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士大夫風俗
1、形容做事公正,沒有私心的成語
大公無私。
清.龔自珍《論語》
釋義:追求最大的公正,沒有一點私心。
當官而行,不求利己。
唐.韓愈《為裴相公讓官表》
釋義:當官做事,不追求私利。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禮記.禮運》
釋義:天下為公是上古人們遵循的道德。
奉公如法,則上下平。
《淮南子.兵略訓》
釋義:辦事公平執法,從上到下的人都信服。
不私而天下公。
漢。馬融《忠經.廣至禮章》
釋義:不狹私心秉公辦事,天下自然也就公正了。
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
《淮南子.兵略訓》
釋義:做事公正而沒有私心,說一句就能使千千萬萬的民眾團結一致。
公則一致,私則萬殊。
宋。魏了翁《論士大夫風俗》
釋義:出於公心就協調一致,處於私心就會各有打算。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尚書.周官》
釋義:官員大公無私,百姓對官員的誠信就會回來。
國耳忘家,公耳忘私。
《漢書.賈誼傳》
釋義:為國家辦事就要忘掉自家的事,辦公事就要忘掉私
2、中國古代的士大夫一天的生活是什麼樣的?
士大夫是我國歷史上對於古代官員的一種稱呼,他們所處的職位是文官,因此不必像武官一樣打兵打仗,只需要每天按時上朝,給皇帝提供治理國家的政策就可以了。在古代,這個職位就像現在的公務員一樣,大都是為國家做事,他們也是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創造者。也正因如此,許多士大夫因為創造了優秀的文化而青史留名。
也正是因為士大夫的工作主要就是在朝堂之上出謀劃策,因此朝堂之下,他們沒有別的工作,娛樂的時間就比帶兵打仗的將軍要多得多。所以有的士大夫們除了每天早上上朝之外,還會在下朝之後去酒樓或者其他地方聽聽戲曲,瀟灑快活。
當然,除了這些盡想著娛樂的士大夫,也有一些士大夫比較認真負責,他們在朝堂之上據理力爭,為自己提出的政策辯駁,同時下了朝以後,他們也沒有立馬走開,而是請求皇帝再跟他們探討政策的優劣,直到皇帝允許他們離開。士大夫們大都想要有一番作為,因此只能對朝堂之事多與皇帝接觸,以謀更好的職位。
所以士大夫們的一天主要就是早上起早上朝,在宮殿外等待皇帝出現,等到皇帝出現,再根據上奏的摺子進行一一討論直到出了結果。上完了朝以後,大都已經到了午飯時間,有些大臣離得近,便會直接走路回家吃飯,有的大臣離得遠,則坐馬車回去。當然,也有一些大臣會被皇帝留下來用膳,不過大都是一些受皇帝重用之人。吃過飯後這些士大夫們還會回到自己的職位繼續工作,到了晚上則都是休息時間,可以選擇讀書或者出去遊玩。所以相對來說士大夫們的一天還是比較輕松的,主要還是看個人是否願意一直在崗位上奉獻自己。
3、為何說中國傳統士大夫,有妾婦心態與審美情趣?
我們說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是有妾婦心態與審美情趣,這是因為中國古代一直以來奉行君主專制制度。中國古代不論是從秦始皇統一六國開始,實行了君主專制,可是在秦始皇沒有同意六國之前,差不多那也是實行的君主專制,反正國家就是一切以皇上為主,一切聽人皇上的差遣和侯令。我們的古代,實行的大一統,著大一統不僅是在土地上的,也是在經濟,文化,政治,甚至是思想上的而大一統。而士大夫的命運則是完完全全就掌握在擁有國家最高權力的皇帝手中。說白點就是皇上讓你往西,你絕對不敢往東。
古代的讀書人基本上都是把能夠在朝廷上做官作為自己的一生的抱負。我們知道古代的讀書人要想做官,基本上都是要通過科舉考試的,而這科舉考試也是很難的,就是說即使你是非常的有才華,你也不一定能夠通過科舉考試的。而士大夫們歷經了千辛萬苦,才從許許多多的考生中脫穎而出,終於實現了自己的抱負,做上了官,那肯定是老老實實的做,不敢有任何的閃失,生怕自己一個閃失,就把皇帝給惹怒了,而自己的這輩子也就這樣的完了。
所以士大夫在面對皇帝,即面對自己的工作這一方面,確實時充當著妾婦的角色的。因為士大夫們對於皇帝有種患得患失的感覺,生怕自己在那個方面有一個不注意,自己就會招來殺生之禍,或者是被皇帝貶官。
而這個就和妾婦們非常相似了。因為妾婦們也是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得到自己丈夫的歡心,如何才能得到丈夫的寵愛。她們對自己的丈夫也是有一種患得患失的感覺的,因為她們的丈夫不是她一個人的。
4、士大夫在古代是怎樣的?
【士大夫】舊時指官吏或較有聲望、地位的知識分子。《師說》:「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者,則群聚而笑之。」《石鍾山記》:「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訓儉示康》:「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五人墓碑記》:「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 「士大夫」是戰國出現的一個新概念。 在此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後。戰國典籍中表示等級序列仍用「大夫士」。《荀子·禮論》載:「大夫士有常宗。」《呂氏春秋·上農》載:「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大夫士與士大夫表面看去只是前後顛倒了一下,實際上反映了一個重大變化:大夫士強調的是等級;士大夫指的是階層,它的特點是知識分子和官僚的混合體。分而言之,無論在春秋以前或戰國,大夫都指有一定官職和爵位的人,社會地位比士高。為什麼從戰國開始,士常常冠在大夫之前呢?這是隨著官僚制度的興起,士大顯身手的結果。一些出身士的人,靠著自己的才能,平步青雲,出現了一批布衣卿相。另一方面,戰國時期的大夫與春秋時期也不大一樣。春秋時期的大夫,大部分是靠宗親分封而來的,並且是世襲的。戰國時期的大夫正演變為官僚體系中的一個職位和爵位,大夫中多數不再是靠宗親分封,一般的也不再世襲,它們中的多數是由士升上來的。"士大夫"是上述情況在觀念上的反映。從時代看,這一概念在戰國中葉以後才流行開來。從內涵上考察,士大夫主要包含如下兩方面內容:
5、何謂封建士大夫精神
我的補充:【雜論】 士大夫精神:不為五斗米折腰,《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君子:有教養、有德行的人;固窮:安守貧窮。指君子能夠安貧樂道,不失節操。天地情懷 ,你可以分三部分論述, 天,地,人,何為天,何為地,人在天地中是個什麼狀態。這所涉及的是中國古時文人的終極價值,這是士大夫精神的根本所在。 它寬宏大量,不為五斗米折腰。它有著大無畏的精神,為他人想得多為自己想得少,這便是士大夫的高善的品質。還有這樣幾種: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魏晉亂世,所以黃老之術盛行的原因在此。另有文天祥之流的忠烈之士,心憂天下,以節死國;更有秦檜這樣的奸佞小人,實是儒學教育的敗類。 【宋朝士大夫精神】 一個改革家,特別是一個失敗了的改革家,在他的生前身後,往往會非議甚多,以致蓋棺難以論定。然而,主持宋代第一次重大改革「慶歷新政」的范仲淹,則是個例外。朱熹評論他:「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劉宰評論他:「本朝人物,南渡前,範文正公合居第一。」;范仲淹的改革同道韓琦評論他:「大忠偉節,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於古人,後可師於來哲。」;宋代最大的改革家王安石評論他:「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前賢渺遠,近哲可師。在宋代,乃至後世,這個失敗的改革家,則成為士大夫精神世界中的聖人。 【概述】 士大夫精神是文以載道,這個道,就是精神的所在(這是韓愈說的我認為可以)。因為士大夫階層要比孔子學說早的很,以至於我們經常把孔子的對士大夫的說法當成經典,是有些不合時宜的,因為他可能去除掉一些本是士大夫一些人本的概念和功利主義,因為這不符合儒家的「仁政」及尊卑上有的觀念。再者道家的也不能很好的說明士大夫的精神,道法自然固然是好但不符合士大夫的功利主義及階級思想。可以說士大夫階級是儒家,道家及其他學說研究的基本模型,它們從不通的視角理解和觀察這階層的思想及動態來完善他們的基本學說。 有些人說這不確切,我說是不確切因為這只是我的思考結果。那麼我說下我是怎麼思考到這的。首先,我從士大夫階層的發展來看,士大夫階層最繁盛的時候應該在戰國中葉,那麼戰國中葉發生了什麼事,使得原本是只有靠貴族才能平步升雲的士發展成為一個階層哪? 那就是在戰國中葉發生了,"天下之樞"--韓魏與合縱、連橫斗爭,這是什麼樣的"天下之樞"的斗爭;軍事地理學上的「樞紐區域」.也叫做「鎖鑰地帶」 ,指的是處於交通要道,在對立作戰的雙方或數方中間的「兵家必爭之地」 。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奪取、控制了這一地域,可以阻擋敵方的進擊,使自己能夠向幾個戰略方向運動兵力,獲得戰爭的主動權。戰國中期的樞紐區域,由位居中原腹地的韓、魏兩國構成、下面韓、魏兩國的特點: 處於東亞大陸的中心,控制了當時中國幾條重要的水陸交通干線、如通往東西方的陸路有:甲、豫西走廊,西端的重鎮陰晉、陝、焦、曲沃屬魏,宜陽和東端的成皋,滎陽與管屬韓。乙、晉南豫北通道,其西端的少梁(臨晉)、蒲坂、皮氏,東端的寧、共、汲屬魂,中段的上黨、軹道分屬韓、魏。連接南北方的大道則由燕趙南下,進入魏地的鄴、朝歌,渡過黃河,經韓之管城(今河南鄭州)、國都鄭(今河南新鄭),直赴楚國的方城。魏都大梁,居豫東平原,所以交通便暢,無往而不利。「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輳,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摘自:《戰國策·魏策一》。]。聯系全國兩大經濟區域——關中與山東的水路,是由渭水入黃河,歷三門、孟津,到達韓之滎陽、魏之延津。黃河中遊河段兩岸多是韓、魏領土,幾處重要渡口如陝津、武遂、河陽、白馬俱在其內。滎陽又是黃河與濟水的分流之處。自魏惠王開鑿鴻溝運河,將濟水與沙水、泗水、淮水聯結起來,河淮之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水運交通網,韓之滎陽與魏之大梁都是總綰幾條河道的樞紐。從那裡出發,既能溯河而上,進入秦境;又可以沿黃河濟水或鴻溝諸渠,到達山東與江南。如《史記·河渠書》所言:「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泅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渠淄濟之間。」因為韓、魏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交通方面具有極高的戰略價值,兩國家的兵力又不夠強大,所以引起了政治家、軍事家的矚目,成為戰國中葉幾大強國爭奪、控制的熱點,被認為是「中國之處而光下之樞也」。 其次是綜合實力略弱於齊、秦、楚等強國。洪邁《容齋隨筆》卷曰「魏承文侯、武侯之後,表裡山河,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而惠王數伐韓、趙,志吞邯鄲。挫敗於齊,軍覆子死,卒之為秦困,國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數世不振,訖於殄國。」張議則稱:「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摘自:《戰國策·魏策一》。]。韓的疆域在七雄中最小,而且多山,土地瘠薄,不利於種植業的發展,國家亦因此貧弱、張議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摘自:《戰國策·韓策一》。]。 再次,韓、魏兩國因位於天下之中,四面受敵,尤其是被齊、秦、楚三強包圍,在軍事上處在十分不利的狀態,使本來不足的兵力更加捉襟見肘、例如《韓非子·存韓》曾言:「大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戰國策·魏策一》載:「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廋,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吳子·料敵》亦載魏君日:「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沖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兵四奪,勢甚不便,憂此奈何?」韓魏的較弱國力與地理特點造成了它們在群雄割據混戰中的被動,在軍事戰略上,不得不注重守備,較多地採取防禦的做法,《商君書·兵守篇》曾詳細論證了這個問題[註:《商君書·兵守篇》:「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己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舍巨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總結說:「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從史實來看,若無大國支持,韓、魏尚不具備與其它強國(齊、秦、楚)對抗的能力。公元前318年,以三晉為主的五國合縱攻秦遭到失敗,就表明了這一點。 另外,由於韓魏四面臨敵,國力較弱,在復雜激烈的兼並戰爭中,不得不注重審時度勢,結交和依託強國,以求生存發展、韓魏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數十萬兵力,使之對周圍鄰國的安全及爭霸擴張具有重大影響;與其聯盟,力圖控制和利用韓魏,被當做這些國家軍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故此,韓魏所在的樞紐地帶是這一歷史階段列國縱橫捭闔的政治外交活動中心,並成為「合縱』、連橫」思想的發源地。 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多出於韓魏,司馬遷在《史記·張儀列傳》中說;「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縱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如張儀、公孫衍、范睢、姚賈,蘇秦與蘇代、蘇厲兄弟(周人,國土被韓包圍)。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亦稱:「春秋以降,諸子並立。……故河北、關西,無復縱橫之士。韓魏、陳、宋,地界南北之間,故蘇、張之橫放(原註:蘇秦為東周人,張儀為魏人),韓非之宕跌(非為韓人),起干其間。」這既取決於當時險惡多變的國際形勢,也和當地居民善於機巧權詐的風俗對政治的影響有關[註:《漢書·鄒陽傳》:「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戰國策·秦策三》載秦王曰:「寡人慾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 從上訴所看,這個斗爭是很激烈以至於各個國家僱傭很多的說客、門生這就相當於現在的智囊了,他們要研究縱橫捭闔的權術建功立業。看看那些接六國之相印的人,和恐士大夫的精神的缺失與否。當然,士的構成是非常復雜的,他的思想政治觀點的表現就構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值得引以自豪的「百家爭鳴」的文化大繁榮,儒道墨法諸子紛紛粉墨登場,然而,歷經歲月的滄桑和歷史的汰選,「士」這一階層也逐漸發生變化和重新組合,其中,儒法兩家漸露崢嶸,成為當時「士」的主要思想信仰和精神支柱,這就是儒法合流。儒家在精神上統治人民,法家作為權謀,二者結合,具有極大的實用性。同時「士」又掌握著統治大一統的幅員遼闊的中國所必不可少的信息的工具--------文字,統治階級要使自己的政權得以長期延續,吸收他們進入統治集團是必然趨勢,這樣,中國歷史上最獨特的一個階層--------士大夫階層就出現了。當然,這只是士大夫的雛形,他的最早成型與武帝的「獨尊儒術」,這使得那些信仰儒家的士者統一起來。成熟於明時的「科舉制度」,規范了它。 今生,隨著科舉制度在清末的沒落,伴隨著士的階級也就走到了盡頭,他的存在不僅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也是創造者,在他為中華歷史長河中譜寫千年來的旋律在近代也慢慢消聲,現代人所追尋的士也只是先人們的影子罷了。我尊敬士這一族,因為他們的貢獻,我痛恨這一族,因為他們的得失。
6、宋史柴中行傳」翻譯
【譯文】
柴中行,字與之,余幹人。紹熙元年(1190)考中進士,被授予撫州軍事推官。權臣韓..胄禁道學,考校文字,轉運司傳檄文,讓柴中行自己講偽學的錯處,柴中行奮筆寫道「:我從小讀程頤的書才考中進士,如果認為是偽學,不願考校。」
柴中行調任江州學教授,母親去世除去喪服後,他被廣西轉運司召用為干官,統帥要薦舉他,派自己的門客試探柴中行,柴中行嚴肅地說:「身為大帥,而稱別人為恩主、恩相,我感到這很可恥。不要玷污我!」他負責昭州政事,免去丁錢,減少苗斛,賑濟貧困。轉運司委託柴中行去巡視屬郡民情,他由桂林屬縣經柳、象、賓州進入邕管,詢問百姓的疾苦,先處理各種事情而後匯報,除去鹽息使遠地百姓受惠。嘉定初年,柴中行被差遣為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升為太學正,博士。百官輪次奏事,他首先論說君主的威嚴被侵奪那麼國勢就輕;其次論說士大夫寡廉恥、少骨氣,應該培養天下剛毅果敢的風氣;最後論說權臣當政,包庇成風,現在舊習仍在,應採用先朝嚴懲贓吏的法令。他認為太學是風教的先鋒,童子科復試胄子舍選,有恃勢營私的,柴中行向長官提出,守法無私。他升為太常主簿,轉為軍器監丞。
柴中行出朝任光州知州,他嚴格保伍法,精練兵卒,增闢屯田,城壕營寨、器械糧草,全都齊備,治理政務的成績是淮右之首。又逐條規定離邊境最近、離邊境稍近的地方,有緊急事應上奏朝廷,大概說:「邊防兵應像蛇一樣,首尾相應。草寇合兵進犯,那麼鄰道來救援,草寇分兵襲擊,那麼鄰郡來救援。援兵多,雖危險但不會失敗。」又說:「淮、襄的土豪丁壯,過去用兵時,對那些傾財效力的人,朝廷沒守信用,不給以賞賜,應該立即加以補救,也可以使他們情緒激昂,為國效死力。」
柴中行升為西京轉運使兼提點刑獄。他認為襄陽是自古以來必爭之地,守備尤其應該周密。當時任邊帥的人政令煩苛,日夜同老百姓爭利,柴中行規勸他們,他們不聽。當時天大旱,柴中行除去全部酒稅,指斥征稅官,給酷吏處以黥刑,隨後就下雨了。官府收取鹽鈔贏余過重,賦稅日益增多,商人不願意經營,官府收入日益減少,鹽鈔日益滯積。柴中行在交通要道出告示,表示鹽稅一錢不增,商人又集中在這里。柴中行改任直秘閣、襄陽知府兼京西統帥,仍任轉運使。江陵戎司移駐到襄州,兵政久已鬆弛。柴中行向朝廷匯報,考核軍隊虛實,舊額有軍人二萬二千,現存的才半數,立即招補缺額。從此朝廷把節制的權力歸到帥司。強烈彈劾李珙的不法以懲戒貪官,闡明扈再興有功以勉勵宿將,上關朝廷,下關將帥。
柴中行升為江東轉運司判官,不久改為湖南提點刑獄。豪強家習於殺人,或者收養亡命之徒,橫行江湖,柴中行把他們都繩之以法。華亭縣令貪虐,執法的吏人交相推薦他,柴中行笑著說:「這是想阻止我按規定處理他呀。」最終還是處治了他。柴中行入京為吏部郎官。因為他立志要啟迪君心,上奏說喜歡陞官、苟同、欺罔,是士大夫風俗的三個弊病。選擇曹官的法則被破壞,官吏互相攀援為奸,柴中行遇事都持平公正,不為權勢所屈服,因此選官公平。
柴中行被提升為宗正少卿。他上疏說「:陛下剛秉政就把剛德定為治國的根本,改變風俗就用剛德除去權奸,如今可以垂衣拱手,無為而治。但是剛德實在是人主的大權,不能總拿出來而不收回,先前的教訓,是可以很好地借鑒呀。」又說「:朝廷用人,表面上顯示包容,而暗地裡掩飾情跡,內定要任用得寵的人,而表面上故意突出他,讓他有機會表現,聽到和看到的雖然很好,實際沒什麼可以使天下人心服的。先前改變風俗,元氣已被挽回了。近年想求得清靜,十分厭惡人們進言,於是大臣奏事,不是觀望就是迎合,不是徘徊就是退避,而當面和陛下爭辯的風氣不多了,這是掌權大臣的責任。」
柴中行兼任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四月,天降大雨冰雹,雷電交加,邊境告急,以致失地喪師,淮甸震動。柴中行馬上奏明朝內外有二條失誤,朝廷有十條憂患,大概是:「今日的事,是因為君主把天下事都委託給一個宰相,這個宰相又把治理天下的策略只和幾個心腹商議,而滿朝官員只能相視以目,不敢進言。甚至邊境地區有什麼請求,很久也不報上來,如果有什麼失誤,誰來負責?」
柴中行被調為秘書監、崇政殿說書。他透徹地論述說「:往年把道學看作偽學的人,想把講求道學的人流放到遠方,堵塞言路,使忠義的人閉口不言,天下的風氣怎能再被破壞成這樣呢?」又說「:要想獲得人心,不如除去貪吏;要想除去貪吏,不如使朝廷清明。大臣守法則小臣廉潔,身居高位的人以身作則,那麼州縣小吏憑什麼敢胡作非為?」又論說治理內政和外患,分辨君子和小人,大概是:執政、侍從、台諫、給舍的選用,和任命三衙、京尹,都是朝廷的大事,因此選用的人一定是君主親自提拔的,這樣大權不交給臣下。現在或是私謁,或是請見,或是在幾個月之前就先定下來,或者是滿朝官員不認識。附會的人被任用,爭相做婦人做的事,對天下國家的利害安危,不只自己不敢說,而且也不許別人說。大臣被附會的邪說所貽誤,邊境守臣中真正逃跑的被他們遮掩而認為是受到誣陷,真正怯懦的被他們贊揚成是勇敢,金帛堆在陛下面前,是非混淆,來欺騙國家,欺騙陛下。希望明確詔告大臣,去掉私心,開誠布公。」
柴中行升為秘閣修撰、贛州知州。他治盜有方,贛州地區很清靜。他請求辭官回家祭祀,得到允許,因言論被罷官。理宗即位後,柴中行以右文殿修撰的身份主管南京鴻慶宮,理宗賜給他金帶。柴中行去世。柴中行著有《易系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
7、唐代士大夫的文化特徵
士大夫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重要階級或階層或集團。近年來,與士大夫相關問題的研究有許多,但恰恰對士大夫本身的研究不多見。特別是有關宋以前士大夫的研究,成果更少。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以下簡稱為《史稿》)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在書中,作者對士大夫有一個簡單定義,即:士大夫是「官僚與知識分子這兩種角色的結合」。「知識分子」有時也用「文人」代替。《史稿》認為,在經過復雜的政治文化變遷——主要是儒生與文吏的融合——之後,「帝國時代的儒生官僚士大夫階級,以及由其承擔的士大夫政治,就演生出來了」。《史稿》進而分析了士大夫在漢以後的發展變化,指出在中古時期,士大夫「幾乎成了士族的同義語」,「隨著士族的衰微和社會流動的活躍,科舉制度破土而出」,士大夫官僚政治「發展到更成熟的形態」
對這種「士大夫」在不同歷史時期含義的差別,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一書也有簡潔說明。書中說:在7—12世紀這六個世紀中,「那些自稱『士』、『士人』或『士大夫』的人支配了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然而,士的身份隨時代而變化。在7世紀,士是家世顯赫的高門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體;在10和11世紀,士是官僚;最後,在南宋,士是為數更多而家世不太顯赫的地方精英家族」
包弼德的定義不太精確。首先,他將「士」、「士人」、「士大夫」混為一體,沒有區分他們之間的細微差別。第二,所謂「高門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體」,所指也不太明確。到底是「高門大族」呢還是「精英群體」
雖然如此,包氏指出「士」(在他看來「士」就等同於「士大夫」)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含義,對理解「士大夫」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含義還是有啟發和幫助的。
現在學術界都在講「研究範式」、討論在研究中應使用西方概念還是東方概念的問題。我以為,要研究中國歷史,首先還是要立足於中國人在歷史著作中使用的概念,要認真探討歷史著作中所用詞彙的真正含義並作為研究其他問題的起點。這也是本文的一個宗旨。換句話說,本文是從分析詞彙入手去研究唐代的「士大夫」問題,重點在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變化,而並非去研究有關士大夫的全部問題。
由於電子計算機技術的普及,使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擁有了比前人更大的便利。本文主要以兩《唐書》為中心來進行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通過電腦來檢索「士大夫」在兩《唐書》中的使用情況。
但《宋史》使用「士大夫」一詞遠多於兩《唐書》應該是無庸置疑的。這說明士大夫階級在宋代已經形成並成熟;「士大夫」一詞在宋代已經是一個概念相對清楚、含義比較明確的稱謂了。《新唐書》作於宋代,不能不受到時代的影響。因此讓我們感興趣的,不僅是《新唐書》使用的「士大夫」一詞要多於《舊唐書》,而且是在兩書共有的記載中,《新唐書》將《舊唐書》的哪些詞改成了「士大夫」;同時,又將《舊唐書》的哪些「士大夫」改為其他詞。這些改動構成了「士大夫」一詞在唐宋間的詞義變化,當然它也就是士大夫階級所具有的內涵發生變化的直接反映。
按「士大夫」指「高門」或「士族」,是南北朝舊義。《顏氏家訓》卷四《涉務第十一》有雲:「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這里的「士大夫」顯然指門閥士族。到唐代特別是唐前期,如上所分析的那樣,「士大夫」仍然指士族高門。我們還可以再舉一例:《隋唐嘉話》卷下有雲:「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見錄。」這里的「士大夫」指「士族」就更明顯了。此後隨著時代的發展,「士大夫」一詞中「士族」的含義越來越淡薄,到宋代,一般就不再用「士大夫」來指稱「士族」即「舊地」、「高門」了。
同時,在唐代特別是唐前期,「士大夫」一詞還沒有「承擔輿論評判責任群體」的含義。那麼此時,指稱那些承擔輿論評判責任群體的是什麼詞彙呢?除去前面提到的「士友」、「議者」、「時人」等外,使用更多而且更固定的詞彙,我想應該是「士君子」。
8、宋代士大夫文化的主要特點是什麼?
宋代士大夫文化的主要特點:1.輕財急誼,並不吝嗇,援助族人、鄉里中的窮人;2.調停紛爭,據理調停族人、鄉里的種種紛爭,不必上訴地方官;3.輕視功名利祿;4.志在性理之學;5.合乎禮教。如有官職,則應有能力處理不法行為,作風清廉。
理想的「士大夫」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語)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們人生的第一要務;但同時,他們的文化素養也決定了他們是文學、書法、繪畫、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創造者。
上承唐末五代建立起來的趙宋王朝,思想領域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便是改變五代淪喪的士風,重振綱紀,光大儒家的道德理性主義.
9、士大夫風格是什麼?
士大夫作為古代士人,他們享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與權利。在他們行為處事中,自然造成了一種風格,既帶有古代文人特有的酸勁,也帶有為官者所具有的權勢。因而,它們是多方性格的揉合,也是結晶。
古代為官者都有: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因而,在它們身上體現了一種以天下為已任的雄心壯志,表現出--豪情滿天,風流倜儻。
一旦人生或官場不得意,那麼,只好獨善其身了。也就是樓上那位仁兄所言,---清高(即為人清白正直,又帶有孤癖)。如陶淵明---淡泊明志,清閑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