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1、這幅扇面寫了什麼內容？

照片中的草書文字右起豎讀為：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
落款、印章不清楚。
希望能幫到你。

2、采詩說 獻詩說 刪詩說是什麼

1、獻詩說是《詩經》整理編纂過程的一種說法。此說始於東周。周天子為觀察民風，了解民情，制定章典，曾建立了公卿列士獻詩的制度。
2、采詩說即關於《詩經》作品來源和編訂的一種說法。漢代人認為周代設采詩之官到民間采詩，獻於朝廷以了解民情。《漢書藝文志》：「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周王朝是否實行過采詩制度，雖不能確定，但如無周王朝和各諸侯國樂官的參與，民間之詩很難匯集於王廷。
3、刪詩說是關於《詩經》的編輯的一種重要的說法。這種說法影響很大，但是教材認為已經有很多有力的論據證明孔子雖然對《詩經》的完善、傳播和保存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他未曾刪詩。《詩經》的最後刪選編訂者應該是周朝的樂官。

3、采詩的用典示例

唐 皮日休 《奉和魯望樵人十詠·樵歌》：「若遇采詩人，無辭收鄙陋。」
宋 梅堯臣 《田家語》詩序：「因録田家之言次為文，以俟采詩者雲。」
《漢書·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食貨志上》：「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
漢 王褒 《四子講德論》：「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
章炳麟 《國故論衡·辨詩》：「 五季 以降，雖四言之銘，且拱手謝不敏，豈獨采詩可以觀政雲爾。」

4、求古文翻譯 在線等

原創翻譯，請勿復制。

《尚書》中說：「詩言志（詩是用來表達人的志意的），歌詠言（歌是延長詩的語言，徐徐詠唱，以突出詩的意義）。」所以心感受到哀樂，而用歌詠之聲表現出來。誦讀語言叫做詩，唱出聲音叫做歌。所以古代有到民間采詩的官，做王的人（通過採集來的詩歌）以觀察民間的風俗，知道施政的得失，用來考察自己（的行動）是否合於法則。孔子單純採用周朝的詩歌，上到殷商，下到魯國，總共三百零五篇，（編為《詩經》）。（《詩經》）遭到秦朝時焚書坑儒的災禍，卻能全部保存下來的原因，是因為詩歌是用來詠唱（因此便於記憶），不僅僅是寫在竹帛上。漢朝興起後，魯國的申培為《詩經》做訓詁注釋，而齊國的轅固，燕國的韓嬰都為《詩經》作注釋。有時採取春秋中的意義，有時雜采各種說法，都並非原本的意思。雖然都不是原本的意思，魯國的申培的訓詁注釋則比較接近原意。這三家都被任命為官方教育的教官。又有毛公（魯國毛亨和趙國毛萇）所輯錄和注釋的《詩》，自稱是子夏傳下來的，河間獻王非常喜好，但沒有能夠被列為官方正統。

5、「采詩官」這個職業在周代是做什麼的，為何會令人羨慕？

《詩經》作為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錄著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的民間詩歌，同時也見證了那個時期的世間百態與社會風貌。舉個例子：「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這是古代男子對美好女子的贊美與示愛；「碩鼠碩鼠，無食我黍」，這是對古代官員魚肉百姓的不滿；「吁嗟鳩兮，無與士耽」是古人對女子不要墜入情網的勸誡……

我們知道，《詩經》是由孔子編訂的，那麼詩篇的收集是出於誰人之手呢？其實，詩篇的收集涉及到一個古老的職業——「采詩官」。采詩官，顧名思義，就是收集詩歌的人。采詩官可謂是一個低調且神秘的職業——采詩官們大多數沒有在史書上留下名姓，但卻依然讓人羨慕不已。「采詩官」一職究竟具有什麼魅力？在本篇文章當中，就讓筆者帶諸位一同去揭秘。

采詩活動發生在周代，又名周代采詩。周朝設有專門采詩的官員，即采詩官。據史料《漢書·藝文志》記載：

詩言志，歌詠言……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在所有的涉及當時文化領域的職業中，采詩官無疑是最古老、最有品位的職業。三千多年前，周天子以禮樂治天下，百姓在當時以耕地種田為生居多，日子慵懶而閑適。為了對抗生活的單調，百姓將日常的喜怒哀樂通過詩歌表達出來。

那在當時那樣一個年代，世間萬物，皆可入詩，詩歌便是生活。孟秋七月，又到了采詩的季節。采詩官因此被朝廷派遣巡遊民間各地，體察民俗風情，了解政治得失。采詩官們身背竹卷書，手搖木鐸，行走在田園小徑，游盪於山林之間，只為了解民生，收集民間小調。

在大多數采詩官的心裡，百姓之事無小事，他們因此深受百姓歡迎。每每遇到友善的村民，采詩官都上前去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遇到壞官當道，他們更是將當地百姓對他們的評價實事求是地記錄下來——「相鼠有皮，人而無儀。」可謂是古代的新聞記者。夜幕降臨，他們一天的行程才匆匆結束，回到居室，將他們一天的收獲雕刻編撰成詩。直至秋季過後，遍布中原大地的采詩官們才被朝廷召回，采來的詩，便交於朝廷的樂師，配上音律，形成詩歌，獻唱給周天子，以供參考施政。就這樣，一次民間調查就在遊山玩水之間詩意而輕松地結束了。暮春三月，新一輪的采詩旅程又將開始，他們還多了一個新任務——去驗證朝廷的施政是否有效。

采詩官雖任命於朝廷，但一年下來在朝廷停留的時間往往只有不到三個月。采詩官直屬主管樂理的太師部門，他們收集回來的情況可以直接上陳給周天子，其中沒有任何陽奉陰違弄虛作假之事，保證了民生情況的真實性。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采詩官們看似地位卑微，事實上卻擔負著當時國家新聞記者般的重任，同時為古代詩篇的收集撰寫和後世流傳考古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比起在朝廷興風作浪的參政大臣，他們更願意遠離廟堂，當一個小人物，去體恤民生民情。但他們又不如隱居山林的詩人那番消極避世。這便是采詩官一職魅力所在——在入仕與出仕之間，它是一個最舒服的位置。當然這么舒服的職業並不是想當就能當的，采詩官被要求來自民間，並且要有文化！

歷史邁入春秋戰國時期以後，各諸侯國野心勃勃之勢日益顯露出來，戰爭終於爆發了，這無疑牽絆著采詩官的自由之身。戰爭的號角驚醒了采詩官們美麗的夢，也終將采詩官一職廢除。後來，一位大呼禮崩樂壞的老者，將采詩官們的詩篇整理出來，寫成《詩經》。

無奈采詩官一職短短幾百年就被廢除，後再無復用。唐代詩人白居易曾迫切地希望采詩官一職重新被確立。白居易在自己的詩《采詩官》之中寫道：「言者無罪聞著者誡，下流上通上下泰。」感慨采詩官對國泰民安的作用之大，又寫道如今朝廷不願聽從諫言，樂府只能歌頌朝政而不敢表興德之言的弊端——「若求興諭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並強調應該參考先人從詩歌中發現朝廷的不足之處和百姓的疾苦。

如今看來，采詩官仍然是當代人眼中的「神仙」職業。它自由、有趣，富有詩意和浪漫氣息，又不失意義。采詩官們體恤百姓，憎愛分明。如果穿越去周代，你願意當一名采詩官嗎？

6、求漢書藝文志序全文

總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餚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易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易傳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楊氏二篇。蔡公二篇。韓氏二篇。王氏二篇。丁氏二篇。古五子十八篇。淮南道訓二篇。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圖一。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施、孟、梁丘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以下諸書不記其各家篇目）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書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費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逾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後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樂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以益微。（𥧲，師古註：「𥧲，漸也。」）

春秋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

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𣏌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借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

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後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小學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音、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漸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並列焉。
六藝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經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儒家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漸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陰陽家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義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譥者為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

墨家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縱橫家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雜家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7、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是什麼？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詩歌311篇，又稱《詩三百》。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
《詩經》共有風、雅、頌三個部分。其中「風」包括"十五國風」，有詩160篇，是《詩經》中的核心內容；「雅」分「大雅」、「小[1]雅」，有詩105篇；「頌」分「周頌」、「魯頌」、「商頌」，有詩40篇。
《詩經》共收集了311篇詩歌，其中6篇為笙詩，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現存305篇(既有標題又有文辭的)。到了戰國時期，禮崩樂壞，大量樂譜失傳，僅存的歌詞則編入《詩經》。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這些詩當初都是配樂而歌的歌詞，保留著古代詩歌、音樂、舞蹈相結合的形式，但在長期的流傳中，樂譜和舞蹈失傳，就只剩下詩歌了。
編集 關於《詩經》的編集，漢代有三種說法：①行人采詩說。《漢書·藝文志》載：「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詩經》305 篇的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和詩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時間長、地域廣，在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的情況下，如果不是經過有目的的採集和整理，要產生這樣一部詩歌總集是不可想像的。因而采詩說是可信的。②孔子刪詩說。《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穎達、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對此說均持懷疑態度。《詩經》大約成書於公元前6世紀，此時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至魯國觀樂，魯樂工為他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說明那時已有了一部《詩》，此時孔子年僅 8 歲 。 因此近代學者一般認為刪詩說不可信 。 但根據《論語》中孔子所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確曾為《詩》正過樂。只不過至春秋後期新聲興起，古樂失傳，《詩三百》便只有歌詩流傳下來 ，成為今之所見的詩歌總集。 ③獻詩說。 在周代的時候公卿列士獻詩、陳詩，以頌美或諷刺，是有史籍考正的。當時因為天子為了「聽政」和「考其俗尚之美惡」，而命諸侯百官獻詩。
《國語·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師箴，瞍賦，曚誦。」這主要是為了反映民情，考察政治得失，最終用來維持自己的統治，這也正是《漢書·文藝志》里說：「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還有朱熹在《詩集傳》也說過：「詩」是「諸侯采之貢於天子」。而且在《漢書·食貨志》、《禮記·王制》、《晉語六》也有類似的記載。
體例分類 《詩經》所錄，均為曾經入樂的歌詞。《詩經》的體例是按照音樂性質的不同來劃分的 ， 分為風 、 雅、頌三類。①風。是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多為民間的歌謠。《風》詩是從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個地區採集上來的土風歌謠 。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 。根據十五國風的名稱及詩的內容大致可推斷出詩產生於現在的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和湖北北部等。②雅 。即朝廷之樂，是周王朝直轄地區的音樂 ，大部分為貴族的作品， 即所謂正聲雅樂 。《雅》詩是宮廷宴享或朝會時的樂歌，按音樂的不同又分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 。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貴族文人的作品。③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的。《頌》詩又分為《周頌》31篇，《魯頌》4篇 ，《商頌》5篇 ，共40篇 。全部是貴族文人的作品。從時間上看，《周頌》和《大雅》的大部分當產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當產生在西周後期至東遷時 ； 《 國風 》的大部分和《魯頌》、《商頌》當產生於春秋時期。從思想性和藝術價值上看，三頌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國風。
思想內容 《詩經》全面地展示了中國周代時期的社會生活，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奴隸社會從興盛到衰敗時期的歷史面貌。其中有些詩，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劉 》、《綿》、《皇矣》、《大明》等，記載了後稷降生到武王伐紂，是周部族起源、發展和立國的歷史敘事詩。
有些詩，如《魏風·碩鼠》、《魏風·伐檀》等，以冷嘲熱諷的筆調形象地揭示出奴隸主貪婪成性、不勞而獲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聲和對理想生活的嚮往，顯示了奴隸制崩潰時期奴隸們的覺醒；有些詩，如《小雅·何草不黃》、《豳風·東山》、《唐風·鴇羽》、《小雅·採薇》等寫征夫思家戀土和對戰爭的哀怨；《王風·君子於役 》、《衛風·伯兮》等表現了思婦對徵人的懷念。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時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戰爭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無窮痛苦和災難。有些詩，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畫了婦女們採集車前子的勞動過程；《豳風·七月》記敘了奴隸一年四季的勞動生活；《小雅·無羊》反映了奴隸們的牧羊生活。
還有不少詩表現了青年男女的愛情生活，如《秦風·兼葭》表現了男女之間如夢的追求；《鄭風·溱洧》、《邶風·靜女》表現了男女之間戲謔的歡會；《王風·采葛》表現了男女之間痛苦的相思；《衛風·木瓜》、《召南·摽有梅 》表現了男女之間的相互饋贈；《庸風·柏舟》、《鄭風·將仲子》則反映了家長的干涉和社會輿論給青年男女帶來的痛苦；另如《邶風·谷風》、《衛風》還抒寫了棄婦的哀怨，憤怒譴責了男子的忘恩負義，反映了階級社會中廣大婦女的悲慘命運。
藝術成就及其影響 《周禮·春官·大師》雲：「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詩在《毛詩序》中又作六義。其中，風、雅、頌，是指體例分類來說的；賦、比、興，是就表現手法而言。關於賦、比、興，宋代朱熹在《詩集傳》中做了比較確切的解釋：「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例如《豳風·七月》、《衛風·氓》都是賦體：前者鋪敘了奴隸春耕、採桑、紡織、田獵、造酒、貯藏和准備過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勞動生活，表現了階級的對立和奴隸們的悲憤之情；後者倒敘了棄婦與氓由戀愛到結婚直至被氓遺棄的悲慘遭遇，表現了棄婦的哀怨和決絕。又如《魏風·碩鼠》、《邶風·新台》都是比體：前者把剝削者比作貪婪的大老鼠；後者把淫亂無恥的衛宣公比作大癩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極大的諷刺之意。另如《周南·關雎 》、《魏風·伐檀》都是興體：前者以貞鳥雎鳩的「關關」叫聲起興，聯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後者以奴隸們的「坎坎」伐木聲起興，聯想到奴隸主階級的不勞而獲。在《詩經》中，賦、比、興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賦而比也」，有「比而興也」，還有「興而比也」。如《衛風·氓》是賦體，但詩中「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葚」又顯然是「興而比也」。另如《衛風·碩人》，用鋪陳的手法描寫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齒如瓠犀，螓首蛾眉 」傳神地表現出庄姜的天生麗質 ， 這顯然又是「 賦而比也」。賦、比、興手法的成功運用，是構成《詩經》民歌濃厚風土氣息的重要原因。
《詩經》以四言為主，兼有雜言。在結構上多採用重章疊句的形式加強抒情效果。每一章只變換幾個字，卻能收到迴旋跌宕的藝術效果。在語言上多採用雙聲疊韻、疊字連綿詞來狀物、擬聲、窮貌。「以少總多，情貌無遺」。此外 ，《詩經》在押韻上有的句句押韻，有的隔句押韻，有的一韻到底，有的中途轉韻，現代詩歌的用韻規律在《詩經》中幾乎都已經具備了。
《詩經》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光輝起點。由於其內容豐富、思想和藝術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國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它開創了中國詩歌的優秀傳統，對後世文學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詩經》的影響還越出中國的國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很早就傳入漢文版《詩經》。從18世紀開始，又出現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譯本。《詩經》中的樂歌，原來的主要用途，一是作為各種典禮儀的一部分，二是娛樂，三是表達對於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但到後來，《詩經》成了貴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學習《詩經》成了貴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養。這種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語言的作用，特別在外交場合，常常需要摘引《詩經》中的詩句，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意思。這叫「賦《詩》言志」，其具體情況在《左傳》中多有記載。《論語》記孔子的話說：「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可以看出學習《詩經》對於上層人士以及准備進入上層社會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詩經》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義。《禮記-經解》引用孔子的話說，經過「詩教」，可以導致人「溫柔敦厚」。《論語》記載孔子的話，也說學了《詩》可以「遠之事君，邇之事父」，即學到事奉君主和長輩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見（理應也是當時社會上層一般人的意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意思就是，《詩經》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總體上）是符合於當時社會公認道德原則的。否則不可能用以「教化」。孔子言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論來推測當時人對《詩經》的看法，他們所定的「無邪」的范圍還是相當寬廣的。許多斥責統治黑暗、表現男女愛情的詩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認為是「無邪」即正當的感情流露。第二，盡管如此，《詩經》畢竟不是一部單純的詩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項文化積累，又是貴族日常誦習的對象。所以，雖然其中收錄了不少民間歌謠，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與社會公認的政治與道德原則相沖突的內容。
秦代曾經焚毀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於《詩經》是易於記誦的、士人普遍熟悉的書，所以到漢代又得到流傳。漢初傳授《詩經》學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個學派：齊之轅固生，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後二者取姓氏）。齊、魯、韓三家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但到了東漢以後，毛詩反而日漸興盛，並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
另，「詩三百（詩經）」是中國從「春秋」到「清」的主要教課書之一。

8、觀察朝政的得失在民間草根,這話是從哪個古人說的？

古人說：『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很多網民稱自己為『草根』，那網路就是現在的一個『草野』。網民來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網，民意也就上了網。群眾在哪兒，我們的領導幹部就要到哪兒去，不然怎麼聯系群眾呢？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幹部要學會通過網路走群眾路線，經常上網看看，潛潛水、聊聊天、發發聲，了解群眾所思所願，收集好想法好建議，積極回應網民關切、解疑釋惑。」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出自東漢著名哲學家王充的《論衡·書解》篇。東漢時期的學術形態是經學，與春秋戰國時期的子學頗不相同。子學時代諸子之學為「私學」，各家都著書立說以干君主，希冀用世；而兩漢經學則屬於「官學」，經師大都為官員。他們不再獨自立說，而是在注釋經典說明聖賢思想的過程中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經師們重視「家法」「師法」，講究淵源有自，矩蠖秩然。王充則很特立獨行。他出身「細族孤門」而非世家大族，做過州縣屬官卻因剛直不阿而仕路隔絕；他的學問不是經學，不由師授而深造自得，不囿於五經而直抒胸臆。他把自己的著作叫作「論衡」，意在用冷靜的理性分析精神來疾虛妄，重實際，論定得失；他甚至敢於「問孔」「刺孟」，表現了無所畏懼的求真精神，被後世稱贊為「非聖無法」。近代以來，「論衡」一詞成為評定和批判的代稱，這也是王充的一個貢獻。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反映了王充長期處於社會基層的深切體會，也體現了產生於殷周革代之際的民本傳統。殷人相信神權，認為自己享有天命，政權有上天保佑，「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但真實的歷史是，東夷成湯革了夏桀的命，西岐武王革了商紂的命。「湯武革命」促使周人反思保有一個政權的根本或者說一個政權存在的合法性所在。他們的結論是「惟命不於常」，「天命靡常，唯德是輔」「皇天無親，唯德是輔」。通俗地講，就是沒有永恆的天命，只有永恆的德性；帝或上天不會無原則地保佑一個政權，而只會保佑那些有「德」的政權；統治者的德性比天命更為重要。所以，為了「永命」，就必須認識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否則就會被革命，身為天下戮。殷周以來，「革命」成為中國文化的傳統。《易傳》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德」的施與對象是「民」，得民者得天下。以「德」為媒介，周人把天、天命轉化為民、民心；主張欲知天意，須聽之於民。《尚書》上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如何聽之於民？古代有相應的制度設計，「徇以木鐸」是其中的一種，相當於現在的政治咨詢。《周禮》上說：「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詩經》上說：「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芻蕘即是割草打柴的平民。《詩經》中的《國風》反映了當時各地的風土人情，其來源之一即周王派使者到民間采風所得，這叫「木鐸采詩」。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顏師古注釋說：「采詩，謂採取怨刺之詩也。」《詩經·皇皇者華》正是一首描述使者咨政的詩，其中說：「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載馳載驅，周爰咨謀。……載馳載驅，周爰咨度。……載馳載驅，周爰咨詢。」由於歷史上存在采風咨政制度，所以《左傳》有「子產不毀鄉校」的記載。子產說，人們在鄉校中議論執政，「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這表現了賢人為政的氣度和胸襟。

9、詩經編訂的彩師說出自哪一部書

《孟子·離婁下》。
采詩說出自《孟子·離婁下》是收集民歌采詩說即關於《詩經》作品來源和編訂的一種說法。漢代人認為周代設采詩之官到民間采詩，獻於朝廷以了解民情《漢書藝文志》：「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周王朝是否實行過采詩制度，雖不能確定，但如無周王朝和各諸侯國樂官的參與，民間之詩很難匯集於王廷。

10、請問有誰能幫我翻譯下面的句子

子路請益，孔子答以「無倦」。請益，即是請孔子加以說明。顏淵篇顏子請問其目，也是請益的意思。無倦，即是先之勞之，永不懈怠。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為季氏的邑宰，因此請問為政之道。孔子答復仲弓：「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是邑宰之下各司其事的群屬。辦政治，必須先分配有司的職務，使其職掌分明，辦事有序。赦小過，人民有小過失，可以饒恕。諸注以赦小過為赦有司的小過，恐非經義。賢才是有德有能的人，要特別舉用他，始能將政治辦得好。
仲弓又問：「焉知賢才而舉之？」問意是如何知道賢才。孔子說，舉你所知。你所不知，但有他人知道，「人其舍諸」，他人豈舍之乎。意思是他人會推薦給你。
為政在人，所以仲弓問政的意義歸結在舉賢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衛君是指衛靈公的孫子出公輒。輒的父親蒯聵是靈公的太子，因罪逃往國外，靈公卒，由輒繼為衛君。後來蒯聵回國，取得君位，輒則出奔，因此稱為出公輒。
據左傳記載，蒯聵在魯定公十四年、因恥其母南子淫亂，涉嫌想殺南子，奔往宋國。魯哀公二年春，衛靈公有意立公子郢為太子，郢辭之。同年夏，靈公卒，南子命公子郢繼位，郢再堅辭，遂立蒯聵之子輒為衛君。是年六月，晉國的趙鞅助聵返衛國戚邑。魯哀公三年春，衛石曼姑等帥師圍戚。歷史家稱他們父子爭國。其實是否出於父子本意還是疑問。此後蒯聵一直居在戚邑。至魯哀公十五年冬，聵與渾良夫等潛入衛家，挾持孔悝，強迫與之結盟，聵遂立為庄公。明年春，輒出奔。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於魯哀公六年自楚返衛，時在衛君出公輒四年。當時孔子弟子高柴、子路等皆仕於衛。世家在孔子返衛的第二年記載：「衛君欲得孔子為政」，下文即舉「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這一章。
子路問孔子，衛君輒待夫子去輔助他治國，不知夫子將以何事為先。
孔子答以「必也正名乎」，未表示其他的意見。
正名的意思，馬融以為「正百事之名」，鄭康成以為「正書字」，史記以及宋儒以來的學者，大都主張正聵、輒父子之名分。但如解釋正父子之名，則聵為父，應該繼位為君，輒為子，應該退讓。然而輒雖為子，事實上繼位已久，何況靈公在世時已不視聵為太子，而有意立輒。諸注對此問題之解決，雖然所論都持之有故，但是否合乎孔子的意思，頗值得懷疑。
子路不以正名為是，所以說：「有是哉」，接之便指孔子的話為迂闊。他的意思是衛君輒在位已久，繼續作君即可，「奚其正」，何必正名。
孔子糾正子路說：「野哉由也」，野字不能解釋為鄙俗，應依孔安國註：「猶不達也」，不達就是對某事不明白，所以下句便說：「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君子對於自己所不明白的事情，便須「蓋闕」不說。
下面是孔子為子路解釋必須正名的道理：
名不正，名與事實不相符，則言語錯誤，不能順理成章。言不順，則辦事不能成功。辦普通事猶不成功，何況推行禮樂教化之事。治國必須以禮樂來教化。普通事辦不成，一切雜亂無章，則禮樂更不能興起。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即是刑罰用之不當。刑罰不中，則人民感覺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這就天下大亂了。
最後是結語：所以，君子用一個名詞，必使恰如事實，能以順理的說得出來。能順理的說得出來，必能行得通。君子說話不能隨便。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稼是種五穀。圃是種菜蔬。
樊遲請學稼，又請學為圃，孔子不答復，只說「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而已。

待樊遲出去後，孔子為其餘的弟子說明不用學稼的道理。

「小人哉，樊須也」，這里的小人，不是褒貶之辭，是指種五穀、治園圃種菜蔬而言，這些都是小人之事。所以小人是老農老圃的稱謂。

在孔子時，政治不好，禮樂行不通，樊遲請學稼圃，意思是在諷勸孔子教民稼穡，這樣對於民生也有益處。但孔子不以為然，而以辦政治為重要，所以解釋，在上位的人好禮，民眾就不敢不敬，在上位的人好義，民眾就不敢不服從，在上位的人好信，民眾就不敢不用情。情是情實，用情，是以誠實相待。在上位的為政者能夠如此，四方之民自然襁負其子而來歸。何用自己耕稼。襁負是用布將小兒束負於背上。

「焉用稼」，是孔子勉勵弟子們要研究修己安人的大學問，要致力於治國平天下的大事業，不要分心去種谷種菜，因為種谷種菜的事情自有農業專家如老農老圃去作。而且農業是否振興，要看政治是否改善，如果政治不好，則農業以及工商等業都興不起來。所以改善政治實為發展農業的先決條件。由此可知，「焉用稼」一語並非忽視農人與農業。孟子滕文公篇辯論許子並耕之非，可以參考。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誦詩三百，就是現在詩經里的三百零五篇詩。三百是舉其整數而言。孔子以為，讀了三百多篇詩，應該會辦政治，會辦外交，如果把政事交給他，而他不能通達，派他到國外辦事，在辭令方面，又不能專對，讀詩雖多，又有何用。

毛詩序說：「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漢書藝文志說：「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這都足以說明詩能通達政事的道理。

季氏篇記孔子的話說，「不學詩，無以言」，會詩，便會言語，用於外交，可以獨自隨機應對，達成使命。專對的意義，古注舉庄公十九年公羊傳說：「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字，指的是當政的人。當政者本身行得正，辦一切事都合規矩，自然能獲民眾擁護。所以說不令而行。但如當政的人本身行得不正，雖下命令，民眾也不會服從。

皇疏：「其身正。如直形而影自直。其身不正。如曲表而求直影，影終不直也。」

顏淵篇孔子曾說：「政者正也。」本篇除此章外，又有「苟正其身」一章。足見政治領袖以本身守正為重要。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是周公的封國，衛是康叔的封國，在周公兄弟九人中，康叔與周公最親密，如左傳定公六年，衛公叔文子說：「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

集解包注，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

皇疏，在周公初時，二國風化俱治如兄弟，至周末，二國風化俱惡，亦如兄弟。

朱子集注，魯、衛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以上三種解釋，可以並存參考。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古注魯哀公的庶子也稱公子荊，因此，這里用一衛字來區別。

孔子稱贊衛國的公子荊善居室。依皇疏，善字作能字講，即是能治其家而不奢侈的意思。

諸侯之子除繼承君位稱為世子者外，其餘皆稱公子。衛公子荊少居宮中，成年之後，結婚成家，父君給他一處采地，由他治理自己的家室，開始只有一些必需的用具，叫做「始有」，後來略有增加，叫做「少有」，後又因為積蓄更多，再為增加，叫做「富有」。他在始有時說「苟合矣」，在少有時說「苟完矣」，在富有時說「苟美矣」。這三個苟字作苟且講，或作誠字講，都不很恰當，依王引之經傳釋詞，作但字講較好，但字更能顯示滿足的語氣，例如周易系辭傳說「苟錯諸地而可矣」，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其中的苟字都作但字講，表示如此即可的意思。苟合矣的合字，依俞氏群經平議，與給字通用，給的意義是足，始有即感滿足，後來苟完、苟美，完是完備，美是美好，隨時都感滿足。這樣解釋，更合乎經義。

貪求財富，永遠不能滿足，這是一般人的通病。衛公子荊處處知足，這是他的美德，所以孔子稱贊他。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到衛國，冉有替孔子御車。孔子一看衛國有很多人民，便說「庶矣哉。」庶即是眾多之義。

人民眾多，就政治說，那是好事。如禮記大學說：「財散則民聚。」反之，如禮記檀弓說：「苛政猛於虎」，便不能多聚人民。

冉有一聽孔子稱衛國人多，便想了解為政之道如何好上加好，所以問：「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說：「富之。」要使人民富足。冉有再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以為，人民富了，就要受教育，所以說：「教之。」

孔子在這里只提示先富民後教民。如何富民，則需治國者本於仁政因時因地而制宜。至於教民，自以五倫教育為根本。孔子祖述堯舜，堯帝教民就是教以人倫，孟子滕文公篇說得很詳細。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古注皆作一周年解釋，期音基。

孔子假設，如有人聘用他去治國，他預定一年可以治理就緒，三年便有成就。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這是孔子居在衛國時，有感而發。當時衛靈公已老，怠於政事，不能用孔子，孔子喟嘆，說了這幾句話。

世家「期月」作「月」，「而已」之後沒有「可也」二字。論語此章「可也」的「可」字，是指初步的功效而言。孔子從前治理魯國，孔子世家說，三個月即告大治。此就衛國的情形衡量，預計三年有成，到時候，自然使民眾富足，而又受禮樂教化。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人治國一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這兩句是成語。誠哉是言也。這是孔子稱贊的話。
竹氏會箋說：冉子所議實是國政，不是家事，有政亦是據實而對，但季氏專於魯政，不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則雖政亦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一言而可以興邦」，這是成語，魯定公懷疑，一句話有這樣大的功用嗎。所以他問孔子：「有之歟？」
孔子對定公說：「言不可以若是」，一句話就把國家興起來，大概不如此，但是「其幾也。」幾字當近字講，較好。雖不能說一言興邦，然說一句有道理的話，可與興邦接近。例如有人曾說：「為君難，為臣不易。」為君，為臣，都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國家辦理大事，所以難為。如果為君者深知為君之難，而能慎重其事，則「為君難」這一言雖不立即興邦，但也就近於興邦了。
定公又問：「一言而喪邦，有諸？」一言喪邦，也是成語。孔子答意相同，舉例則略有分別。例如有人曾說：「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此意是，我當國君唯一的樂趣，就是我所說的話無人敢違背。孔子舉例後，再加以辨別。國君說的話，如果是善，也就是有道理，無人敢違，那當然很好，如果不善，而無人敢違，那樣，雖然不會馬上就亡國，但已接近亡國了。
言為心聲，孔子解答魯定公這兩個問題，其實就是指明為政者有知難敬事之心，要有去驕納諫之心。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葉，音攝，原為一小國，後屬於楚，由葉公治理。葉公是楚大夫沈諸梁，字子高。
葉公問政，孔子答復，為政之道，要使近者歡悅，遠者來歸。近者是本國人，遠者是外國人，為政而能使近悅遠來，必是施行仁政，感召國內外人民。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的父，音甫，春秋大事表說，這是魯國人的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鄭康成註：「舊說，莒父，魯下邑。」
子夏當莒父的邑宰，向孔子請示政事。孔子告訴他：「無欲速」，不要求其速成，「無見小利」，不要著眼於小利益。因為，欲速反而不達，見小利，則不能成就大事。
欲速不達，喻如治病服葯，不能將幾次的分量並為一次服下去，而且三分服葯，七分調養，欲速則不能治癒。小利妨礙大事，喻如講求霸業，則不能成就王道。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直躬，據經典釋文引鄭康成注，直是正直的人，躬是這人的名字，鄭本躬作弓。淮南子汜論訓高誘注，直躬是楚國葉縣人。攘，說文：「推也。從手，襄聲。」段注引曲禮鄭註：「攘，古讓字。」後來作奪取之義講。又引論語此處之義說：「因其自來而取，曰攘。」
證父攘羊，事雖直，但違背天倫之理，其中有詐，實不可取。父子相隱，出於天然，事雖屈，而理至直，所以孔子說：「直在其中矣。」
皇疏：「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若不知相隱，則人倫之義絕矣。」又：「范寧曰，夫所謂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隱諱，則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焉以為直哉。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為隱，不問其罪。蓋合先王之典章。」昔日法律依禮而制定，即在維護人倫常道。合乎倫常之直是為有道之直。背棄倫常之直，其直詭譎，而不可信。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敬二字，依說文，都當肅字講，此處應該稍有分別。竹氏會箋說，尚書無逸篇，疏引鄭注，恭在貌，敬在心。劉氏正義引漢書五行志，內曰恭，外曰敬。論語此章從五行志解釋比較好。
樊遲問仁，孔子答以居處恭三句。居是安居時，恭是心裡保持恭肅。仁人必先誠於中，然後辦事始能形於外，所以安居無事時要存恭肅之心。執事敬，辦事篤實，毫不苟且。與人忠，待人忠誠，決不欺騙。這三者是為人之道，雖到文化落後的夷狄之地，也不可舍棄。
前篇顏淵問仁，孔子答，克己復禮為仁。而為仁的條目則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些條目都難實行。此章恭敬忠，比較容易學，學到了，就是仁。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貢在孔門中，長於言語，他問的事情，往往問在此而意在彼。此問，怎樣才可以稱為士。孔子答，「行己有恥」，一己的行為，要有羞恥心來約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出使外國，能完成外交任務，不使君命受辱，如此，「可謂士矣」。
子貢請問次一等。孔子說，宗族的人稱他是孝子，鄉里的人稱他能行弟道。
子貢請問再次一等。孔子答，「言必信，行必果」，說話，必守信不移，做事，必堅持到底，「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這是不能變通的小人，硜硜然，像石頭那樣堅實，然而亦可以為再次一等的士。小人不比大人，大人如孟子離婁篇所說，「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小人必信必果，而不與義配合，則不免於流弊，所以更次一等。但在春秋時代，世襲的卿大夫，或弒君，或弒父，連這樣的小人也比不上。
子貢原來問士，以及一再的敢問其次，最後始問今之從政的人何如，也就是問那時候的士大夫何如，這才是他所問的本意。
孔子說：「噫」，嘆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小器之人何能入算。
筲，鄭注竹器，容一斗二升。斗與筲容量都很小，以此比喻一個人的器識淺陋。孔子時代的諸大夫就是斗筲之人。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佔而已矣。

「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集解鄭註：「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皇疏又引衛瓘解釋：「無恆之人乃不可以為巫醫。」鄭注將下句解為另一人，較好。衛注之意，無恆的人，不可以作巫醫。鄭注之意，巫醫治不好無恆的人。
「子曰：不佔而已矣」，集解鄭注，易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佔。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與人相處，和平忍讓，而其見解卓越，與眾不同。小人所見平庸，與眾相同，而其爭利之心特別強，不能與人和諧辦事，但能擾亂他人而已。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毛西河論語稽求篇，認為漢儒另有一解，說字當言說之義講。他引先聽齋講錄說：「君子厚重緘默，不輕說人長短。苟於義分不宜說，有相對終日不出一字者，似乎深沉不可測。而使人平易，絕無苛求。小人相對喋喋然，議論蜂發，非義分所當說亦說之。而一經使人，便苛求不已。」
程氏樹德論語集釋案語，說字疑當作言說或游說。他說，皇本於論語所有說字多從心作悅，獨此章不改，毛氏此說似可從。但翟灝四書考異認為，說與事對待反覆，如讀說字為言說音，則甚不融洽。