上以新濟舊，應是可喜的出新手段之一種。利弊每共生，會轉化，全看高手的能耐，平庸者不能掌握火候，就難望其項背。讀明人詞，似須認識這一特點，始能發見其佳處。」（註：嚴迪昌《元明清詞》92頁，天地出版社1997年版。）這是對於明詞深有體悟的通變觀。

其二，明代女性詞人大量涌現，相對於以前的詞史而言，亦是一種卓有特色的詞學景現。雖然宋代李清照、朱淑真等女詞人成就很高，以至人們有巾幗不讓須眉之嘆，然而畢竟只是個別現象。及至明代中後期，女性詞人之多，創作之富，既構成前所未有的詞壇景觀，又與明詞總體不振的情形構成一種強烈的反差。趙尊岳《惜陰堂匯刻明詞記略》論「明詞之特色」，即以女性詞人詞作之富為特色之一。其中雲：

女史詞在宋之李、朱，昭昭在人耳目。元代即不多，《林下詞選》幾難備其家教。而明代訂律拈詞，閨幨彤史，多至數百人，《眾香》一集，甄錄均詳。而笄珈若吳冰仙、徐小淑，煙花若王修徽、楊宛之流，所值較豐，又復膾炙人口，視聶勝瓊之僅存片玉，嚴蕊之僅付詼諧，自又奪過之，足資識籀也。

女性詞之選本中，明末王端淑《名媛詩緯初編詩余集》選明代女詞人56家，清代周銘《林下詞選》選51家，歸淑芬《古今名媛百花詩余》選26家，徐樹敏、錢岳《眾香詞》選錄明代至清初女性詞作四百餘家，強半當為明代人，近人吳灝《歷代名媛詞選》選86家。又王昶《明詞綜》共選明詞380家，編為12卷，其中女詞人84家，詞2卷。僅從以上這些數字，已足以見出明代女性詞人詞作之繁富了。而其中如沈宜修、葉小鸞、商景蘭、吳綃等人，均達到較高的藝術境界。

對這種引人注目的詞學現象作進一步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基本認識。從時代先後來說，明代女詞人的成批涌現，主要在明代後期，這應該與當時思想文氛圍較為寬松活躍有關。從地域分布來看，明代女詞人多集中在江、浙二省。如果打破省的行政區劃，我們還會看到一個女詞人更為集中的文化區域，那就是蘇州、吳江、松江、嘉興一帶。1995年，在上海舉行的海峽兩岸詞學討論會上，吳熊和先生曾嘗試提出「環太湖文化區」的概念，以概括詞的創作、研究與地域文化的關系，得到多數與會者的認同。明代女性詞人的占籍情況，可以說為這一觀點提供了又一重要佐證。從社會身份來說，明代女詞人可以大別為兩種：要麼為名門閨秀，要麼為名城名妓。名妓的出身背景未必華貴，但是既為名妓，必然聰穎過人；倘若質性駑鈍，即使相貌姣好，也不可能成為名妓。又既為名妓，大都受過相當的教育及文藝熏陶，因為城市高等妓家的接納對象，大都為風流文人，不通文墨的妓女是難得有主顧的。妓女所受的教育未必嚴格遵循常規程序，但也因此使她們較少沾染冬烘陳腐的學究氣。何況與文人墨客的交往過程，本身也是一種學習過程，因此，從特定意義來說，名妓所受到的教育熏陶，除了名門閨秀之外，一般家庭的女子是無法與之相比的。至於出身名門的女詞人，一方面是閨閣時期即有較好的文學修養，另一方面是門當戶對的婚姻可能為她提供良好的繼續教育條件。在中國舊式的教育體制下，文化家庭既是縱向的傳承文化的載體，又構成橫向的文化傳播的網路結構。明清時期許多文學群體與流派，往往是以某一文化家族為核心，通過姻親、朋友、師生等關系向外擴散形成的。晚明時期東南一帶女詞人成批涌現，即與這種文化家族現象相關。所以明代女詞人的出現不是文化沙漠中的單株孤生，而是文化綠洲中的一簇簇地叢生攢聚。最典型的為吳江沈氏家族與葉氏家族兩家，世代通婚，構成累世復疊的姻親關系。以詞而論，沈珫之女沈宜修，子沈自征之妻張倩倩，繼妻李玉照，沈璟之女沈靜專，沈自炳之女沈憲英，以及沈宜修與葉紹袁之女葉紈紈、葉小紈、葉小鸞，均為較有成就的詞人，從而構成文化生態繁衍的特殊景觀。研究明詞或明清文學，這種文化家族現象頗堪注意。

其三，在中國詞學史上，明代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明代詞學的地位比明詞創作在詞史上的地位要來得重要。吳訥的《唐宋名賢百家詞》（實收87家）、毛晉的《宋六十名家詞》（實收61家），是較早的兩部大型詞籍叢刻，也是詞學建構的兩項重要工程，不僅在保存詞學文獻方面功不可沒，對近代以來的《四印齋所刻詞》、《強村叢書》等，均有導夫先路的意義。明代又有不少規模較大的詞的選本。如陳耀文《花草粹編》12卷，選錄唐宋元詞3200餘首，是明人所編規模最大的一部總集。清康熙時輯《歷代詩余》，即以是編為基礎擴充而成。卓人月編選、徐士俊參評的《詩余廣選》，後改稱《古今詞統》，又稱《詞統》，選隋唐以至明人詞467家，選詞2030首，持擇較精。王士禛《花草蒙拾》亦雲：「《詞統》一書，搜采鑒別，大有廓清之力。」從音韻譜律之學來說，張綖《詩余圖譜》實具有領異標新的意義。故鄒祗謨《遠志齋詞衷》稱其「於詞學失傳之日，創為譜系，有蓽路藍縷之功。」其後又有程明善《嘯余譜》，收錄詞調330調，450體，更為後來萬樹《詞律》與《康熙詞譜》等提供了較好的基礎。萬樹不恤先行者之艱，乃指責其「觸目瑕瘢，通身罅漏」（註：見萬樹《詞律》自序）：事實上萬樹的《詞律》也只是後出轉精而已，明代諸家詞譜的鋪墊作用是不容抹殺的。

明人在詞學理論上也有很大的發展與建樹。他們已經越過了宋人感性地描述創作經驗階段，而更帶有理論色彩與研究意識了。過去人鄙薄明代詞學以為不足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了解所致。明代詞學理論是一片待發掘的荒地。除了唐圭璋先生收入《詞話叢編》的4種詞話之外，散見

實在太長了，後面還有三部分……我覺得貼不完……
你可以到下面的網址去看剩下的內容：
http://www.7ctime.com/wenxue/shu/200611/8246.html

5、南鄉子 邢州道上作 翻譯

南鄉子 邢州道上作①
秋色冷並刀②，一派酸風卷怒濤③。並馬三河年少客④，粗豪，皂櫟林中醉射鵰。殘酒憶荊高⑤，燕趙悲歌事未消⑥。憶昨車聲寒易水⑦，今朝，慷慨還過豫讓橋⑧。
【注釋】
①邢州--今河北邢台。②並刀--古並州（今山西北部）一帶出產的刀具，以鋒利著稱。③一派--一片。 酸風--辛辣刺眼之風。④三河年少--指好氣任俠之輩。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南，在今河南省北部、山西省南部一帶。⑤荊高--荊指荊軻，戰國魏人，後居燕，好讀書擊劍。被燕太子丹拜為上卿，奉命刺秦王嬴政，未遂，被殺。高指高漸離，戰國燕人，善擊築。荊軻赴秦，賓客穿白衣冠送行於易水。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登車而去。秦滅燕後，嬴政熏瞎漸離雙目，令擊築。他在築內藏鉛彈擊嬴政，未中，被殺。⑥燕趙悲歌--指荊高送別事。韓愈《送董邵南序》：「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⑦易水――河名，在今河北易縣附近。⑧豫讓橋--豫讓，春秋時晉國人，為大夫智伯家臣。後韓趙魏三家分晉，智伯為趙襄子所滅。豫讓乃易姓埋名，漆身吞炭，數次謀刺趙襄子，不遂，自刎而亡。豫讓橋即豫讓隱身伏擊趙襄子之地，在邢台北，今已不存。
【講解】
陳維崧少小生長江南，羅綺金粉，本多頑艷格調。至身經家國巨變之後，情懷激盪，於悲壯慷慨的史事最多感觸，屢形於言，且鑄就了《湖海樓詞》的顯著特色。
在「一派酸風卷怒濤」的蕭瑟秋日，詞人與三河豪俠並轡而行，途經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趙之地，目睹少年們「皂櫟林中醉射鵰」的「粗豪」氣概，不禁回憶起當年荊軻、高漸離、豫讓等悲劇英雄。詞人心底的慷慨蒼涼隨著酸風疾漩而出，與如雪霜鋒交相輝映，奏響激揚勁健的旋律，令人數百年以下讀之，猶覺其生氣虎虎，閃現於字里行間。「憶昨車聲寒易水」句是一篇詞眼，昔陶潛《詠荊軻》雲：「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詞人也正是懷著這種「余情」踏過豫讓橋的。
此詞與《點絳唇》同時作，亦傷今弔古之意。但前者以感喟歷史風雲為綱，多凄楚蒼茫；本篇則雜入身世之悲，多豪邁遒壯。二者對讀，意味尤厚。

附：
點絳唇 夜宿臨洺驛①
晴髻離離②，太行山勢如蝌蚪③。稗花盈畝④，一寸霜皮厚⑤。趙魏燕韓⑥，歷歷堪回首。悲風吼，臨洺驛口，黃葉中原走。

陳維崧(1625～1682) 清代詞人、駢文作家。字其年，號迦陵。宜興（今屬江蘇）人。清初諸生，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54歲時參與修纂《明史》，4年後卒於任所。
陳維崧出生於講究氣節的文學世家，祖父陳於廷是明末東林黨的中堅人物，父親陳貞慧是當時著名的"四公子"之一，反對"閹黨"，曾受迫害。陳維崧少時作文敏捷，詞采瑰瑋，吳偉業曾譽之為"江左鳳凰"。明亡(1644)時，陳維崧才20歲。入清後雖補為諸生，但長期未曾得到官職，身世飄零，游食四方，接觸社會面較廣。又因早有文名，一時名流如吳偉業、冒襄、龔鼎孳、姜宸英、王士□、邵長蘅、彭孫□等，都與他交往，其中與朱□尊尤其接近，兩人在京師時切磋詞學，並合刊過《朱陳村詞》。清初詞壇，陳、朱並列，陳為"陽羨派"詞領袖。
陳維崧的詞,數量很多。現存《湖海樓詞》尚有1600多首。風格豪邁奔放,接近宋代的蘇、辛派。蔣景祁《陳檢討詞鈔序》說:"讀先生之詞者,以為蘇、辛可，以為周、秦可,以為溫、韋可,以為《左》、《國》、《史》、《漢》、唐、宋諸家之文亦可。……取裁非一體，造就非一詣,豪情艷□,觸緒紛起，而要皆含咀醞釀而後出。"雖嫌誇張,但陳維崧以豪放為主，兼有清真嫻雅之作,是為事實。更難得的是陳維崧各體詞都寫得很出色。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說:"國初詞家,斷以迦陵為巨擘。""迦陵詞氣魄絕大，骨力絕遒，填詞之富，古今無兩"，《湖海樓詞》最為可貴的，是能注意反映社會現實，如〔賀新郎〕《纖夫詞》，寫清兵征發10萬民夫替戰船拉纖,"列郡風馳雨驟",使得"閭左騷然雞狗"，還寫到一民夫與"草間病婦"的"臨歧訣絕",情狀凄慘。〔南鄉子〕《江南雜詠》揭露官府對勞苦人民敲骨吸髓的罪惡："戶派門攤"，使賣屋納稅的農民"獨宿牛車滴秋雨"，而官吏的凶惡卻"如鬼"。此外多寫自己的懷才不遇及國家興亡之感，如〔點絳唇〕《夜宿臨□驛》、〔醉落魄〕《詠鷹》、〔夜遊宮〕《秋懷四首》、〔夏初臨〕《本意》、〔沁園春〕《贈別芝麓先生，即用其題〈烏絲詞〉韻》等,傷時感物,豪放蒼涼。〔沁園春〕《題徐渭文〈鍾山梅花圖〉同雲臣、南耕、京少賦》詞，則把歷史故實、眼前新事、畫面景色，作者胸臆全都攝納詞中，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評為："情詞兼勝，骨韻都高，幾合蘇、辛、周、姜為一手。"這說明陳維崧能將不同風格冶於一爐，而能抒寫自如。此外，〔念奴嬌〕《讀屈翁山詩有作》，雄奇壯闊，兼富情趣，〔唐多令〕《春暮半塘小泊》信手拈來，口語入詞；也顯示出他能運用多種藝術手法的特點。〔望江南〕、〔南鄉子〕等組詞，以清新筆調，寫江南、河南的風光和社會生活；〔蝶戀花〕《六月詞》寫農民入城的情態；〔賀新郎〕《贈蘇□生》寫藝人的遭遇，這些詞又顯示出陳維崧詞題材廣闊的特點。陳維崧詞的缺點是有時傾瀉過甚，一發無余，便缺余蘊。稍嫌輕率。
陳維崧亦能詩，但成就不如其詞與駢體文。他的駢體文,在清初亦是一大家,毛先舒為其作序，評為："具龍跳虎卧之奇","得歌行頓挫之致"；毛際可作序,評為"言情則歌泣忽生，敘事則本末皆見。至於路盡思窮，忽開一境，如鑿山，如墜壑……"。《與芝麓先生書》、《余鴻客金陵詠古詩序》、《蒼梧詞序》等，都寫得跌宕悱惻，有很強的感染力。著作有《湖海樓詩文詞全集》54卷，其中詞佔3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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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清代詞壇上,誰的作品兼有秦柳風調

陳維崧(1625-1682)，字其年，號迦陵，江南宜興人。康熙中，應博學鴻儒試，官翰林院檢討。工詩及駢散文，尤長於詞，曾與朱彝尊合刻一稿，名《朱陳村詞》，故又並稱朱陳。他作詞極富，多至一千八百首。其詞模仿蘇辛，以壯語著稱，尤於稼軒為近。他有些詞反映民間疾苦，具有社會現實意義。如〈賀新郎〉《纖夫詞》寫軍隊征發民夫拉纖，弄得"閭左騷然雞狗，里正前團催後保，盡儡儡鎖系空倉後"。又如〈虞美人〉《無聊》雲：
無聊笑捻花枝說：處處鵑啼血。好花須映好樓台，休傍秦關蜀棧戰場開。倚樓極目添愁緒，更對東風語：好風休簸戰旗紅，早送鰣魚如雪過江東。
那時清朝統治者正在川陝一帶鎮壓反抗者，作者所表現的思想情緒，就是這一現實的反映。他的詞無論小令長調，多以豪情盛氣出之。小令如〈醉太平〉《江口醉後作》、《夜宿臨名驛》等闋，長調如〈滿江紅〉《汴京懷古》、《秋日經信陵君祠》等闋都可以代表迦陵詞的主要風格。《汴京懷古》中有幾首歌頌義俠，貶抑帝王，反對以成敗論人，也有一定意義。不過他的詞豪放有餘，沉厚不足，往往劍拔弩張，缺乏必要的含蓄。當然，他的詞還有另外一面，例如〈喝火令〉《偶憶》有雲："如今庭院隔天涯。記得沿街一樹粉梨花，記得花陰微露幾扇綠窗紗。"兼有秦、柳風調。

7、清代、貴州籍的、作家及作品？（越多越好）

顧炎武
顧炎武（1613——1682）初名絳，明亡改炎武，字寧人，人稱亭林先生，江蘇崑山人。
顧炎武是明清之際傑出的思想家、學者兼詩人。提倡「經世致用」有關民生之實際學問，強調文學的社會教育作用。「詩主性情，不貴奇巧」，詩學杜甫。著有《亭林詩文集》、《日知錄》等著作。

黃宗羲
黃宗羲（1610——1695）號南雷，學者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人。是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關心天下安危，以學術經世，強調詩寫現實。「夫詩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亂，皆所藏納」。其詩感情真實，具有愛國精神和高尚情操，其代表作《山居雜詠》。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姜齋，湖南衡陽人。明崇禎舉人，曾參加抗清武裝斗爭，後歸隱於衡陽石船山的著述終，人稱船山先生。其論詩「以意為主」。他生於「屈子之鄉」，受楚辭影響，步武《離騷》，用美人香草寄託抒懷。代表作《落花詩》一卷、《正落花詩》10首、《續落花詩》30首、《廣落花詩》30首、《寄詠落花》10首、《落花詩體》10首、《補落花詩》9首，共99首，仿效屈原《九章》以抒寫自己亡國之痛。一生著作甚豐，有《船山遺書》、《姜齋詩文集》、《姜齋詩話》等。

吳嘉紀
吳嘉紀（1618—1684）字賓賢，號野人，江蘇泰州人。明滅時27歲，親眼看到清兵南下沿海居民遭屠殺的情景，於是絕意仕進，隱居東淘，布衣終身。詩歌極寫兵燹災荒和民生疾苦，《臨場歌》描寫淮南產鹽地區的階級壓迫，對封建官吏魚肉鹽民的情況加以揭露，對廣大鹽民的悲慘生活表示同情。《絕句》：「白頭灶戶低草房，六月煎鹽烈火旁。走出門前炎日里，偷閑一刻是乘涼」。

屈大均
屈大均（1630——1696）字華夫，號翁山；廣東番禺人。清兵入粵時，參加抗清武裝斗爭，失敗後周遊各地。力圖恢復，曾北游關中，山西，與顧炎武交。明亡，削發為僧，中年還俗，更名大均。他的詩有鮮明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因遭清廷嚴禁。其詩兼學李杜，風格高渾雄肆、慷慨有奇氣。與陳恭尹，梁佩蘭並稱「嶺南三大家」。著作《翁山詩外》、《翁山文外》，乾隆時滅毀，清末始刊行。

錢謙益
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晚號蒙叟，常熟（江蘇）人。 其思想性格復雜，其身即具晚明文人縱誕習氣，又在維道德之嚴肅。本以「清流」自居，卻又因熱衷功名屢陷政治旋渦，諂事閹黨，降清失節。降清後又從事反清活動，力圖在傳統道德上重建自己的人生價值。此反復無常之尷尬，造成其心理苦澀，又為明遺民所斥責，亦為清王朝所憎厭，其正反映明清之際一些文人矛盾的人生態度。他著作有《初學集》、《有學集》、《投筆集》等。
錢之詩，將唐詩華美之修辭，嚴整之格律，與宋詩之重理智結合，主張寫詩要「有本」即有性情，又有學問。其代表作是晚年仿照杜甫七律組詩《秋興八首》並步其韻寫作的《後秋興》大型抒情組詩，全詩有七律13組，每組8首，共104首，命題為《金陵秋興八首次草堂韻》，簡稱《後秋興》，編入《投筆集》。

吳偉業
吳偉業（1609——1671）字駿公，號梅村，江蘇太倉人。崇禎四年（1631）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左庶子，為復社成員。著有《梅村集》。吳偉業以唐詩為宗，五七言律 具有聲律妍秀，華艷動人之風格，而最大貢獻在七言歌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說：「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 四傑，而情韻為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為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艷，一時尤稱絕調」。他在繼承元、白詩歌的基礎上，自成一種具有藝術個性的「梅村體」，吸取白之《長恨歌》、《琵琶行》，元稹《連昌宮詞》等歌行寫法，重在敘事，鋪以四傑、溫、李之情韻，融之明傳奇之戲劇性，形成其敘事詩之獨特風格，「可備一代詩史」。
「梅村體」敘事詩有百首，如《圓圓曲》、《聽女道士玉京彈琴歌》、《琵琶行》、《臨淮老妓行》、《楚兩生行》、《永和宮詞》等，把古代敘事詩推到新的高峰，對當時和後來的敘事詩創作起了很大影響作用。袁枚稱：「公集以此體為第一」。趙翼評：「以唐人格調，寫目前近事，宗派既正，詞藻又豐，不得不推為近代中之大家」。（《甌北詩話》卷九）吳偉業以名詩人兼作戲劇，撰有《臨春閣》、《通天台》（雜劇）和傳奇《秣陵春》。都是「借古人之歌哭笑罵，以陶寫我之抑鬱牢騷，而我之性情，愛借古人之性情，而盤旋於紙上，宛轉於當場」。（為李玉《北詞廣正譜》作序）

王士禛
王士禛（1634——1711）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今桓台縣）人，出身世家大族，錢死後，王士禎成為一代正宗。他論詩以「神韻」為宗。王士禛曾編選唐人律絕為《神韻集》。晚年又編選《唐賢三昧集》。「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十四詩品》），所謂「神韻」，就是要求詩歌具有含蓄深蘊，言盡意不盡的特點。要求「清幽淡遠，風致清新，語言含蓄。」其成名作是24歲在濟南大明湖所賦《秋柳四首》在大江南北傳誦。其在南京作《秦淮雜詩》20首（之一），較有影響。

查慎行
查慎行（1650——1727）受學於黃宗羲，詩學蘇、陸，得宋人之長。趙翼對其評價甚高。「功力之深，則香山、放翁後一人而已」。詩歌擅長白描，乞求調暢，詞務清新。

朱彝尊
朱彝尊（1629——1709）浙江秀水人，與王士禎齊名詩壇，有「南朱北王」之稱，趙執信奉二人為兩大家。五十歲以布衣舉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預修《月史》後歸鄉潛心著述，為浙西詞派開創者。編有《明詩綜》，他是一位典型的學者型文人。

沈德潛
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今蘇州）人。著有《沈歸愚詩文全集》，並編選了《古詩源》、《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國朝詩別裁集》（即《清詩別裁集》）等書。沈德潛的詩論，一般稱為「格調說」。所謂「格調」，本意是指詩歌的格律、聲調，同時也指由此表現出的高華雄壯、富於變化的美感。沈德潛的詩論是以漢儒的詩教說為本，以唐詩的「格調」為用，企圖造成一種既能順合清王朝嚴格的思想統治而又能點綴康、乾「盛世氣象」的詩風。沈氏本人的詩作，大抵平庸無奇，有時也寫民生疾苦，但這不過是表現封建文人「憂國憂民」的姿態而已。只是他在各種選本中對一些古典作品的技術性分析，還說了不少內行話。
翁方綱
翁方綱（1733—1818），以提倡「肌理說」聞名。在乾隆時做過內閣學士，他是一位學者，也以學者的態度來談詩，認為「為學必以考證為准，為詩必以肌理為准」（《志言集序》）。
所謂肌理，兼指詩中的義理和作詩的條理。他認為學問是作詩的根本，「宜博精經史考訂，而後其詩大醇」（《粵東三子詩序》），同時認為宋詩的理路細膩為唐詩所不及，所以主張宗法宋詩。在提倡詩風的「醇正」方面，他其實與沈德潛相合，其詩作質實而少情趣。

袁枚
袁枚（1716—1797）字子才，號簡齋，又號隨園主人，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廣交四方文士，負一時重望。生活放浪，頗為禮法之士所譏。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及筆記小說《子不語》。 袁枚值得注意的地方，不僅是提出「神韻」的詩歌主張，而且從許多方面重申了晚明的反傳統思想，代表了晚明思潮在經歷清前期的衰退之後的重新抬頭。他和李贄一樣，肯定情慾的合理性，認為聖人之治，就是要讓「好貨好色」的人慾得到滿足（見《清說》）。他甚至肯定富有者奢靡的生活，反對一味崇儉，指出：「古之聖賢，求貧民之富；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貧。不知富民者，貧民之母也。」（《與吳令某論罰鍰書》）他的詩論對恢復詩歌的抒情功能和個性表現，有很重要的意義。

趙翼
趙翼（1727—1814）字雲崧，號甌北，江蘇陽湖（今常州）人。深於史學，《廿二史札記》、《陔余叢考》為世所重。文學方面有《甌北詩鈔》和《甌北詩話》。趙翼論詩與袁枚相近之處，是以創新為最高標准，絕不甘落人後，更不用說模擬。趙翼為詩不主一格，無所不入，個性分明、才情豪放是其長。

鄭燮
鄭燮（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是一位著名的書畫家。有《鄭板橋全集》。 他是一個稍帶狂誕習氣，而思想和性格卻並不敏銳和強烈的正直人士。就像他的書畫，有些「怪」味卻並不放縱，其實還是比較秀雅的，內蘊也比較淺。他的詩一部分集中反映民生疾苦，如《孤兒行》、《逃荒行》、《姑惡》、《私刑惡》、《悍吏》等，都很具體真切而富於同情心，為一般詩人所少有。語言自然淺切，不喜模擬，是一種優點，但缺少特異的感受和別出一格的創造。律詩尤嫌輕滑不著力，絕句較明快，有些表現出他的性格。

黃景仁
黃景仁（1749—1783）字仲則，又字漢鏞，號鹿菲子，江蘇武進人。有《兩當軒集》。黃景仁多次應試不中，一生潦倒而多病，窮愁困頓的生活實情也就成為其詩歌的主要內容。黃景仁的詩以七言之作（包括古體和律絕）最能顯現其特有的氣質，風格深受唐詩影響，但又自出機杼。他二十四歲時參加安徽學政朱筠（號笥河）在採石磯太白樓舉行的盛會，即席寫下《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據說此詩曾讓與會士子擱筆，人譽之為可與王勃當年在滕王閣作賦相比。黃景仁的七言律絕能廣采博取而自成一格，語言自然秀逸，意象鮮明而具有獨創性，感情表達得很深細，有晚唐特別是李商隱詩的風味。在他的時代，他終究是最具詩人氣質和才華的，其詩中深層的感染力一直漫滲到現代。

陳維崧
陳維崧（1625—1682）字其年，號迦陵，江蘇宜興人。能詩，工駢文，尤以詞著稱，有《陳迦陵文集》、《湖海樓詩集》、《迦陵詞》（或稱《湖海樓詞》）等。其弟宗石在《湖海樓詞序》稱其「中年始學為詩余」，又同里蔣景祁序雲：「向者詩與詞並行，迨倦遊廣陵歸，遂棄詩弗作。」可見他的詞基本都作於入清以後。所作存約一千八百首，為古今詞人所罕見。陳維崧詞題材廣泛，無所不入，繼承了蘇、辛以詩為詞的傳統。其代表作《賀新郎·纖夫詞》、《金浮圖·夜宿翁村時方刈稻苦雨不絕詞紀田家語》等。

朱彝尊
朱彝尊（1629----1709），浙西派代表人物，主張宗法南宋詞，尤崇格律詞派姜夔、張炎。朱彝尊是名詩人，在清詞中影響更大。他認為明詞因專學《花間集》、《草堂詩余》，有氣格卑弱、語言浮薄之弊，乃標舉「清空」、「醇雅」（其說源於張炎）以矯之。他主張宗法南宋詞，尤尊崇其時格律派詞人姜夔、張炎。他還選輯唐至元人詞為《詞綜》，藉以推衍其主張。這一主張被不少人尤其是浙西詞家所接受而翕然風從，「數十年來，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靜惕堂詞序》）。後龔翔麟選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及本人詞為《浙西六家詞》，遂有「浙西詞派」之名。其勢力籠罩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餘年的詞壇。朱彝尊的《曝書亭詞》由數種詞集匯編而成。

納蘭性德
納蘭性德（1655——1685）滿洲正黃旗人，大學士明珠長子，他自幼敏悟，與陳、朱等名士交往。有《納蘭詞》，後改為《飲水詞》，取義「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其詞崇尚南唐後主李煜，其詞以己之言寫己之人生感受，其為貴族公子，生活經歷很平靜，除前妻亡故和幾次戀情，然其內心世界豐富，總覺宮廷生活壓抑。其深於情，故後人認為寶玉乃其也。其許多詞 表現男女之愛和對亡妻的悼念，如《蝶戀花》，題材多為家庭生活，身邊瑣事，兒女私情。從留下的三百多首詞看，情調哀怨感傷，幾乎首首言愁，篇篇寫恨，讀之令人愁腸百結，故其僅僅活了31歲 。

張惠言
張惠言（1761—1802）字皋文，號茗柯，江蘇武進（今常州）人。他是一位經學家，並以詞和散文著名，是當時「常州詞派」和古文中「陽湖派」的首領。有《茗柯文編》、《茗柯詞》，另編有《詞選》，代表他的詞學觀點。其《詞選序》中所述主張，最根本一點是提出詞和詩一樣要講求比興、要有寄託。《詞選》共選唐宋詞人四十四家，而序文特加稱許的，在唐為溫庭筠，在宋為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
　
周濟
周濟（1781—1839）字保緒，一字介存，晚號止庵，江蘇荊溪（今宜興）人。有《味雋齋詞》、《詞辨》、《介存齋論詞雜著》，並選有《宋四家詞選》。周濟早年曾隨張惠言的外甥董士錫學詞，但他與繼承張氏衣缽的董氏之說「或合或否」（《味雋齋詞自序》），對張氏的詞論也提出了不少修正的意見。常州派的理論經過周濟的發揮，更為系統化，也更為簡明實用，所以影響也更為廣泛深遠，籠罩了清後期的詞壇。

候方域
候方域（1618——1654）字朝宗，號雪苑，商丘人。從反映明清之際文風轉變的意義來看，侯方域是最具代表性的。出身貴族，少年曾縱情聲色、後悔悟，自題「壯悔堂」。明末參加復社，與方以智、陳貞慧、冒囊稱復社「四公子」，同閹黨餘孽斗爭。明亡，被迫參加河南鄉試，後自認為此為奇恥，別人認為乃為變節，心郁，不久亡，年僅三十七歲。有《壯悔堂集》。

魏禧　
魏禧（1624—1681）字冰叔，江西寧都人。與兄際瑞、弟禮合稱「寧都三魏」。他對文章強調「積理」、「練識」，以合於實用。魏氏無甚文才，好發議論，文章沒有什麼趣味。他入清不仕，喜表彰抗清的志節之士，如《江天一傳》、《高士汪沨傳》等，寫俠士的《大鐵椎傳》也暗寓了反清之志。由於重在表達作者的政治態度，這些傳記中的人物大抵有事跡而無個性。另外，魏禧集中有不少文章好談奇異之事，議論駁雜，這也是招致四庫館臣不滿的原因。

汪琬
汪琬（1624—1691）字苕文，長洲《今江蘇蘇州》人，順治進士，康熙時為翰林院編修。康熙帝曾稱贊他說：「嘗與近臣論本朝文學砥行之儒，首稱數先生。」（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他的文章力求雅正，結構嚴謹而文字朴實。因為合於「道」又合於皇帝的喜好，在當時負有盛名。

汪中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蘇江都（今揚州）人。三十四歲為貢生，後絕意仕進，鑽研經史，以博學稱。有《述學》等。他不喜宋儒之學，對封建禮教和傳統思想每加駁斥，文章也自具思想光彩。另有《廣陵對》、《哀鹽船文》、《自序》，均為人所稱道，而《經舊苑吊馬守真文序》，更是文采優美，感情動人。
　
方苞
方苞（1668—1749）字靈皋，號望溪。有《方望溪先生全集》。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桐城派能夠造成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有多種原因，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方苞一開始所提出的理論就具有明晰而系統的特點（他的後繼者也很注意這一點）。他的方法是通過對一個核心概念——「義法」——的多層面的闡釋來建立自己的理論系統。方苞本人的文章，以碑銘、傳記一類寫得最為講究，蓋因敘事之文，最易見「義法」。其長處在剪裁干凈，文辭簡潔，有時尚能寫出人物的性格與神情。但對人物的褒揚中，總是滲透了封建倫理意識，少數山水游記則板重絕倫。他的文章中最有價值的，應數《獄中雜記》。

劉大櫆
劉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峰。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師事方苞，又為姚鼐所推重，在「桐城派」的形成中起著承先啟後的傳遞作用。其文論主要見於《論文偶記》，對方苞之說有新的闡發。他進一步探求了文章的藝術形式問題，講究文章的「神氣」、「音節」、「字句」及相互間的關系。劉大櫆本人的文章，大都鏗鏘上口，音調高朗，有韻律之美。如《息爭》、《觀化》等，均有此特色。這一種主張和文章特點，對後來桐城派文人的影響頗大。

姚鼐
姚鼐（1731—1815）字姬傳，世人以其書室名稱惜抱先生。著有《惜抱軒詩文集》，又編有《古文辭類纂》，流布極廣。姚氏古文理論，並沒有提供多少新的東西，他的長處是善於在前人的基礎上作總結性、具體化的工作。姚鼐本人的文章，說理、議論偏多且大都迂腐，但寫人物和景物，也間有生動之筆。姚鼐是一個沒有多少創造性卻很聰明的人，桐城派由於他而聲勢大張。他主講書院四十年，門下弟子甚眾，由此桐城派幾乎發展到全國范圍。姚門中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號稱「四大弟子」，其中梅曾亮嚴守桐城「家法」，又吸取柳宗元、歸有光古文的長處，成為繼姚鼐之後的桐城派領袖。

尤侗
尤侗（1618—1704）字同人、展成，號悔庵、西堂，江蘇長洲（今蘇州）人。順治年間以貢生任永平府推官，因鞭撻旗丁而被黜。六十多歲才舉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作有傳奇《鈞天樂》，雜劇《讀離騷》、《吊琵琶》、《桃花源》、《黑白衛》、《清平調》，合稱《西堂樂府》。他也擅長詩文，有《西堂全集》。尤侗為人耿直，恃才自負，因仕途坎坷，長期閑置，多憤世之情。其劇作也主要表現對社會現實的不滿，抒發內心郁悶。

李玉
李玉（1610——約1671）號蘇門嘯侶，吳縣（蘇州）人。出身微賤，父親可能是相國申時行家中戲班中曲師。吳偉業《北詞廣正譜序》說：「李子元玉，好奇學古士也，其才足以上下千載，其學足以囊括士林。而連厄於有司，晚幾得之。仍中副車。甲申以後，絕意仕進。」焦循《劇說》：「元玉系申相國家人，為申公子所抑，不得應科試，因著傳奇以抒其憤。」
李玉傳奇有三十餘種，今存二十餘種，早期作品「一人永占」（《一捧雪》、《人曾關》、《永團圓》、《占花魁》）。

李漁
李漁（1610——1680）字笠翁，浙江蘭溪人。戲曲理論家和喜劇作家。多次應鄉試不第，後專從事戲曲創作，並自蓄家伎，到外獻藝。今有《笠翁十種曲》：《風箏誤》、《憐香伴》、《意中緣》、《玉搔頭》、《凰求鳳》、《巧團圓》、《蜃中樓》、《奈何天》、《比目魚》、《慎鸞交》十種劇。

洪升
洪升（1645——1704）字昉思，號稗畦，錢塘（杭州）人。康熙三十七年（1688）經十餘年三易其稿寫成《長生殿》。第二年（1689）因在佟皇後喪期於宅中演《長生殿》，被革去國子監學籍，趙執信詩雲：「秋谷才華迥絕儔，少年科第盡風流。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康熙三十年， 洪升攜家南歸，回到杭州，康熙四十三年（1704），與友人到松江，南京等地游覽在吳醉酒落水而死。 洪升做了約二十年的太學生，生活窮困，詩雲「八口總為衣食累，半生空溷利名場。」從而對仕途漸淡，其一生坎坷潦倒，是悲劇結局。

孔尚任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號東塘，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孫。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南巡，返程過曲阜祭祀孔子，孔尚任被推薦在御前講經，受到康熙賞識，由國子監生的的身份破格任用為國子監博士，後遷至戶部員外郎。期間曾參與黃河入海口的疏浚工程，在淮揚一帶生活了三年，結識了冒襄、黃雲等明末遺老，還在揚州、南京等地憑吊前明遺跡，廣泛了解到南明政權興亡的史料，這為他創作《桃花扇》提供了直接的素材。返回北京後，在「漸覺名心如佛淡，頓教老興入詩濃」的心境下，便悄悄寫起了《桃花扇》。康熙三十八年（1699）經歷十年，三易其稿的《桃花扇》問世，引起轟動。「王公薦紳，莫不借鈔，時有紙貴之譽。」（《桃花扇本未》）「長安（北京）之演《挑花扇》者，歲無虛日，康熙也要去閱讀。次年春，《桃花扇》上演，轟動，但孔不明不白被罷官，「命薄忽遭文字憎，緘口金人受誹謗」。罷官原因可能與《桃花扇》有關，罷官後，在京留兩年多，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懷憤歸故，康熙五十七年（1718）卒於石門山舊居，終年71歲。

8、清詞的康熙三鼎足

康熙年間兩大詞派為陽羨派與浙西派，分別以陳維崧和朱彝尊為盟主。
陳維崧駢文為清初一大高手，有轉移壇坫之概。其文詞藻富麗，發而為詞，才華橫溢，倜儻豪邁，接近蘇軾、辛棄疾。陳維崧，江蘇宜興人，宜興古名陽羨，世稱其詞為「陽羨派」。但清初的社會情況與南宋不同，而且文網嚴密，陳維崧不可能直接抒寫和辛棄疾詞一樣的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但也注意反映一些社會現實。其詞多至1600餘首，外加補遺200多首，總數超過1800首，被稱為「詞富無雙」。陳維崧詞題材、筆法比較廣闊多樣，特別是他的〔賀新郎〕《纖夫詞》，用詞直接描寫人民的具體苦難事件，打破詞的傳統題材和手法的限制，結尾的人物對話，暗效杜甫《三吏》、《三別》的神理，很有特點。〔蝶戀花〕《六月詞》其四，寫農民入城的情態，也頗別致。他的詞有時傾瀉過甚,但如《題鍾山梅花圖》的〔沁園春〕詞,卻不愧「情詞兼勝,骨韻都高，幾合蘇、辛、周、姜為一手」(《白雨齋詞話》)的評價。 與「陽羨派」詞同時崛起的，有浙派詞（亦稱「浙西派」）。「浙派」的開山作家是秀水(今浙江嘉興)朱彝尊。而秀水前輩詞人曹溶著有《靜場堂詞》，家藏宋人遺集頗富，朱彝尊編選《詞綜》,多從其家假錄，並常與唱酬,同以「崇爾雅，斥淫哇」為尚，可稱「浙派」的先河。朱彝尊詩、文、詞兼工,但在文壇的影響,卻以詞為最大。清初詞人，出入唐五代和南北宋,各從所好,不拘一格;為了避免元明詞的浮靡猥雜;朱專門提倡南宋姜夔、張炎一派「清空」、幽雅的詞風。他自己說：「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所謂「恨」，有寄託滄桑之感的，也有屬於艷情和其他的。在寫作上，避滑避俗，用力淘洗，務歸於醇雅，有獨特的成就。但是遺憾的是，朱彝尊的一些詠物詞頗為庸俗，例如詠美女的身體各個部位的詞，備受詬病，與其提倡的「歸於醇雅」，難免相悖。其弟子及浙人為詞受有影響的，如李良年、李符、沈岸登、龔翔麟等人，大都以南宋姜、張及史達祖、王沂孫、蔣捷諸家為依歸。
然繼起「浙派」詞人成就最大的，要推錢塘（今浙江杭州）厲鶚。厲詞內容較單薄，譽之者謂為：「生香異色，無半點煙火氣。」（《藝蘅館詞選》張徐紫珊語）幽淡有過於朱彝尊，而深厚不如。康、雍、乾時期，「浙派」在詞壇上占統治地位。此派詞存在的缺點是境界不夠開闊,語言有時流於纖碎。譚獻《篋中詞》評「陽羨派」和「浙派」詞的利病和影響說：「自錫鬯（朱彝尊）、其年(陳維崧)出，而本朝詞派始成。顧朱傷於碎，陳厭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漸變。錫鬯情深，其年筆重,固後人所難得。嘉慶以前為二家牢籠者，十居七八。」是符合事實的。 至於當行出色，以「詞人之詞」著名的，首推納蘭性德，其次有顧貞觀。納蘭性德詞善以白描手法，直寫性情，真摯動人，接近南唐李煜。所作以小令為多，亦以小令為最工,哀婉纏綿,感染力很強。他的〔長相思〕詞寫「夜深千帳燈」,〔菩薩蠻〕詞寫「塞馬一聲嘶，殘星拂大旗」，表現塞外風光，題材新穎，超越前人，尤為可貴。長調如〔金縷曲〕《贈梁汾》，一氣直說，真切如話，結構渾融無跡，個性躍然紙上，是不可多得之作。譚獻評價納蘭新的《蝶戀花》四首深得馮延巳、歐陽修、陳子龍小令之妙：「勢縱語咽，凄澹無聊，延巳（馮延巳）、六一（歐陽修）而後，僅見湘真（陳子龍）。」施蟄存曾在《花間詞新編》中輯錄宋代和清代「花間」風格婉約詞，清詞人中以納蘭性德入選最多，詞後附按語曰：「容若情真性厚，小詞聲色窈麗，哀樂無端，非晏歐所能限，況方回乎？篇什既富，珠玉火昆耀，亦不當屈居李重光下。謂為唐五代來一大家，可以無忝。雲間詞派，方當消歇之時，忽有滿清華胄，遠紹弓裘，陳卧子地下有知，亦當蹙額。」亦將納蘭性德（容若）與李煜（李重光）、賀鑄（方回）、陳子龍（陳卧子）等婉約名家相提並論。
王國維對納蘭詞真切自然的特點極為贊賞，贊曰：「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但是這句話常被後人有意無意地斷章取義為「納蘭詞成就，北宋以來一人而已」，實際上王國維所稱譽的是納蘭詞的清新自然風格是詞人中少見的，而非認為其詞成就為「北宋以來第一」，事實上王國維認為自己的詞是歐陽修以來最好的（實際上當然完全不是）；另外納蘭性德父輩是初入中原的滿族貴族，而納蘭性德出生於北京，並無「初入中原」這一事實，納蘭性德出生後就接受純正的漢文化教育，這為他之後輕松中進士以及填詞打下了至關重要的基礎，所謂「未染漢人風氣」也只是王國維的片面之詞。王國維的評價影響很大，必須加以辨別，避免斷章取義，更勿挾王國維的一己偏見以自重，以免貽笑方家。須知納蘭詞在清代的崇高地位並非因為王國維的贊譽而得以確立。
顧貞觀作品最佳的，是寄給謫戍在寧古塔的吳兆騫的〔金縷曲〕二首。它用詞代替書信，別開生面；纏綿悱惻，字字皆血淚所成，風格感情，都與納蘭性德《贈梁汾》一詞相似,故納蘭性德嘆為：「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彈指詞》自注）

9、關於中山鬼步舞教學

中國古代詩歌選讀教學大綱
一、課程的性質：
中國古代詩歌選讀是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為管理學科公共管理類公關事業管理（教育管理）本科專業開設的一門選修課程，教材為《中國古代詩歌選讀》（馮正克、趙敏儷主編，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內容為上起先秦下至元明清的具有極高思想認識價值和文學藝術價值的詩歌作品。本課程課內授課總計54學時，學分3分。
二、教學目的：
本課程旨在通過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些具有重要思想教育價值和藝術審美價值詩歌作品的分析鑒賞和學生自主學習，以陶冶學生的情操、培養他們的審美情趣和提高其詩歌藝術鑒賞能力。學生還可以從中尋求到詩歌創作的某些藝術規律及其與不同文學體裁之間的關系，並用以指導自己的文學創作實踐，養成勤動筆喜鑒賞的學習習慣。通過本課程的學習，還可以產生很大的輻散作用，使學生認識中國古代悠久而燦爛的歷史文化，在開拓其文化視野和提升內在人文精神的同時不斷增強其民族自豪感，為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與社會的發展提供應用的幫助。
三、教學材料與教學媒體：
中國古代詩歌選讀的教學材料是《中國古代詩歌選讀》（馮正克、趙敏儷主編，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教學的主要形式應為面授與討論相結合，同時一定量的符合開放教育模式的實踐活動也應積極予以開展。
四、教學重點掌握內容及授課進度表：
第一編、先秦詩歌：
（第一周）《周南?關雎》，《秦風?蒹葭》，《豳風?東山》，《九歌?國殤》。
第二編、兩漢魏晉南北朝詩歌：
（第二周）《陌上桑》，《行行重行行》，
（第三周）曹操《龜雖壽》，曹植《白馬篇》，陶淵明《歸園田居》、《飲酒》，
（第四周）《西州曲》。
第三編、隋唐五代詩歌：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張若虛《春江花月夜》，
（第五周）王維《山居秋暝》，李白《將進酒》，崔顥《黃鶴樓》，高適《燕歌行》，
（第六周）杜甫《兵車行》，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第七周）白居易《長恨歌》，
（第八周）柳宗元《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李賀《雁門太守行》，李商隱《錦瑟》，李煜《虞美人》。
第四編、宋遼金詩歌：
（第九周）柳永《雨霖鈴》，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懷古》，蘇軾《水凋歌頭》、《念奴嬌?赤壁懷古》，秦觀《鵲橋仙》，
（第十周）李清照《聲聲慢》，岳飛《滿江紅》，陸游《關山月》，朱熹《觀書有感》，辛棄疾《水龍吟?登健康賞心亭》，
（第十一周）姜夔《揚州慢》，文天祥《過零丁洋》。
第五編、元明清詩歌：
馬致遠《田凈沙?秋思》，張養浩《山坡羊?潼關懷古》，
（第十二周）雎景臣《哨遍?高祖還鄉》，陶安《水調歌頭?偶述》，陳子龍《小車行》，朱彝尊《桂殿秋》，龔自珍《己亥雜詩》。
另外：附錄一（詩的格律）、附錄二（詞的格律）、附錄三（曲的常識）佔有一周的上課時間
五、非重點篇目：
第一編、先秦詩歌
《召南?野有死麕》，《衛風?氓》，《王風?黍離》，《鄭風?溱洧》，《小雅?採薇》，《小雅?庭燎》，《九歌?山鬼》，《九章?涉江》
第二編、兩漢魏晉南北朝詩歌
劉邦《大風歌》，辛延年《羽林郎》，《戰城南》，《上邪》，《東門行》，《孔雀東南飛》，《十五從軍征》，曹操《觀滄海》，曹丕《燕歌行》其一，劉楨《贈從弟》，嵇康《贈秀才入軍》，阮籍《詠懷詩》，左思《詠史》，陶淵明《詠荊軻》，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鮑照《代出自薊北門行》，謝眺《晚登三山還望京邑》，庾信《擬詠懷》，《木蘭詩》，《敕勒歌》
第三編、隋唐五代詩歌
薛道衡《人日思歸》，駱賓王《在獄詠蟬》，陳子昂《登幽州台歌》，賀知章《詠柳》，孟浩然《過故人庄》，王灣《次北固山下》，王之渙《涼州詞》，王翰《涼州詞》，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王維《使至塞上》，《送元二使安西》，李白《蜀道難》，《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望天門山》，高適《別董大》，杜甫《春望》，《旅夜書懷》，《蜀相》，岑參《逢入京使》，劉長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張繼《楓橋夜泊》，韓翃《寒食即事》，韋應物《滁州西澗》，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韓愈《早春呈水部十八員外》，《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劉禹錫《烏衣巷》，《西塞山懷古》，白居易《錢塘湖春行》，《買花》，元稹《遣悲懷》，李賀《南園》，杜牧《赤壁》，《泊秦淮》，《九日齊山登高》，溫庭筠《商山早行》，李商隱《安定城樓》，溫庭筠《更漏子》，韋庄《菩薩蠻》
第四編：宋遼金詩歌
范仲淹《漁家傲》，晏殊《浣溪紗》，歐陽修《戲答元珍》，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江城子》，黃庭堅《寄黃幾復》，周邦彥《滿庭芳》，李清照《如夢令》，張元干《賀新郎》，陸游《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卜運算元?詠梅》，范成大《後催租行》，楊萬里《曉出凈慈寺送林子方》，張孝祥《念奴嬌?過洞庭》，辛棄疾《摸魚兒》，《水龍吟》，《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陳亮《水凋歌頭?送章德茂大卿使虜》，史達祖《雙雙燕?詠燕》，林升《題臨安邸》，文天祥《過零丁洋》，蕭觀音《懷古》，元好問《歧陽》
第五編、元明清詩歌
關漢卿《四塊玉?別情》，白樸《沉醉東風?漁夫》，馬致遠《壽陽曲?遠浦歸帆》，喬吉《玉交枝?閑適》，徐再思《沉醉東風?春情》，劉基《太公釣渭圖》，高啟《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李夢陽《秋望》，何景明《秋江詞》，王世貞《登太白樓》，李贄《初到石湖》，袁宏道《橫塘渡》，納蘭性德《長相思》，陳維崧《賀新郎?纖夫詞》，張惠言《木蘭花慢?楊花》，秋瑾《感憤》

10、清代詞 元代詞 現代詞各一首

獨游南湖 （清）查慎行
外吏無交舊，歸人應簡酬。
煙波宜獨往，風內雨感重遊。
遠影千容帆暮，孤亭萬樹秋。
多情天井派 ，日夜向南流。
木蘭詞·擬古決絕詞柬友 作者：納蘭性德（清代著名詞人）
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
等閑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易變。
驪山語罷清宵半，淚雨零鈴終不怨。
何如薄倖錦衣郎，比翼連枝當日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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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凈沙·秋思 作者：馬致遠 (著名元代詞人）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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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園春· 雪》是 毛澤東所寫的一首詞
沁園春·雪 近代：毛澤東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
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
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