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風俗

1、楚辭的節日風俗

楚辭節日風俗
一、楚辭內容

楚辭利用楚地（今指湖南、湖北一帶）的聲韻方言，描寫楚地的山川地貌、歷史、人文風俗，具有濃烈的地域文化色彩。西漢末年，劉向將戰國時期楚國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後來模仿屈原的漢代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的作品匯編而成，共計十六篇，定名為《楚辭》。

楚辭主要以屈原作品為主，其他人為輔。其中，屈原作品有《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宋玉作品有《九辯》，東方朔作品有《招隱士》《七諫》，王褒作品有《哀時命》《九懷》，劉向作品有《九嘆》，其他有爭議，沒有定論的作品有《招魂》《大招》《惜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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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楚辭特點

楚辭公認是與《詩歌》並峙的一座詩的豐碑，打破了《詩經》以四言為主，重章疊句的格式，創造了一種新的詩體。楚辭直接創造了騷體和賦體兩種文學形式，其中大量使用「兮」字，構成了騷賦與其他文學作品最明顯的外在標志。其中騷體，對兩漢魏晉影響極大，包括項羽的《垓下歌》、劉邦的《大風歌》等帝王作品，都是騷體的典型代表。《垓下歌》傳世名句：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大風歌》傳世名句：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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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楚辭文學貢獻和世界影響

楚辭對中國文學的發展貢獻極大，幾乎每個文學領域，以及文學體裁都不同程度受到楚辭的影響。漢賦直接模仿楚辭的文學模式，比如司馬相如的《大人賦》，曹植的《洛神賦》這些經典文學詩篇。唐詩方面，楚辭拓展了詩歌的方向，比如招隱詩、遊仙詩，政治詠懷詩，現實詩，特別是浪漫主義詩歌更是大放異彩，李白、阮籍的詩歌更是將浪漫主義發揮到極致。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從表現手法或寫作題材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受了楚辭的影響。

2、對楚辭體的形成影響最大的是楚地的哪一特別風俗

楚辭[1] 體是戰國中晚期產生於南方長江流域楚地，由楚國的詩人吸收南方民歌的精華，融合上古神話傳說，創造出的一種新體詩。楚辭體打破了《詩經》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是對中國古代詩歌發展的一次大的解放，也開啟了我國史詩上的第二個春天。楚辭採取三言至八言參差不齊的句式，篇幅和容量可根據需要而任意擴充。形式上的活潑多樣使楚辭更適宜於抒寫復雜的社會生活和表達豐富的思想感情。
楚國踞南，蠻夷之國，文化來源，與周同受殷商影響，楚莊王時，勢力急張，以北進取，南北文化，水乳交融，中原高度的思想文化大大地為楚國吸收。到了戰國，南北文化之匯更顯，詩經移植於南方足可證，當時，楚國君臣上下，說起話來，詩經朗朗，此等移植，開始之時，多用於外交辭令，後來滲入楚文學，感染文人的思想。
《詩經》的作品主要產生在北方黃河流域，其中雖有某些不知名的文人作品，但多數是淬於中原地區的四言體的民歌，其寫作年代大致為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此後詩壇卻沉寂下來，直至戰國中晚期。一種比《詩經》作品更富有個性，充滿激情和想像力，結構宏偉，句式新穎，靈活的新型詩體出現了，這就是產生於南方長江流域楚地的「楚辭」。屈原是楚辭的奠基者和代表作家，是楚辭體詩歌的創始人。「楚辭」這一新文體的產生有以下原因。
首先，從楚辭體的藝術形式特色來看，它與楚地的原始神話和巫覡，工祝的有關宗教活動就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們從屈原的作品《九歌》、《招魂》、《天問》等來看，無不在這方面有著鮮明的烙印。
其次，楚辭的產生與楚地的樂曲和民歌也有著密切關系，在春秋戰國時代，楚國的音樂和民歌被稱為「南音」或「南風」。
從楚辭作品中看到，其篇章體制均是比較長大的，特別是與北土的樂歌《詩經》作品相比，更顯示出其宏偉繁復。另外，將新型詩體楚辭與《詩經》作品相比較，除了上述的一些藝術形式上的特徵有所不同外，最為明顯的是句式，語調方面的不同。《詩經》作品主要為四言體，篇幅不大，以重章迭句的形式構成，屈原的楚辭作品則為長句，大量使用「兮」字語吻詞，特別是後者，幾乎成為楚辭體最明顯的標志。

3、楚辭有什麼特色？

戰國時期興起於楚國的一種詩歌樣式。"楚辭"的名稱,最早見於西漢前期。漢人有時簡稱它為"辭",或連稱為"辭賦"。又由於楚辭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屈原的《離騷》，所以後人也有以"騷"來指稱楚辭的。如蕭統《文選》中的"騷"類、劉勰《《文心雕龍》》中的《辨騷》篇，就是對整個楚辭而言。從漢代開始，"楚辭"又成為屈原等人作品的總集名。 楚辭淵源於中國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謠。它受著《詩經》的某些影響，但同它有直接血緣關系的，還是在南方土生土長的歌謠。楚地早有歌謠，據劉向《說苑》記載，約公元前 6世紀有《越人歌》和《楚人歌》。《論語》載孔子曾聽到《接輿歌》，《孟子》中也有《孺子歌》等等。可是這些楚地歌謠僅一鱗半爪地存於歷史記載中，只是到了戰國中期，屈原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出現於楚國文壇之後，楚辭才形成一代文學樣式。 楚辭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創作出了《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響下，楚國又產生了一些楚辭作者。據《史記》記載，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現存的《楚辭》總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和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傳下來。 秦興，楚辭未有發展。漢初，楚的文學藝術得到復甦。這大概同漢皇室及大臣多楚人有直接關系。漢高祖劉邦就是楚人，他所作的《大風歌》等就是楚聲，他的寵姬戚夫人會楚舞，他親自為她唱楚歌。西漢前期幾個皇帝都曾"征天下能為楚辭者"。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屈原作品受到重視，另一方面通曉楚辭的人也受到寵幸，如《史記·酷吏列傳》載朱買臣"以楚辭與（庄）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此外不少人活躍在朝廷和諸侯王國內，以楚辭體從事創作。今存王逸《楚辭章句》中，還保存了西漢人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庄忌、王褒、劉向等人的作品。他們雖然大多隻是從形式上模擬屈原的作品。有的甚至"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朱熹《楚辭辯證》），但由此可以窺知當時楚辭受重視的程度。 楚辭的特徵，宋代黃伯思在《校定楚辭序》中概括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見《宋文鑒》卷九十二)。這一說法是正確的。除此而外，《楚辭》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歷史傳說、神話故事、風俗習尚以及所使用的藝術手段、濃郁的抒情風格，無不帶有鮮明的楚文化色彩。這是楚辭的基本特徵。它們是與中原文化交相輝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楚辭約於西漢前期已成為屈、宋等人作品的總稱。《史記》、《漢書》在記述西漢事時，或者以《春秋》與"楚辭"對舉，或者把"六藝"與"楚辭"並列，都表明此點。西漢末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劉向領校中秘書，整理屈、宋諸作品，始編定《楚辭》。雖然東漢末鄭玄、晉代郭璞等在注釋其他典籍場合，引述屈原作品有時還以"離騷"來代稱楚辭，但作為總集名稱的《楚辭》，已流傳於世。至於《楚辭》這一總集的篇目、卷數,王逸《楚辭章句敘》里曾提到:"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四庫全書總目》則說："初，劉向裒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宋玉《九辯》、《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及劉向所作《九嘆》,共為《楚辭》16卷,是為總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與班固二'敘'，為17卷，而各為之注。"劉向編定的《楚辭》16卷久已亡佚。只有王逸的17卷本《楚辭章句》流傳至今，可以略見《楚辭》原本的大概。 第一個為楚辭作品作傳的，是漢武帝時的淮南王劉安。他在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受武帝之命作《離騷傳》，此書失傳已久，只在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離騷序》里還有片斷徵引。自劉安以後，為楚辭作注的人漸多。如班固、賈逵、馬融等，但這些注都沒有流傳下來。 安帝元初初年，王逸作《楚辭章句》。這就是現存最古的《楚辭》注本。以後，歷代學者又對《楚辭》作了大量研究，產生了許多專著。 《楚辭》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詩》、《騷》並稱，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兩大源頭。特別是《楚辭》中的屈原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濃郁的情感、豐富的想像、瑰麗的文辭，體現了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它的比興寄託手法，不僅運用在遣詞造句上，且能開拓到篇章構思方面，為後人提供了創作的楷模。而它對其後的賦體、駢文、五七言詩的形成，又都發生了深遠的影響。誠如劉勰所說："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湯炳正）

4、《詩經》與《楚辭》關於理環境對形成兩者不同的風俗有怎樣的影響

詩經描述的北方生活，其描述方法也很直白，較為直接、坦率；離騷描述的楚地的風情，在描述上以想像為主，更多的有浪漫主義色彩。它們之間的不同，既表現了當時南北地區的思維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領的後代風俗的形成。

5、從屈原作品中舉例,說明"楚辭"所具有的地方特色.

楚辭大量地使用楚國的方言,如《離騷》中語氣詞「兮」「些」「羌」「只」等的運用,不但數量多,而且還成為語言形式上的一個顯著特點，也增強了楚辭的地方特色。特別是「兮」字的運用,及其在句中的不同位置,在詩的節奏變換和表情達意上,都具有一定的作用。楚辭運用了很多雙聲迭韻和聯綿詞,也增加了詩句音節的諧適美。在形式上,它打破了四六言格律,利用民歌的自然韻律。以五言為基礎,每句有動詞,文學意味深厚, 因此 , 它成為我國文學的主幹

6、楚辭的特點是什麼?

楚辭體的整體特點是結構宏偉、想像豐富、句式靈活,以屈原、宋玉等為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包括屈原《離騷》、《九歌》、《九章》等。
它採用楚國方言，運用楚地聲調，記載的是楚國的地理，描寫的是楚國的風物，「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因而富有楚地的地方特色。它構思奇特，想像豐富，善於運用比喻、誇張等手法和神話故事，表現思想感情，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句子參差不齊，形式活潑自由，多用「兮」字，語句曼長流利，靈活多變，有停頓，有延伸，委婉而多情致。
《楚辭》是中原文化與楚文化相融合的產物。中原文化的影響，楚地民歌、巫風文化、楚國的地理風物、方言聲調等的影響。
除此而言，「楚辭」的名稱，始見於《史記.酷吏列傳》。其本義是指楚地的言辭，後來逐漸固定為兩種含義：一是詩歌的體裁，一是詩歌總集的名稱。從詩歌體裁來講，它是戰國後期以屈原為代表的詩人，在楚國民歌基礎上開創的一種新體詩。從總集名稱來講，它是西漢劉向在前人基礎上輯錄的一部「楚辭」體的詩歌總集，收入戰國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諸人的仿騷作品。今存最早的注本是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

7、什麼是楚辭？

《楚辭》的作者是屈原、宋玉、嚴忌、劉向、王逸。

《楚辭》，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相傳是屈原創作的一種新詩體。「楚辭」的名稱，西漢初期已有之，至劉向乃編輯成集。東漢王逸作章句。原收戰國屈原、宋玉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辭賦共十六篇。

後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書以屈原作品為主，其餘各篇也是承襲屈賦的形式。以其運用楚地的文學樣式、方言聲韻和風土物產等，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辭》，對後世詩歌產生深遠影響。

韻和風土物產等，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辭》，對後世詩歌產生深遠影響。

文學貢獻

《楚辭》對中國文學的發展有極其深廣的影響，幾乎每個文學領域，各個不同的體裁的文學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

鄭振鐸在《屈原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一文中給予《楚辭》極高的評價：「像水銀瀉地，像麗日當空，像春天之於花卉，像火炬之於黑暗的無星之夜，永遠在啟發著、激動著無數的後代的作家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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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楚辭產生的文化背景

淺談楚辭的產生
我國戰國時代末期，在江漢流域的楚國，出現了一種瑰奇雄偉、深沉真摯、悲壯奔放的嶄新詩歌，這就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所開創的楚辭。作為一種詩體，楚辭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濃厚的地方色彩。它被稱為「楚辭」，就是因為它「書楚語，作楚聲，紀楚物」（宋黃伯思《東觀余論·翼騷序》）。屈原以後，在楚國和漢代都有一些人用「楚辭」這種詩體來進行創作。大約到了西漢末年，許多「楚辭」作品就被編為一部總集。但是無論作為文體或詩歌總集的名稱，「楚辭」一詞永遠是與屈原的名字分不開的。 楚辭連同它最偉大的作者屈原之所以產生於楚國，並非偶然，它是由多方面因素決定的。 楚國建立於西周初期，當時「辟（僻）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左傳·昭公十二年》）。經過楚國人民的長期奮斗，到了春秋時期，已具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地勢饒食、無飢饉之患」（《史記·貨殖列傳》），「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左傳·宣公十一年》），得以縱橫於江漢流域。春秋晚期，楚國就有了中原地區很少見的冶鐵業，近年在河南淅川縣發掘的楚墓中，發現了一支玉柄鐵匕首，更說明楚國冶鐵業的進步。經濟的高度發展給文學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 「應該記住，遠不是一切『上層建築』都是直接從經濟基礎中成長起來的：藝術同經濟基礎發生聯系只是間接的」（普列漢諾夫《關於「經濟因素」》）。楚國發達的經濟，只是給文學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而某種藝術形式的發展更重要的是生根於傳統文化，並受著社會、時代的制約。文學藝術的發展規律起著重要而直接的作用。 首先，發達而又獨具特色的楚文化孕育著偉大的詩人，它是楚辭產生的土壤。中華民族與世界各民族一樣，在原始時代有著豐富多彩的神話。當中原地區的正統經典把古代遺留下來的美麗神話一概加以「歷史化」時，地處南方的楚國仍然存在著許多瑰麗的神話；《漢書》就說，「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這樣的風俗，在神話傳說的保存和流傳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楚辭《九歌》是經屈原加工過的楚國民間祭神的樂歌，其中就可以看出楚地的風俗是如何富有神話的意味和色彩。在《離騷》、《天問》、《招魂》等詩篇中，神話素材經過屈原的精心結撰，都產生了極大的藝術魅力。同時，神話傳說擴大了詩人馳騁想像的空間，豐富了屈原創作的內容，為積極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形成與發展，開辟了道路。 楚國山川佳麗，物產豐富，楚國人民，特別愛好音樂舞蹈；而巫風的盛行，更推動了音樂舞蹈的發展。迄今為止的考古發現也說明，楚國人民比中原列國人民更為能歌善舞。這也直接影響了詩歌的創作。王國維就認為《九歌》是後世戲劇的萌芽；聞一多更改寫《九歌》為歌舞劇。同時，自然風光不僅陶冶了詩人的性情、豐富了詩人的想像，而且還提供了詩人藉以抒情的素材。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就說：「屈平所以能洞鑒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這確實是屈原得天獨厚的地方。 其次，中原地區傳統的和具有時代特色的文化，與屈原和楚辭的產生也有密切關系。《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它多方面描寫了現實生活，表現了不同階級或階層的人對現實生活的感受，具有現實主義精神。藝術手法上，它大量運用比、興，獲得了顯著的藝術效果。在南北文化的交流中，《詩經》給楚辭提供了極為有益的借鑒，楚辭中的比興手法和面向現實的精神，顯然繼承了《詩經》的傳統。 國、積極奔波，在統治者中尋找「知音」；而列國君主也願意傾聽他們的游說之辭。這一時代特色，使士所寫的說理散文，詞章宏麗，感情激越，富有說服力。為了更有說服力，這些散文也大量運用比喻、寓言，使文章更為曲折、生動。百家爭鳴及其相應的散文發展，也給屈原的創作以很大的影響。諸子百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屈原作品中更有鮮明的反映。由於這種種原因，所以對屈原來說，象《詩經》那種簡單的文體和質朴的語言，似乎已不能充分表達他的思想、抒發他的感情了。因此，他便以楚國民歌為基礎，並提煉諸子散文的語言融入詩歌，開創了楚辭這一嶄新的形式，在詩壇上開辟了一代新風。 中國古代著名文藝批評家劉勰說得好：「不有屈原，豈見《離騷》」（《文心雕龍·辨騷》）。而屈原之所以能夠成為偉大的詩人，除了上述客觀條件外，與他本身的主觀努力分不開。 屈原（約公元前340年——前278年①），名平，秭歸（今湖北秭歸）人，他相信自己有很好的稟賦。相傳古帝顓頊高陽氏是楚國的祖先，而屈原的家族正屬於楚王族的一支。屈原降生的那天，正當太歲逢寅（舊星歷學稱為攝提格，即《離騷》所說的「攝提」）的那年正月庚寅，年月日都符合「人生於寅」的觀念，他父親便給他取名為「平」，字叫「原」，與其生日相配合。平，平正，天的象徵；原，廣闊而平坦的地形，指大地。這樣，屈原的名、字與生辰就包含了天地人三者統一的意義。這在兩千多年前的屈原看來，當然是幸運而又值得驕傲的事。但屈原並沒有沉醉於這種幸運之中，他知道：「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抽思》），所以，他十分珍惜光陰，努力自修：「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離騷》）。堅持不懈地追求高潔的品格：「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桔頌》）。堅定執著地追求真理、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離騷》）。 屈原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對古代的興衰治亂進行了研究，屈原作品中常常稱說古代聖君賢臣成功的事跡和暴君奸人失敗的教訓，而其中絕大部分還是北方的史事和神話。《史記·屈原列傳》說他「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這當然是他辛勤努力的結果。 屈原熱愛祖國、同情人民，他不僅忠於國家，而且對楚國的鄉土山川、風物人情都有無比深厚的感情。這種感情有歷史淵源，並且與楚國人民是相通的。楚民族是我國南方的一個古老民族，它曾參與周武王伐紂的戰爭而受到周成王的封爵。但在後來，楚國卻長期受到中原列國的歧視和敵視，被看作「披發左衽」的異族，被誣稱為「荊蠻」。這就促成了楚國人民有比較強烈的國家觀念和鄉土感情，有一種自立向上的精神。生長在這塊具有愛國主義傳統的土地上的屈原，把自己的命運與楚國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了。 歷史發展到戰國時代，出現了「大一統」的趨勢，這是社會發展的結果，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要求。春秋戰國時期的兼並戰爭，是建立統一的封建國家的必然過程。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國富兵強，朝著平滅諸侯，統一全國的「帝王之業」的方向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政治、外交和軍事行動。但是，「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戰國策·燕策二》），在兼並過程中相當殘暴，如秦趙長平之役，秦將白起竟把趙國戰俘四十餘萬全部活埋。充滿掠奪性和破壞性的兼並戰爭，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戰國策·秦策四》）。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他衷心希望楚國強大起來，要求楚王仿效堯、舜、禹、湯等聖君賢王修明法度、舉賢受能；他以古代著名的賢臣良佐皋陶、伊尹等人為榜樣，想依靠楚國的力量，用德政的方式統一整個中國。 屈原有如此偉大的人格、淵博的知識、非凡的才能、崇高的政治理想，所以，才由屈原的手創造了璀璨絢麗的詩篇，屈原才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詩人。「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韓愈《送孟東野序》），這正是「不有屈原，豈見離騷」的道理。 然而，上述種種對一個偉大詩人的產生、一個劃時代的文學的開創固然缺一不可，而所謂「契機」也必不可少。「某個偉大而堅強的性格，由於沒有機會或者沒有刺激的因素，往往默默無聞」（丹納《藝術哲學》）。 這個「機會」，這個「刺激的因素」，就是楚國的動亂、衰敗，就是屈原個人的極度不幸。這對楚國人民和屈原個人是非常不幸的，但對於屈原的創作又是不幸中之大幸。 屈原生活在大動盪的戰國後期，諸侯各國面對強秦的威逼，產生了聯合抗秦的「合縱」政策，而秦國則千方百計地分化「合縱」，即所謂「連橫」。著名縱橫家蘇秦在當時曾下過結論：「橫則秦帝，縱則楚王」（劉向《戰國策·敘錄》）。屈原清醒地認識到「合縱」或「連橫」的成敗，直接關繫到楚國的存亡。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力主聯齊，並幾次出使齊國為之奔波。然而，「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戰國策·中山策》），以楚懷王為代表的腐朽勢力，根深蒂固，佔了絕對優勢。他們「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懷沙》）。不僅屈原遭到他們的嫉恨、迫害，而且聯齊抗秦的主張也被拋棄。這樣，形勢必然朝著屈原所預感到而又極不願出現的方向發展，楚國得罪了盟邦齊國，在與秦的戰爭中又屢屢失利。這使屈原十分痛苦，但他仍堅信自己的主張，絕對不肯妥協，因而也就遭到進一步的迫害和打擊。在楚懷王、頃襄王時竟先後兩次被放逐，「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受盡痛苦的煎熬。在流放中，楚國的形勢每況愈下，屈原看到了昏庸的懷王竟被騙到秦國以致客死他邦；看到了郢都被秦攻陷。這對熱愛楚國、把自己的命運與楚國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的屈原來說，怎能不悲痛萬分？他「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他「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兮而九逝」，他經受不住這接二連三的沉重打擊，終於在悲憤、絕望中，自沉於汨羅江，結束了他悲劇的一生。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司馬遷《報任安書》）。憤怒出詩人，正是由於放逐、亡國等巨大的痛苦，才使屈原「發憤以抒情」（《惜誦》）。 驚心動魄的現實，使屈原對生活有著更深刻的感受，這正是造就屈原的「刺激因素」；也是產生楚辭的直接原因。從屈原的作品看，除了祭神的《九歌》大約作於他政治失意前外，其餘都是他在被放逐後用血淚寫成。其中有對祖國的謳歌，對人民的同情；有對楚王的大膽揭露，對佞臣的無情抨擊。他馳騁想像抒發著強烈的愛國激情。這些悲壯奔放的感情結晶，也就構成了楚辭的主體。 屈原的楚辭，標志了戰國時代詩歌的藝術成就，並給後世以巨大的影響。它一問世，文人們便「驚其文采，競相仿效」（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但很多人僅僅看到楚辭這新奇的形式，而不知道華麗的文辭只有在表現了深刻的思想內容後才能放射光芒。脫胎於楚辭的漢代辭賦，文辭雖華美富麗，鋪排渲染，但內容空泛，因此毫無生命力。而楚辭則以獨特的藝術形式，深刻的思想內容，成為偉大而不朽的光輝詩篇。①關於屈原的生卒年，歷來說法不一，今取郭沫若說。
騷體詩，就是指《離騷》一類的詩。騷體，亦稱楚辭體，在《漢書·藝文志》屬「詩賦」一類。它起於戰國時的楚國，是屈原創立的。屈原以及其他詩人用這種文體寫了許多優秀的作品。這類作品富於抒情成分和浪漫氣息，篇幅、字句較長，形式較自由，句尾多帶「兮」字。這也就是騷體詩的基本特徵。 這種「騷體詩」，較之於屈原以前的詩歌形式，究竟有些什麼不同呢？ 一是句式上的突破。屈原以前的詩歌句式，基本上是四言體。這種句式，比起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傳說中堯舜時代的三言句式，無疑是一大進步。就它所具有的藝術表現力來說，《詩經》特別是其中的國風民歌，可以說是達到了它的高峰①。 但是，這種四言句式，畢竟節奏短促、單調呆板，容量也有限。在表現比較復雜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感情時，它的束縛和局限，就突出地顯露出來了。倒是國風中的那些雜言體，如《伐檀》、《行露》等，以及楚國、吳越民間流傳的《徐人歌》、《越人歌》、《滄浪歌》等，由於字句參差、節奏自由，在抒發思想感情上顯出了長處。 屈原在早期寫作《橘頌》時，所採用的還是這種四言體。但到了他受讒被逐，胸中積滿了悲憤和痛苦，想要將它化為詩濤噴注的時候，他就再也不能忍受這種四言體的束縛了。他大膽地學習民間的「俗歌俚句」「不拘於四言」②的經驗，有意識地採用民歌中常常出現的五言、六言、七言的新句式，保留詠唱中的語氣詞「兮」，創造了一種以六言為主、摻進了五、七言的大體整齊而又參差靈活的長句句式。《惜誦》就是屈原突破四言體式而創造的第一首「騷體詩」。 初看起來，「騷體」句式只比四言句式多了二、三個字，但它的作用卻是小看不得。這二、三字的增加，使全句的容量一下擴大了許多。而且正如前人在分析七言長於五言時說的那樣，由於「每句多兩字，故轉折而不迫促」，更適宜於「言情出韻」③。因此，屈原「騷體」長句句式的創造，實在是對四言體的一個重大突破。 二是章法上的革新。屈原以前的詩歌，如《詩經》里的國風，一般都採用分章疊唱、反復詠嘆的形式；許多詩，只在每章中變動幾個字，來表現場景的推移或感情的遞進（如《芣苡》、《將仲子》等）。這種形式，與詩歌合樂有關，是樂章形式的反映。它有便於記唱和加強情緒的作用，但同時也帶來一個缺點，就是使全詩的容量相應縮小了。 屈原所創制的「騷體詩」，雖然也合樂，但章法卻已大為不同。他放縱自己的思濤，在詩中自由奔瀉；或陳述，或悲吟，或呼告，或斥責；情之所至，筆之所到，全不拘古詩的章法。正因為如此，後世有些注楚辭者，想要按說《詩》的辦法，也給屈原的詩分一下章次，結果都不免碰壁④。宋人錢果之就看出了屈原的這一革新，明確指出：「古詩有節有章」，屈原之賦卻「有節無章」。 屈原「騷體」不拘於古詩的章法，卻有自己的章法。他的詩，有發端，有展開，有回環照應，甚至還採用「亂曰」的形式結尾，對全詩內容或主旨進行概括和總結，其脈理是極其分明的。這顯示出屈原詩歌既具有「憑心而言，不遵矩度」的創造精神⑤，又具有「以意運法」、「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的「神明變化」的特點⑥。 三是體制上的擴展。屈原以前的詩歌，一般都是直抒己懷的抒情詩。它們往往即眼前景，就身邊事，述胸中志，表現一時、一地的某種感觸和心境。反映在詩歌體制上，大多隻是十多行、數十行的短章。《詩經》中也有一些表現王朝先祖建功立業的史詩（如大雅《生民》、《綿》，魯頌《闊宮》等），或反映當代政治、軍事重大事件，表現朝廷近臣憂慮國事的抒情詩（如大雅《桑柔》、《抑》、小雅《六月》、《正月》等），以及某些農事詩（如豳風《七月》等），在體制上出現了向中、長篇演進的趨勢。但總的來說，詩三百篇以短章為其基本體制，即使是規模最宏偉的《閟宮》，也只九章一百二十一句，四百八十四字。 屈原的「騷體詩」，特別是《離騷》，雖然仍屬抒情詩，但其所表現的，就不是一時、一地的感觸和心境了。他要在極其廣闊的規模上，展現自己大半生追求理想美政的歷程，和在這一斗爭中所經歷的歡樂、憂慮、痛苦和失望。這樣繁復的生活內容和豐富的思想感情，在短短十幾句、幾十句的篇章中，是怎麼也容納不下了。為此，屈原一面從《詩經》中那些已經突破了抒情短章體制的詩歌吸取成功的經驗，一面又將戰國以來縱橫家們鋪陳排比、恣肆不羈，非把所思所慮說得雲詭波譎、淋漓盡致才罷的游說之辭的特點，運用到抒情詩的創作中來，從而把舊詩的體制大大擴展，造出了一種氣勢宏偉、有著極大容量的長篇體制。屈原的主要詩作《天問》，雖還採用四言句式，體制上卻已實現了對於古詩的大突破⑦，達到了三百八十多句、一千五百餘言。而此後的《離騷》，則長達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九字，奠定了我國古代詩歌的長篇體制。 四是多種形式的交互為用。「騷體詩」的基本形式和特點，已如上述。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這種新的詩體，在屈原手上並不是凝固不變、單調劃一，而是極其靈活、極富於變化的。屈原適應不同內容的表現需要，無論在句式上，還是在體式上，都不斷有新的變化和創造。 從句式上來說，《離騷》所用的就是「騷體詩」的基本句式，即六言長句，但又摻合了五、七言甚至八言，使之參差多變，在節奏上比較舒徐，適合於抒發詩人那沈鬱頓挫、悱惻纏綿的感情，表現出回腸盪氣的情韻。而《九歌》，則直接採用了民歌中常見的半句加「兮」（如《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的句式，節奏輕快、跳躍，適合於表現娛神歌舞的歡樂、婉轉的情調。在《懷沙》以及《抽思》、《涉江》的「亂詞」中，屈原又採用了四字一頓、句末加兮的短句句式（××××，××××兮），節奏短促相承，語氣勁捷有力，表現出強烈感情的突然迸發。 從體式上說，屈原不僅有「長篇抒情體」《離騷》，表現他那時間上跨度較大、空間上又無往而不及的身世遭際和浪漫主義神遊；並在情節結構上創造了客主詁難、問答的形式（「女嬃」勸告、「靈氛占卜」等），使之在「鋪敘中有峰巒起伏」、「長而不漫」⑧，有如「黃河百里一曲、千里一直」⑨。而且還創造了《天問》這樣「鑲琦卓詭」、一問到底的「問難體」，《招魂》這樣排比鋪張、「艷絕深華」的「賦體」，《九歌》這樣由多首短章串聯而成的「組歌體」，《橘頌》這樣托物寄興的「詠物體」。如此多變的體式，交互為用，使得屈原的詩歌，呈現出「變動無常，淜浡不滯，體既獨造，文亦赴之」⑩的繽紛多姿的奇特景象，真是雲蒸霞蔚、璀燦奪目，毫無漢代效顰者的那種板滯、沉悶和單調。 正是由於屈原這富於革新勇氣的創造，我國文學史上一種既區別於先前的《詩經》，又有別於後起的五、七言詩的詩體出現了。它的出現，給春秋以來的詩歌體式帶來了一次大解放。明人吳景旭說：「經之後、賦之先，天地間忽出此一種文字」，「總覽斯文風格，鑿空不經人道，自應別名一體，以『騷』命之可也。」⑾李維楨也稱贊屈原「以一人之手，創千古之業。」⑿對屈原來說，這樣高度的評價，可謂當之而無愧！
①後世曹操四言詩較之於《詩經》，頗有創新。
②⑤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③見施補華《峴佣說詩》。
④如朱熹說《楚辭》，即每首分章。其《楚辭集注·離騷》說開首四句曰：「此章，賦也……」即是一例。
⑥沈德潛《說詩晬語》。
⑦筆者以為《天問》之作早於《離騷》。拙作有《對〈天問〉寫作年代的推測》，載《爭鳴》82年4期；《離騷作於頃襄八、九年考》，載《復旦學報》82年1期。 ⑧沈德潛《說詩啐語》。
⑨劉熙載《藝概·詩概》。
⑩陳第《屈宋古音義》。
⑾吳景旭《歷代詩話》。
⑿《楚辭集注》明李維楨《序》。

9、楚辭的起源

春秋以來，楚國在長期獨立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楚國地方文化。宗教、藝術、風俗、習慣等都有自己的特點。與此同時，楚國又與北方各國頻繁接觸，吸收了中原文化，也發展了它固有的文化。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傳統就是「楚辭」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基礎。
首先，發達而又獨具特色的楚文化孕育著偉大的詩人，它是楚辭產生的土壤。中華民族與世界各民族一樣，在原始時代有著豐富多彩的神話。當中原地區的正統經典把古代遺留下來的美麗神話一概加以「歷史化」時，地處南方的楚國仍然存在著許多瑰麗的神話；《漢書》就說，「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這樣的風俗，在神話傳說的保存和流傳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楚辭《九歌》是經屈原加工過的楚國民間祭神的樂歌，其中就可以看出楚地的風俗是如何富有神話的意味和色彩。在《離騷》、《天問》、《招魂》等詩篇中，神話素材經過屈原的精心結撰，都產生了極大的藝術魅力。同時，神話傳說擴大了詩人馳騁想像的空間，豐富了屈原創作的內容，為積極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形成與發展，開辟了道路。
楚國山川佳麗，物產豐富，楚國人民，特別愛好音樂舞蹈；而巫風的盛行，更推動了音樂舞蹈的發展。迄今為止的考古發現也說明，楚國人民比中原列國人民更為能歌善舞。這也直接影響了詩歌的創作。王國維就認為《九歌》是後世戲劇的萌芽；聞一多更改寫《九歌》為歌舞劇。同時，自然風光不僅陶冶了詩人的性情、豐富了詩人的想像，而且還提供了詩人藉以抒情的素材。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就說：「屈平所以能洞鑒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這確實是屈原得天獨厚的地方。
其次，中原地區傳統的和具有時代特色的文化，與屈原和楚辭的產生也有密切關系。《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它多方面描寫了現實生活，表現了不同階級或階層的人對現實生活的感受，具有現實主義精神。藝術手法上，它大量運用比、興，獲得了顯著的藝術效果。在南北文化的交流中，《詩經》給楚辭提供了極為有益的借鑒，楚辭中的比興手法和面向現實的精神，顯然繼承了《詩經》的傳統。
謀臣智士積極奔波，在統治者中尋找「知音」；而列 國 君主也願意傾聽他們的游說之辭。這一時代特色，使士所寫的說理散文，詞章宏麗，感情激越，富有說服力。為了更有說服力，這些散文也大量運用比喻、寓言，使文章更為曲折、生動。百家爭鳴及其相應的散文發展，也給屈原的創作以很大的影響。諸子百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屈原作品中更有鮮明的反映。由於這種種原因，所以對屈原來說，象《詩經》那種簡單的文體和質朴的語言，似乎已不能充分表達他的思想、抒發他的感情了。因此，他便以楚國民歌為基礎，並提煉諸子散文的語言融入詩歌，開創了楚辭這一嶄新的形式，在詩壇上開辟了一代新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